解放战争中一场战役，我军12万对敌2万却落得战败，最后谁担了责

1946年8月1日，华北雨季刚歇，雁门关以北的山岭仍带着潮气。晋察冀、晋绥两区主力先后集结到大同外围，十二万兵力压了上来，外界原本以为这不过是几天的工夫。然而结局却让人大跌眼镜——大同没拿下，反而在集宁吃了败仗，“十二万打两万”的尴尬很快传遍前线营房。

当时的大同是阎锡山的北部屏障，守城部队不到两万，城墙高十二米，碉堡密布，机枪眼像蜂窝一样。单看防御体系，硬度不逊早年的北洋军阀工事。晋察冀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判断，只要连续逼攻、切断外援，大同城墙终归挡不住炮火和冲击。于是两区部队南北对进，后勤也连夜把迫击炮、梯子、炸药包送到前沿。

阎锡山急得连夜拍电报给南京。蒋介石翻地图后发现，真正能动手的只有驻归绥的傅作义。傅作义对山西事务原本兴趣不大，可架不住南京方面塞来高官厚禄的承诺，他点头，“东援，但不走寻常路”。随后一套“围魏救赵”的计划悄悄展开：主攻张家口—集宁一线，不直接扑向大同。

阳高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的。会上讨论热烈，却普遍低估傅作义：区区归绥骑兵军，真敢插手山西？多数人给出的答案是“不会大动干戈”。会议后线兵布局：凉城兵力最厚，卓资最薄，只留一个旅，集宁方面三团撑门面。这种调配，后来成了整个战役的埋伏笔。

8月下旬，傅作义部三个师突然扑向卓资。卓资守军清晨喝完糊糊，下午就丢了城，八个小时结束战斗，情报送到大同前线时，指挥部还以为是数字抄错了。兵棋沙盘上，卓资本属侧翼小城，如今却成为突破口。紧接着，傅部掉头指向集宁，同时放出和谈烟幕：“愿意停火，坐下来谈。”

9月12日凌晨，集宁外围寂静得出奇。守城的三个团还以为真能谈判，直到天蒙蒙亮，炮声像炸雷一样砸下来。敌人四个师并列推进，一小时后便抵近市区。情况危急，晋绥、晋察冀主力开始昼夜急行军回援，部队一边走一边拆铁路枕木生火做饭，体力消耗极大。

午后两点，双方在集宁西南山坡短兵相接。董其武部的新编第31师被压在坡上，弹药快耗尽，眼看败局已定。就在此时，傅作义的101师赶到。指挥所里电台不停闪灯，报务员高喊：“敌援主力出现！”前线官兵普遍主张先收拾31师，再回头对付101师，可命令很快下来——“集中力量西攻101师！”

一道命令，改变全局。部队掉头，原本半死不活的31师获得喘息。山坡上的守军甚至来不及擦汗，便重新压上火力。101师与31师会合后，由防转攻。我军经历来回折腾，战线拉长，弹药补给出现脱节，阵地被逐次撕裂。13日黄昏，又两支骑兵师疾驰而来，傅作义集中了足足六个师。疲惫的晋察冀、晋绥部队在夜色中被迫向东北方向撤出战场。

从卓资到集宁的两连败，不只是数字上的损失。大同围城被迫解除，张家口门户洞开，整个华北战局节奏被打乱。战后检讨会上，聂荣臻站起来，只说了两句：“决策失误，责任在我；指挥不当，愿受处分。”现场沉默良久。张宗逊事后回忆：“那天屋子里能听见铅笔掉地的声音。”

有意思的是，傅作义后来在回忆录里承认，集宁之战其实悬得很，他用“赌桌上最后一颗筹码”形容当时心态。如果解放军坚持先灭31师，他未必能拖到101师合拢。正因为我军临阵改打援军，才让他从绝境中翻盘。这句话后来被写进军事院校教材，成为“战机选择”典型案例。

关于失败原因，学界总结过很多条：兵力分散、防御轻视、攻坚火力不足、交通线过长等等。再往深处看，部队多数从游击战过渡到攻坚战，经验缺口并非一两次拉练能补。装备更是短板，迫击炮口径小，大同城墙硬得跟钢板似的，仅靠手雷和梯子，别说摧毁碉堡，连近身都困难。攻城延宕，给了对手充分准备。

轻敌心理也不可忽视。早年与阎锡山交手，解放区部队吃过对方装备落后的“甜头”，潜意识里把归绥来援当作骑兵巡逻，没料到傅作义迅速换装美式武器，尤其是火力凶猛的105毫米榴弹炮，一发下去，山坡能被削掉半米。

战败的直接后果，是华北部队迅速修订作战条令：情报先行、歼击优先、连续作战，三条写得比谁都大。最醒目的变化发生在1948年秋天，当集宁再次出现在会战计划里，指挥官首先调集大炮，集中突击点，空出运输线。一个多月后，集宁拿下。这一次，没有重演两年前的遗憾。

聂荣臻的那份战后检讨，被放在晋察冀军区学校讲堂，油印成册。复印纸已经发黄，字号不大，却写得直白：“指挥距离远、情报不准、判断失衡，皆是教训。”行文没有官话，读来扎心。多年以后，仍有老兵说，当初正是看了这份检讨，才明白胜败之间的那层纸有多薄。这一纸检讨也成为后来华北野战军内部教学的第一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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