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柔软的笔锋，最坚硬的风骨：书法里的气韵与精神

在丰富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中国书法无疑是独特且极具东方哲学意味的代表性艺术。它以笔墨为魂，以文字为骨，寄托着中国人特有的人生意趣、艺术追求与精神气质；它以一种看似简单的形态，构建了一个令无数人为之沉醉的艺术世界。

书法伴随着汉字的产生与演变而发展，历经三千多年，形成了篆、隶、楷、草、行五大书体。每一种书体，都如同一幅流动的历史长卷，讲述着不同朝代的兴衰更替与文化变迁。同时，它们以其超越时空的普遍形态，成为中华文化的载体，展现着中华儿女的精气神。2009年，中国书法（指传统软笔书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中国民族报2025年11月14日第5版。

小篆：

“书同文”见证“大一统”实践

▲秦代李斯小篆《泰山刻石》原拓修整本（局部）。资料图片

在新疆和田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汉代木简残片上，考古学家发现了秦汉时的启蒙课本《仓颉篇》片段。“仓颉”，是传说中汉字的创造者。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他通过鸟兽的脚印，分析得出可以用形来区分事理，于是始创文字，这就是象形造字。象形造字使中国文字独具特殊的造型，为中国书法的艺术创造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从历史发展来看，文字并非一人一时所创，而是中华文明演进的成果。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就出现了带有文字意味的刻画符号。到商代，甲骨文和金文已成为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运刀如笔的甲骨文，直线较多、方折为主，文字纵列，具备了用笔、章法等一些基本的书法要素。金文是指铸在各种青铜器上的铭文，流行于商周之时。金文首先刻在模具上，然后浇铸，呈现出圆润柔韧的特点。周人重礼，在礼器上留下了大量金文。

西周的金文风格随时间而流转，前期朴茂浑雄，中期则典雅圆润。到西周晚期，金文趋于成熟，线条更为统一，风格多样化，彰显出大篆的成熟风貌。春秋战国时期，书写载体日趋丰富，金石、简帛等并用于世，因而衍生出简牍的“刀味”、帛书的“笔味”、金文石刻的“金石气”，共同构成中国书法丰富的艺术格调。

广义而言，秦统一之前的文字统称为“大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基于自身地域特征，发展出不同的书体书风：燕国文字朴实严谨，齐国文字劲瘦颀长，南方楚国等创造出一种装饰性的类似鸟或虫形的鸟虫篆。秦国原本僻处西陲，文字也自成一体，《石鼓文》是其文字代表。这一文字去除金文的装饰性，也没有中原和南方文字的繁琐，呈现出自然质朴的特征，后来逐渐演进为“小篆”。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通过“书同文、车同轨”等政策强化中央集权，促进经济文化交流。

小篆成为秦代的官方文字，主要用于文书记录、纪功刻石等正式场合。秦始皇命李斯、赵高、胡毋敬分别用小篆体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推行到全国作为文字范本，同时废除了原来各国不同形态的文字。小篆笔画匀称、圆起圆收，结构严谨对称，确立了汉字“方块化”的基本格局，成为后世书体发展的基石。李斯所作小篆笔法精严，线条圆润，结构均衡，是一种典型的“玉箸篆”，唐代张怀瓘在《书断》中盛赞李斯小篆为“传国之伟宝，百代之法式”。作为小篆的整理与推行者，李斯的代表作《峄山碑》与《泰山刻石》，至今仍被奉为小篆的圭臬。

文字的统一，极大地推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进程。纵然有山水之隔，但只要“书同文”，人们便浸润于共同的中华文化传统之中，共享一片辽阔的精神疆域。这种基于书写的强大统一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就了稳固的基石，塑造了中华儿女延绵不绝的文化基因。

汉隶：

中国书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

▲东汉隶书《史晨碑》前碑（局部）。资料图片

相传，秦代一名负责县狱文书的小吏程邈，因政务繁重，为求书写便捷，便在篆书的基础上创制出一种新的书体，后世称为“隶书”。

“隶”就是徒隶，指刑徒奴隶或狱卒。正是像程邈这类基层书吏的现实需求，推动了中国书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催生了隶书的产生。

隶书本质上是“篆之捷也”，也就是篆书的简易快速书写。它的主要特点是把小篆的曲线变为平直，圆转不断变为方折断笔，形成横、竖、捺、钩、折、点等笔画，从而奠定了后世汉字笔画系统的基础。

这场“隶变”，实际上早在战国时就已悄然发生。在四川青川县郝家坪战国墓出土的木牍上，已出现篆隶之间转化的痕迹：字形从圆而狭长变为方扁，出现了隶书的笔法，被视为最早的“古隶”。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秦简，亦篆亦隶，笔间已见过渡形态。

从战国到秦汉，篆书笔画不断简化，形体渐趋方扁，并出现了隶书特有的波磔捺脚。至汉代，隶书取代篆书，成为官方主流字体，并在东汉臻于成熟。成熟的汉隶在笔画上形成了“蚕头燕尾”的典型特点，在结构上横向取势，更适应简牍书写。新书体不仅极大提升了书写效率，也为艺术表现开辟了新境。

