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逸飞｜黑旗、豆腐与新世界

—黑旗、豆腐与新世界—

沉沉女界二千年，惨雾愁云断复连。

精卫无心填苦海，摆伦何日补情天？

自由花已巴黎植，专制魔难祚命延。

血雨醒风廿世纪，史臣先记女权篇。

——《女狱花》第一回

《天义报》是最早的中文安那其刊物，为女子复权会的机关报。天义报于1907年6月10日创办于日本东京，在上海有发行所。主编为何殷震，刘师培、汪公权等人负责撰稿。1908年停刊，共出版19期。该刊物支持安那其主义和政治、经济、种族革命，呼吁妇女解放和社会主义，反对君主立宪和共和革命。

《天义报》刊登了路易斯·米歇尔的照片。 路易丝·米歇尔Louise Michel，法国安那其主义者，同时也是巴黎公社的重要人物之一。她是第一个举起黑色旗帜的人，并使这种做法在安那其运动当中传播开来。

大杉荣与何殷震、刘师培

1906年，李石曾协同张静江、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市区达庐街25号创办了“世界社”，旨在向国人传播安那其主义，这里也是当年中国进步人士在欧洲活动的中心场所，1907年6月22日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张静江等人在巴黎创建创办安那其与女性主义刊物《新世纪》（世界语：La Tempoj Novaj），持续到1910年5月，杂志共发行121期。最终因为资金问题解散。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后来成为国民党元老，为新一代安那其所批判。

“1907年，李煜瀛在法国巴斯德学院完成自己关于大豆研究的毕业论文后，于次年在位于巴黎城西北郊的戈隆勃Colombes开办了巴黎豆腐公司，从其家乡保定招募大量华工。他之所以转向安那其主义，据传是因为他与国际著名地理学家哀利赛·邵可侣（雅克·邵可侣的爷爷）一家的密切联系。邵可侣家在巴黎的客厅曾一度收留全球各地的政治流亡者，当然，这个无政府主义家族也是世界安那其连接的重要网络节点。

不过李煜瀛的豆腐公司并不仅仅是李石曾另一种身份的平行世界。除了对于囊括其关于大豆蛋白替代动物蛋白的素食理想外，豆腐公司成为了后来“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始发地和试验场，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征兵站。豆腐公司成立后，李石曾在保定家乡高阳布里开设“豆食工艺讲习所”，招募工人来巴黎务工，后又在豆腐公司仿照高阳夜校的做法，开设“工余课堂”教育工人。李石曾亲自编写教材，并在“工余课堂”讲课，蔡元培和吴稚晖也都担任过豆腐公司“工余课堂”的讲师。豆腐公司的“以工兼学”，成为了“赴法勤工俭学”的雏形。”（44月报第九期）

CIRA出版的惯例安那其主义日历。主题是“石川三四郎与邵可侣家族”。石川三四郎在大逆事件后逃离了“寒冬时代”的日本，过上了与法国的邵可侣一家共同的农民生活。这段生活深化了石川的思想。经过了八年多的流亡生活后，他回到日本的第一句话就是“土民生活”。他在东京郊外的千岁村找到了一片土地，立下了“共学社”的牌子，2017年迎来90周年。

CIRA日本纪念石川三四郎与哀利赛·邵可侣的年历

“土生土长的子民，希望停止追逐幻影，脚踏实地，活在土地的真相中。土生土长的子民，希望多多耕耘土地，使人类的生活更加富足。”在资本主义走到尽头的今天，正是时候重新审视并实践石川从邵可侣家族那里学到的“土民生活”。（日本安那其文献中心CIRA）

1933年石川三四郎到华北旅行，在天津塘沽受到雅克邵可侣的迎接。侨居北平期间遇到了巴金。石川三四郎在从北京寄给《力学》发行处共学社的书信中写道：

……去了国立图书馆，有人拍我肩膀叫我先生(Monsieur)。原来是李巴金。他生于四川，但可以说是福建的同志。他现在是小说家，书很畅销，是位文坛新秀。从他那里了解了福建的种种情况。

从1901年至抗日战争前，尤以1919年到1930年这一段为高峰，每年都有成百的中国青年从马赛港走下邮轮，然后乘火车奔赴800多公里以外的巴黎。巴金也是其中的一位。

1923年，日本安那其思想家大杉荣在逃离日本后，也是从上海搭船经马赛来到巴黎，他使用的是中国同志给他提供的假护照。后来大杉因按捺不住而在五一游行上公开演讲，身份败露被法国警方遣返回日本。同年关东大地震，大杉荣及伴侣伊藤野枝（著名的女性主义者）、侄子橘宗一都被趁乱杀死。山鹿泰治将死讯翻译为不同语言传播到各国，巴金写了《伟大的殉者——呈同志大杉荣君之灵》、《悼橘宗一》。

