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雅视频”到“同款睡裙狂卖”:我们该如何看待那位曾医生?
最近,湖南某医院副院长与曾医生的事件,如同一块巨石投入舆论的湖中,激起的涟漪层层扩散,至今未息。这件事热度极高,其衍生出的种种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一直让我感到言辞的无力,故而迟迟不想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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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曾医生同款睡裙狂卖18万件”的新闻弹窗跳出时,这种沉默被一种复杂的惊叹所打破。我们惊叹的,首先是商家捕捉热点、将流量迅速变现的敏锐嗅觉,这几乎是当代商业的一种本能。但更让我们感到奇诡的,是那18万件睡裙背后,数以万计购买者的心态。这不仅仅是一次消费行为,更像是一次无声的、集体的表态,其中混杂着同情、猎奇、认同,甚至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对主流规训的微妙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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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比这消费奇观更为深刻的,是舆论场中那股对曾医生近乎“全网宽容”的暗流。除了少部分声音在严肃质疑副院长是否存在权色交易、滥用职权等问题外,对事件中的曾医生,批评与辱骂并非主流,取而代之的是广泛的同情与理解。人们似乎集体越过了一场通常足以毁灭一个人社会生命的道德审判,选择将目光投向了她的另一面。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为什么是她,获得了这份不寻常的“宽容”?
首先,这份宽容,根植于她无可指摘的专业硬实力。
在事件的喧嚣之外,如果我们静下心来审视曾医生的职业履历,会看到一幅截然不同的、充满奋斗色彩的图景。她是实打实的医学博士,是医院眼科领域公认的骨干与中坚。二十多篇高水平的SCI论文,是她扎根学术、勤于思考的证明;而在复杂玻璃体视网膜手术方面的技艺精湛,更是将论文写在了手术台上,写在了病人的光明里。
尤其令人动容的是,这一切辉煌的成绩,大多是在她离婚后,独自抚养孩子的艰辛中完成的。我们可以想象,多少个深夜,她在哄睡孩子后,又挑灯阅读文献、分析病例;多少次,她必须在母亲与医生的角色之间无缝切换,且两者都要做到极致。这种在逆境中“为母则刚”、在事业上“精益求精”的形象,本身就蕴含着一种打动人的力量。
作为主任医师,她手术的成功率极高,许多被其他地方视为疑难杂症的眼底疾病,在她手中都能“手到病除”。在病人眼中,她不仅仅是医生,更是带来光明的天使。这种由无数成功病例累积起来的专业信任,构成了她最坚固的“护城河”。
更可贵的是,她的专业精神并未止步于医院的高墙之内。她曾主动请缨,冒着生命危险,克服严重的高原反应,参加医疗援藏工作,为雪域高原的同胞送去清晰的世界。她还远赴万里,参与援非医疗任务,在异国他乡用手术刀搭建起中非友谊的桥梁。她的奉献精神与专业能力,在业内外部有口皆碑。因此,她的主任医师职称与病区主任职位,在公众看来,是凭着实打实的医术与贡献“实至名归”,而非通过其他途径获取。这是大家愿意给予她理解与宽容的第一个,也是最坚实的基础。
其次,这份宽容,来源于她始终如一的职业高操守。
如果我们把视线投向她的日常工作,会发现一个更为立体、温润的医者形象。突破10000例的眼科手术,不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上万次的专注、耐心与责任。她发起并深度参与的“睛彩三湘”公益进基层活动,让她100多次深入农村乡野,累计为超过1000名贫困患者带去了免费的、高质量的治疗。这每一次下乡,都是一次爱心的长途跋涉。
即便是已经成为业内知名专家,曾医生对待每一位普通病人的态度,依然堪称典范。即便是深夜的急诊,她也从不推诿,总是第一时间赶到,问诊时不厌其烦,耐心倾听病人的每一句诉说,这与我们印象中某些敷衍了事、心不在焉的医生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每天早上的查房,于她而言不是走过场,而是一次与病人细心的交流。她会仔细观察病人术后的细微变化,用专业的解释化解病人内心的焦虑与恐惧,让冰冷的病房如沐春风。也正因如此,她赢得了无数病人及其家属发自内心的喜爱。她的工作强度是惊人的,中午门诊连轴转,晚上还常常牺牲休息时间,为实习医生“开小灶”讲解病例。医院镜头所记录下的曾医生工作日常,展现的是一个将“医者仁心”化为具体行动的、动人的身影。
难怪在事件爆发后,会有病人专程跑到医院门口,在留言板上写下心声,希望医院和社会“能给曾医生一个改过的机会”。在网络上,许多病人的评论表达着同一个朴素而核心的观点:“我们找医生,是为了治好病。我们只想找一个能治好病的医生,不是来找道德标兵。”“我不管她跟谁在一起,只要能治好我的眼睛,她就是好医生。”在生命的苦痛与光明的渴望面前,公众做出了他们最务实,也最人性的价值排序。
最后,这份宽容,体现了社会对“专业价值”与“私人生活”界限的反思。
毋庸讳言,曾医生在此次事件中,其私德确实存在瑕疵,这是她必须面对和承担的责任。但平心而论,她同时也是这场风波的受害者——被偷拍,隐私被肆意传播,承受全网的围观与审视,这对于任何一个人,尤其是女性,都是一场难以承受的灾难。
人性的复杂程度,远超我们非黑即白的想象。王阳明曾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倘若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世界被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众,恐怕都会感到窒息与难堪。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可直视的,一是太阳,二就是人心。
我们必须厘清一个关键问题:社会对一个医生的核心要求是什么?答案无疑是其救死扶伤的专业能力。曾医生的医术与贡献,值得被肯定。当然,私德与医德并非全然无关,她的错误需要承认,也必须接受相应的批评与制度的处罚。但我们不能因此就“一棍子打死”,进行全盘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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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培养一名优秀的医生,尤其是像她这样的顶尖专科人才,极其不易。这背后除了她个人数十年的寒窗苦读与不懈努力,还有漫长岁月里无数台手术的千锤百炼,甚至还包括一些难以言传的天赋与悟性。这些要素,缺一不可。因为一次私人领域的错误选择,就彻底毁掉一个拥有真才实学的医者,让其积累多年的专业价值付诸东流,这无论对她个人,还是对期盼她救治的广大患者而言,都是一种巨大的损失。
因此,我们的社会正在学习守住“专业归专业,生活归生活”的基本边界。批判其私德错误,但不能让这场批判演变为对一个人全部价值的焚毁。
就在我即将写完这篇文章时,屏幕上恰好弹出了医院对47岁曾医生的最终处理决定:“降职处理,记大过,同时保留医生资格。”
这或许,已是不幸中的万幸。这个决定,在惩戒与珍惜之间,找到了一条理性的道路。希望经历了这一切的曾医生,能够真正吸取教训,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加谨言慎行,用加倍的努力回报这份来之不易的宽容。更祝愿她,在未来的生活中,能够擦亮眼睛,明辨是非,早日找到那份真正属于自己、踏实而温暖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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