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原红”到“中国红”：三位先生的易学薪火长明

从“中原红”到“中国红”：三位先生的易学薪火长明

中天易弟子武凤江撰写

“南邵北廖中原红”，这句在易学与命理学界流传了数十年的话语，是无数后辈对邵伟华、廖墨香、张永红三位先生最真挚的致敬。“中原”二字，从来不是狭隘的地域标签——它是邵伟华先生在南方乡野间播撒的易学火种，是廖墨香先生在北方书斋里筑起的学术高墙，更是张永红先生立足中原、融通南北的智慧枢纽。三位先生以不同的治学路径，共同守护着易学这门古老学问的根脉，那抹最初的“中原红”，是他们埋首典籍时的专注，是他们奔走讲学的热忱，更是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纯粹的坚守。

邵伟华先生的易学之路，始终与“民间”二字紧密相连，而《周易与预测学》的出版，更是他半生坚守的缩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易学研究尚处低谷，资料匮乏、误解重重，邵先生却带着一本翻得卷边的《周易》，踏上了南方的田野。在四川的山村，他跟着老农蹲在田埂上，听对方用祖辈传下的“节气占”预测收成，再对照卦象一一验证；在广东的古镇，他顶着烈日走访老工匠，记录下木作、陶艺中暗藏的“方位吉”传统；遇到不识字的老者，他就用铅笔在纸上画卦，用“出门看云、居家看灶”的通俗语言解读爻辞。有一次为了收集一个失传的“婚嫁占”案例，他在湖南一个偏远村寨住了半个月，帮村民挑水、喂猪，才换来老者的信任。那些年，他的帆布包里总装着笔记本和罗盘，扉页上写着“从百姓中来，到百姓中去”，笔记本里密密麻麻记着案例，连天气、时辰、当事人的神情都不放过。

1987年，当邵先生带着整理好的千余个案例，准备出版《周易与预测学》时，却遭遇了重重阻碍。当时不少出版社认为“易学过于小众”，甚至有人质疑内容的科学性，接连七家出版社拒绝了他。但邵先生没有放弃，他背着一摞厚厚的手稿，辗转于武汉、北京、上海等地，一次次向编辑讲解易学的文化价值，拿出案例中“预测节气与农业收成吻合”“解读民俗与卦象关联”的实证。有一次在出版社楼道里，他为了等待编辑答复，从清晨等到深夜，饿了就啃几口干粮，渴了就喝自来水，直到编辑被他的执着打动，答应“先试印三千册”。没想到这本书出版后，短短三个月就销售一空，读者来信从全国各地寄到出版社，有农民说“照着书里的节气占种庄稼，收成多了两成”，有教师说“用通俗的卦象解读传统文化，学生更感兴趣了”。正是这份扎根民间的执着与不放弃的韧劲，让南方的易学火种，第一次有了燎原之势。

而在北方的天津，廖墨香先生则走着一条截然不同的“学术深耕”之路，他的严谨，甚至刻进了晚年治学的每一个细节里。作为我国首批系统研究易学的学者之一，廖先生始终坚信“易学不是玄学，是古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在天津财经大学的课堂上，他总是穿着整洁的中山装，把《周易》与哲学、数学、社会学结合起来讲解：讲“太极生两仪”，他会用坐标轴演示阴阳的对立统一；讲“六十四卦”，他会联系社会发展规律，解读“变革”与“守成”的智慧。为了校正古籍中的讹误，他曾抱着十几本不同版本的《周易》校注，在图书馆里泡了整整三年，逐字逐句比对，用红笔标注差异，用蓝笔考证源流，最终写出《廖墨香易学研究文集》，为北派易学建立起严谨的理论体系。

2018年，廖先生已年过九旬，视力严重下降，连看书都需要借助高倍放大镜，但他仍坚持手写修订《易学概论》的增补版。学生们心疼他，提出帮他打字整理，却被他婉拒：“手写能让我慢下来，每一个字、每一个观点都要经得起推敲。”有一次，为了确认“河图洛书”中一个数字的源流，他让学生帮忙找来《尚书》《礼记》等十多本古籍，逐页查阅记载，直到凌晨三点，才在《周易本义》的注释中找到佐证，随后颤巍巍地在稿纸上写下批注，字迹虽不如从前工整，却一笔一画没有丝毫潦草。第二天上课，他还特意拿着手稿给学生看：“做学问就像走山路，多绕一步、多查一点，才能看到真正的风景。”晚年时，他的书房里仍堆着满满的书籍，书桌上的台灯每天都会亮到深夜，那束光，不仅照亮了他的手稿，更照亮了北方易学研究的传承之路。

三位先生虽治学路径不同，却有着跨越南北的惺惺相惜，那些藏在书信与会面里的细节，更让“中原红”多了份温情的重量。1990年，廖墨香先生为撰写《易学与现代经济》，需要补充民间商业易占案例，他第一个想到的便是邵伟华先生。一封手写书信从天津寄到武汉，信中不仅详细说明需求，还附上了自己整理的理论框架——廖先生知道邵先生忙，特意把需要补充案例的章节标红，甚至留出空白供邵先生填写。邵先生收到信后，当即从自己积累的千余个案例中，筛选出28个与商业相关的实例，每个案例都详细标注了时间、地点、当事人诉求及卦象解读，还在末尾附了一句：“廖兄若需更细节的背景，随时来电，我再回忆补充。”这些案例最终成了《易学与现代经济》中最鲜活的章节，廖先生在书的后记里特意写道：“邵伟华兄之民间实践，为吾之理论大厦添砖加瓦，南北易学无界，此言不虚。”