大杉荣的日记

山鹿泰治的漫画回忆录

巴金（左一）法国留影

巴金1927年乘船去法国，同行的还有安那其主义者卫惠林。坂井洋史分析道：当时安那其运动在中国正处于崩溃状态，为了保持思想的纯粹性和对于形势的批评姿态，除了离开是非之地而流亡外，别无他法。到达巴黎后，每天晚上到法语联盟补习法语。当时巴金与樊赛蒂通信，也声援、参与社会运动。

萨柯与樊塞蒂

1920年，美国一个皮鞋厂准备发薪水，从银行里领了一批钱，结果在街上被抢了，会计和主管当场被杀死，之前发生过一起类似事件，但这两个案子都破不了案。这时，两个美国人，一个是工厂的工人，一个是市场卖鱼的，分别叫萨柯和樊赛蒂，这两个工人都具有安那其主义思想，他们为争取工人的权利，经常号召大家罢工，被企业主怀恨在心。于是，他们突然被关进了监狱，被认定犯了抢劫罪。虽然有很多人愿为他们做不在场的证明，但法庭不相信。后来，甚至连真的凶手也站出来自首了，法庭依然判这两人死刑。

这个判决7年里一直没有执行，全世界的有良知的人们都在营救他们，其中包括罗曼·罗兰和爱因斯坦，欧洲有名的知识分子还成立了救援委员会。

1927年8 月 23 日午夜刚过，萨柯和樊塞蒂在电椅上被处决。

据巴金自己回忆，这期间最激动他的不是卢梭的思想，而是萨柯和樊塞蒂的命运。“好像整个西方世界都沉落在黑暗的苦海里了，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找不到一线的光明。我怀着一颗空虚的心到处彷徨。我的生活完全失去了目标 。我每夜立在卢骚的像前，对那个巨人诉说我的绝望，可是他永远不能给我一个回答。”

巴黎街头声援萨柯与樊塞蒂的游行

在拉丁区的那些日夜，这两个人的命运似乎占据了他的全部心思，他在回忆巴黎生活的文章中大部分篇幅用在了这两人身上。这一切促使他写《灭亡》。

巴金是如何成长为一个安那其主义者的呢？他在《觉醒与活动》中谈到：

我常常说我是“五四”的产儿，五四运动像一声春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我睁开了眼睛，开始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五四运动时期，在成都的他与家里兄弟姐妹五人组织了一个“研究会”，轮流阅览《新青年》等杂志。他一本又一本地阅读各种杂志，包括《实社自由录》、《进化》、《少年中国》等，从中他接触了安那其主义。

1919年他阅读了《告少年》（克鲁泡特金著，李石曾节译自法文）、《夜未央》以及爱玛高徳曼(Emma Goldman)的著作，用他的说法讲，“建立了一个坚强的信仰”。

《实社自由录》、《进化》等五四时期北京的“地下流行”刊物（匡互生语），实际上承自师复及《民声》同人的影响。

1904年，师复经香港赴日本留学。留学期间，与俄、日虚无党人接触，受安那其主义思想影响，向俄国安那其主义者学习制造炸弹的技术。日本著名的安那其主义者幸德秋水的著作，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1905年，师复加入同盟会。1907年初，革命党人安排他到广州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6月，师复制造炸弹时不慎失去了左手，并遭到监禁。1909年出狱后通过《新世纪》等开始研究和宣传安那其主义。1910年组织“支那暗杀团”，章程为师复所起草，以“反抗强权”为宗旨，取单纯破坏之手段。

辛亥革命成功后，师复等人解散了“支那暗杀团”，停止暴力革命的方式。1912年5月，在杭州归来后，师复等人在在广州西关存善东街八号发起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安那其主义组织“晦鸣学舍”。晦鸣学舍取“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意，定位于“平民之机关”。其纲领包括“共产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工团主义；反对宗教主义；反对家族主义；素食主义；语言统一；万国大同”。

1913年出版《晦鸣录》，因被袁世凯党羽查封关闭通缉，亡命澳门后更名《民声》，出版两期再度被禁，又迁上海（日本人山鹿泰治前去协助印刷世界语版），探讨欧洲安那其主义的本土化，并呼吁与各国革命者进行“世界革命”。

1915年3月27日，师复因肺病逝于上海，葬于西湖烟霞洞旁。

1917年与晦鸣学舍团体有关的安那其主义者在广州协助了理发师和茶馆工人组织中国最早的现代工会，1918年又在广州领导了中国第一个五一劳动节庆典，并创立了中国首本劳工期刊《劳动》。在同一时期，各地的安那其主义者在20世纪10年代末的“新文化”、“五四”、“新生活”、“新村”等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实在这些运动历史中，还有大量无名者和默默行动的人，碍于篇幅无法展开，留待日后继续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