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康生会见宋任穷时，嫌弃原子弹进程慢，毛主席9个字回怼

1961年6月，广州的雨季刚过，空气里仍带着潮气。广交会闭幕不久，毛主席在中南地区小范围调研，康生随行。宋任穷因工业会议恰好也到广州，几人被安排在东山一处临时会议室小聚。没有正式议程，只是谈心，可话题却不知不觉转到了二机部的进度。

康生端着茶碗，用半开玩笑的口气问宋任穷：“到底什么时候能把那玩意儿炸响？”宋任穷放缓语速，谨慎回答：“从铀浓缩到装药，至少还得三四年。”短暂沉默后，康生冷声道：“太慢，换个人，明年就炸。”一句话砸在桌上，瓷杯轻颤。

毛主席侧身，目光从窗外移回屋内，只说了九个字：“你去当二机部部长吧！”声调不高，却透着不容置疑。康生闻言，只能低头抿茶。气氛归于安静，宋任穷借机汇报最新节点：404铀矿场正加紧扩产，新建反应堆设计已出图，按部里排期，1964年有望完成第一次全系统联调。

会面时间不长，却折射出当时核工业的真实境况——急、难、缺交织在一起。回望那几年，新中国碰到的第一堵墙，就是技术封锁。1945年，美军在广岛长崎引爆原子弹，随即形成“核垄断俱乐部”；1953年，苏联宣布氢弹试验成功，国际格局骤变。要想少受制于人，必须自己掌握核手段，这在1955年的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已被列入战略工程。

1956年4月，中央决定组建第二机械工业部，毛主席钦点宋任穷出任部长。宋任穷当时刚完成云南整军任务，行李没来得及多带，直接进驻北京西南郊的指挥部。他的第一份文件，就是把原子弹研制拆解成五条主线：铀矿勘探、反应堆建设、浓缩工厂、武器化设计、测试靶场。此后，“两弹一艇”雏形由此确立。

有意思的是，苏联最初并非全然拒绝援助。1957年6月，莫斯科与北京签署了《关于提供新式武器样品、协助生产的协定》。哈尔滨工业大学选拔三百多名学员赴苏培训，代号“572”工程也随之启动。遗憾的是，1959年底中苏关系恶化，苏方撤走专家，提供的核心图纸亦被收回。二机部一下子陷入“图纸断供、设备停线”的尴尬。就在这个档口，宋任穷不得不把大批设计人员集中到海淀的一座简易礼堂里，一边翻译仅剩的俄文资料，一边凭经验补缺。灯光昏暗，冬夜室温只有零下三度，厚棉大衣和图板始终捆绑在一起。

原料同样让人头疼。全国已知铀矿点不足十处，大多分布在西北戈壁、高原山脉，开采条件艰苦。宋任穷提出“矿、厂、军三线联动”，把勘探队伍直接并入总设计流程，既节省沟通成本，也确保矿石指标与工艺适配。一位年轻地质员曾回忆：“宋部长问得比我们地质课本还细。”这种盯到细节的作风，后来被部里称作“拼刺刀式推进”。

就在缺钱缺设备的背景下，二机部依旧要给国家出成绩。1960年10月，404厂建成首条实验性铀浓缩线，但效率低得可怜，连一颗炮弹的装料都凑不齐。宋任穷索性把样品送到北京，亲自拿给中科院化学所做分析。数据表明，扩散筒内部涂层不均匀导致分离系数不足，他马上拍板：拆，重新涂覆。三个月后，分离系数提升了12%，第一次稳定产出武器级原料。

再说回1961年的广州那场小聚。毛主席用那九字回应，表面看是在为宋任穷撑腰，更深层意义在于让外行不要过度打断专业流程。原子弹不是快马加鞭能解决的事，每一个工序都得精准到微米级、秒级。毛主席深知其中利害，才会当面敲打康生。康生随后虽不再插话，但会后私下承认“这事真不是喊口号能干出来的”。

会后第三天，宋任穷赶回北京，直接进了二机部技术局。为了抢时间，他把反应堆冷却系统改用国内自产铍铜管，避开了进口瓶颈。一个月内，40多吨材料就位，施工图重新下发。轻描淡写一句“材料换了”，背后是全国十几家工厂连轴转的夜班。

1964年10月16日，戈壁深处升腾起蘑菇云。试验成功那一刻，控制室里没人鼓掌，只能互相点头。当天晚些时候，宋任穷在电话里报告毛主席：“达标。”电话那端，毛主席平静地说：“好，通知国务院开会。”

从广州那间不起眼的会议室，到罗布泊冲天而起的烈焰，整整历时三年多。期间的争论与质疑不少，但核心团队始终没有偏离路线。研究室的老工程师回忆那九个字时，常用五个字概括毛主席的态度：懂行的来干。短短九字，是信任，更是对科学规律的敬畏。

今天的档案显示，1961年那场小聚只留下简短纪要，连参会时间都未精确记录。可在核工业口口相传的故事里，它成了一个节点——技术决策与政治支持在此交汇，宁愿慢一点，也不允许草率。宋任穷把这份准则写进二机部内部守则：数据先行，方案坐实，然后再谈速度。事实证明，这条路走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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