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马叙伦病中择三个国庆节日选定其一，毛主席看后：同意

1949年10月8日深夜，中南海瀛台的灯光还亮着。屋内药味浓重，马叙伦靠在枕上，手里却紧握毛笔。发烧让他直冒汗，他仍执意完成一份薄薄的提案——新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国庆日，且不能再拖。

写到一半，他停笔思索，从日历上圈出三处红点：9月21日、9月30日、10月1日。这三天，他都亲历过，也清楚各自重要性。可国庆不是单纯纪念，更要方便群众记忆，还要向世界宣告国家的正式登场。多方衡量后，他重重在“十月一日”旁画了双圈，低声自语：“就它了。”

短短一句话，耗尽力气。护士担心，劝他休息，他摆手：“来不及。”随后请许广平第二天带着文件去政协会议。“如果各位觉得妥，就请毛主席过目。”他语速极慢，却异常坚决。

回溯数月前，3月23日，西柏坡春寒料峭。毛泽东登车前留下那句家喻户晓的“进京赶考”，马叙伦当时已在北平等候。民主人士北上行动由周恩来统筹，三批人马陆续到达沈阳再转北平，他是第二批。一个月后，他与郭沫若、李济深等人在西苑机场迎接中共中央书记处进城，两边一握手，新旧合作翻开崭新篇章。

6月15日，政协筹备会议正式启动。六个小组分头作业，国旗、国徽、国歌、政府方案次第敲定。大厅里红纸文件堆成小山，却没有人提到“国庆”二字。马叙伦心里咯噔一下，但因过劳旧疾复发，被医生按着住院，错过数场讨论。

开国大典那天，他扶着栏杆登上城楼。礼炮齐鸣，他的心脏也跟着猛跳。典礼结束翌日高烧不退，却仍在病房写下“得宿”二字，祭奠牺牲者。也是在病榻上，他反复推演三种日期的利弊。

9月21日，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开幕。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前身——中南海怀仁堂作报告，《人民日报》翌日报头打出“大会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法理意义十分突出。

9月30日，会议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国家机构自此确立。形式完备，时间连贯，可因与开幕式间隔仅九天，社会反响尚未发酵。

10月1日，开国大典。30万群众亲眼所见，电台同步广播，莫斯科、布拉格、平壤等地立即发来贺电。世界了解新中国，从这一天开始。马叙伦判断，大众记忆会牢牢锁定这一天，“政治符号”与“民众情感”实现了罕见重合。

10月9日清晨，许广平捧着提案走进政协礼堂。议程临近尾声，她举手示意，申请发言。文件送到主席台，毛主席翻到结尾，微笑着对身旁周恩来说：“我同意，很好！”会场短暂寂静，随后鼓掌声此起彼伏。决议当场通过，同日下午转报中央人民政府，程序一气呵成。

12月3日，政务院发布命令：自1950年起，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新闻一出，城市街头孩童奔走相告，农村广播高声播报。他们并不知道，是病房里那支带着药味的毛笔做出的选择。

选定国庆之后，马叙伦很快投入另一条战线。11月，他兼任教育部部长。粮票紧张，学校伙食差，学生体质下降，他向中央连打三份报告。毛主席批示八字：“健康第一，学习第二。”文件发到各省，课表被压缩，体育课增加。有人纳闷新部长为何对“吃饭、跑步”如此上心，不知他的坚持延续自当年北洋时期“索薪运动”时的那股倔劲。

回忆马叙伦早年的行事风格，两件事常被提起：抗战期间拒绝担任伪职，退回米票；下关惨案中，头部负伤仍高喊“和平万岁”。这种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大势紧扣的精神，使他与共产党天然契合。周恩来在病房握住他的手时，他曾低声说：“中国的前途，就靠你们。”

如今，档案馆的那份提案已被塑封。纸张略黄，墨迹透亮。每到十月一日，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准时开始，万众齐唱《义勇军进行曲》。远处人群里，总有人轻声提及一个并不显眼的名字——马叙伦——因为那面五星红旗的生日，就是他在病榻前划下的双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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