而张永红先生，更是两位先生之间最贴心的“传声筒”与“陪伴者”。2015年，邵伟华先生因身体原因不便远行，却一直想当面感谢廖先生为自己的著作撰写序言。张永红先生得知后，特意开车从郑州往返于广州与天津之间，先带着邵先生的手写感谢信与最新整理的案例手稿去天津见廖先生，再把廖先生回赠的古籍复印件与录音（廖先生担心邵先生视力不好，特意录了一段鼓励的话）带回广州。返程途中，他还细心地把古籍复印件按章节整理好，在难认的字上标注拼音；把录音剪成小段，附上文字说明，方便邵先生随时听。后来邵先生在一次访谈中说：“永红就像我的眼睛、耳朵，让我虽在南方，却能摸到北方易学的温度。”2020年，廖墨香先生记忆力渐退，常记不起自己写过的内容，张永红先生每周都会抽两天时间去天津，陪廖先生翻看旧手稿，听他回忆治学往事，再把这些零散的记忆整理成文字——那些文字后来成了《廖墨香口述易学史》的初稿，也成了学界珍贵的研究资料。

作为“中原红”的核心，张永红先生则像一座精密的“连接器”，用二十年时间打破南北易学的壁垒，让南邵的“通俗实践”与北廖的“学术严谨”真正实现了同频共振。上世纪90年代末，南北易学研究一度存在明显分歧：南方学者更重案例实战，认为“易学的价值在应用”；北方学者更重理论考据，强调“无考据则无真学”。1998年在郑州举办的易学研讨会上，一位南方学者以“民间婚嫁占案例”论证观点，一位北方学者当场质疑“案例无古籍佐证，不足为信”，双方争执不下，会议险些陷入僵局。时任易学研究会会长的张永红先生没有急于评判，而是笑着拿出自己的笔记本：“我去年在南阳收集到一个清代‘婚嫁占’账本，既记了民间用法，又有当时秀才的古籍批注，咱们一起看看？”他把账本铺在桌上，逐页讲解“民间实践如何与古籍记载呼应”，又结合邵先生的案例收集方法、廖先生的考据思路，提出“实战为体、考据为用”的观点——这番话既肯定了南方学者的实践价值，也尊重了北方学者的严谨态度，最终让双方握手言和。

那次会议后，张永红先生萌生了“组织南北联合调研”的想法。2000年春天，他带着由南方民间易学者、北方高校教授组成的12人团队，开启了为期半年的“黄河流域易学文化调研”。从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到山东曲阜孔庙，从陕西西安碑林到山西平遥古城，每到一处，他都让南方学者记录民间易学习俗，让北方学者考证当地古籍记载，自己则白天协调分工，晚上在灯下整理双方成果，寻找契合点。在山西平遥时，团队发现当地“商铺开门方位占”与《周易·系辞》中的记载有出入，南方学者认为“是民间演变的结果”，北方学者坚持“需以古籍为准”。张永红先生没有简单折中，而是带着大家走访了十几位老商户，最终在一位八旬老人家中找到一本民国时期的《平遥商易笔记》，里面详细记载了“因当地气候调整开门方位”的缘由——既印证了民间实践的合理性，也补充了古籍未涉及的地域差异细节。调研结束后，团队整理出版的《黄河流域易学实践与考据》，成为首本融合南北视角的易学著作，书中收录的200多个“实践+考据”双案例，至今仍是后辈学者的重要参考。

张永红先生的融通，从来不是简单的“和稀泥”，而是以中原文化为根基，为南北易学搭建“对话的桥梁”。他常说：“邵先生让易学‘活’在民间，廖先生让易学‘立’在学界，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活’的实践有‘立’的支撑，让‘立’的理论有‘活’的滋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在河南创办了“中原易学讲堂”，每年邀请邵伟华先生讲民间案例、廖墨香先生讲学术考据，自己则负责串联解读；他还牵头成立“南北易学交流基金”，资助南方易学者到北方高校进修，支持北方学者到南方开展田野调查——正是这些实实在在的行动，让最初局限于地域的“中原红”，逐渐有了贯通南北、辐射全国的生命力。

后来，邵伟华先生于2019年驾鹤西去，廖墨香先生也在2022年与世长辞。两位开拓者的离去，让整个易学学界陷入追思，但人们很快发现，他们的影响早已突破“中原”的边界——邵先生的通俗传播理念，让易学走进了全国的寻常百姓家；廖先生的学术严谨性，成为全国高校易学研究的标杆；而张永红先生的融通视野，更启发着后辈打破地域壁垒。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说：该把“中原红”换成“中国红”。这一字之变，是对三位先生精神疆域的拓展，更是对他们毕生事业的最好肯定——那抹“红”，不再局限于南北地域，而是成为整个中国易学传承的精神底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生动注脚。

如今再念起“南邵北廖中国红”，我们看到的早已不只是三位先生的身影：在短视频平台上，有博主循着邵先生的思路，用“周易看职场”“卦象解生活”的内容吸引百万粉丝；在高校的实验室里，有学者延续廖先生的严谨，用大数据分析卦象与社会现象的关联；在全国易学研讨会上，有研究者秉持张永红先生的融通视野，推动易学与现代科技、人文社科的跨界融合。两位先生虽已远去，但他们点燃的易学薪火，正被一代又一代人接续；他们坚守的文化初心，正化作推动中华文化走向未来的力量。

那抹“中国红”，不会因时光流转而黯淡。因为它早已不是一个简单的称谓，而是邵伟华、廖墨香、张永红三位先生用一生践行的“传承中华文化”的信仰，是易学这门古老学问在新时代焕发新生的证明，更是每一位传统文化守护者心中，永不熄灭的赤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