东汉隶书碑刻林立，风格各异，以其精湛技艺成为后世书法典范。《曹全碑》秀逸多姿，《张迁碑》古朴雄强，《西狭颂》粗犷刚健，《石门颂》疏宕奔放。刻于东汉中平二年（185年）的《曹全碑》，现藏于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碑文记载了曹全任职郃阳令时平定动乱、兴修水利等事迹。《曹全碑》以圆笔为主，运笔稳健而见平和气度，格调秀逸俊美。现藏于山东泰安岱庙中的《张迁碑》，刻立于东汉中平三年（186年），内容为荡阴县令张迁勤政爱民、抵抗黄巾军的事迹。碑文书法以方笔为主，笔画端直凝厚、粗细相间，于朴拙中见隽秀。

汉隶高峰当推“孔庙三碑”《史晨碑》《乙瑛碑》《礼器碑》，康有为称其为“汉隶之极则”。其中，《史晨碑》刻立于东汉建宁二年（169年），两面刻文，又称《史晨前后碑》。前碑称《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是鲁相史晨上呈朝廷关于祭祀孔子的奏章；后碑称《鲁相史晨飨孔子庙碑》，记述了史晨孔庙祭祀的具体事迹。《史晨碑》以圆笔为主，方圆兼备，笔法严谨，结构严整，气象庄重典雅，与其祭祀孔子的内容相得益彰。《礼器碑》更被视为“汉隶第一碑”，前人赞其“瘦劲如铁，变化若龙”“汉人书以《礼器碑》为第一”，堪称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统一。

汉隶石刻中规模最大的则是刻于东汉熹平四年（175年）至光和六年（183年）的《熹平石经》，其有石碑46通，双面刻文。石碑上刊刻由蔡邕等学者校订的儒家经典，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学石刻。其书法亦出自蔡邕等儒士之手，端庄雄健、雍容典雅，透出恢弘的庙堂气象，被视为汉代隶书的集大成之作。

汉隶碑刻是中国书法与刻石艺术的结合，共同构成不朽的中华文化丰碑。《曹全碑》《张迁碑》纪功颂德，为中华民族树立精神楷模；“孔庙三碑”承载道统，展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核心所在。规模宏大的《熹平石经》统一经典，增进中华文化认同。这些碑刻不仅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更在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文化传统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唐楷：

法度与人格浑然一体

▲唐代颜真卿《颜勤礼碑》（局部）。资料图片

中国书法经历“隶变”之后，确定了以横竖为骨架的方正结构，并由此演变出新的书体——楷书。

“楷”者，楷模也，意指其法度严谨，“字体端正，用笔合法”，可作为习字范本。汉末魏初的钟繇是楷书发展的重要人物，史书称他“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

早期楷书虽仍带隶书笔意，但通过简化横捺、收敛波磔，逐渐形成清劲平直的面貌。魏晋南北朝时期，楷书因地域之分，形成了南北两派。北派拙朴方正，隶味犹存，这就是后世所说的“魏碑”。在书法史上，魏碑常被视为汉隶与唐楷之间的一种过渡性字体，但从艺术境界来说，魏碑有自身的特点与魅力。康有为形容魏碑有十美：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越、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美。

南派楷书则以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他们化去钟繇楷书横向取势的隶味，转为方长体势。“二王”于尺牍间留下了姿态妍美、俊逸秀丽的书法。

南北楷书至唐代融汇合一，终将楷书艺术推向顶峰——唐楷。唐楷以法度森严而著称，笔法完备、结构精准，形成成熟的书法体系。唐朝以科举取士，要求考试者的书法“楷法遒美”，应试者因此不得不苦练楷书。唐朝还设有书学博士，职责之一就是书法教学。楷书因此在唐朝盛行一时。

初唐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三大名家继承、融合南北楷书，开创了唐楷宏大格局。至颜真卿、柳公权，更以“颜筋柳骨”树立后人学习书法的千古楷则。被尊为书坛“亚圣”的颜真卿，其书法堪称楷书艺术的成熟典范。他兼收南北书风，远绍“二王”，近学张旭，一改初唐瘦硬之风，创造了丰腴雄浑、正气磅礴的“颜体”。颜真卿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字如其人”的典型代表，他的忠烈正气与他的书法交相辉映，照耀千古。柳公权是唐楷的集大成者，他遍阅历代书家，主要学习欧阳询与颜真卿，形成了自己法度严谨、骨力遒劲的艺术风格，世称“柳体”。

自唐朝开始，“学书先学楷”成为共识。张敬玄说：“初学书先学真书，此不失节也。”蔡襄说：“古之善书者，必先楷法，渐而至于行草，亦不离乎楷正。”一方面，楷书法度严谨，可为习书者奠定扎实基础；另一方面，其“正”之特质，亦成为塑造士人品格的途径。历史上，怠于朝政的唐穆宗有一次向柳公权请教书法，柳答：“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这一故事被后世称为“笔谏”，深刻揭示了书法与人格修养的内在联系。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书法早已超越技艺层面。北宋书法理论家朱长文评欧阳询的书法“刚劲不挠，有正人执法而折廷诤之风”，认为虞世南的书法“气秀色润，意和笔调，然而合含刚特，谨守法度，柔而莫渎，如其为人”，称赞颜真卿的书法“其发于笔翰，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书法境界与人格品性合而为一，是书家技艺、学术与人格素养的整体展露。学书与做人浑然一体，成为中华文明中独特的文化现象。

行草：

个性与情感的笔墨表达

▲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局部）。资料图片

东晋永和九年（353年）的三月初三，在会稽山阴之兰亭，一批北方南渡的士族举行上巳节修禊之礼。在曲水流觞、水边宴饮之后，微醉的王羲之挥笔写下了一篇酣畅淋漓的序文，这就是后世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

▲浙江绍兴兰亭景区鹅池。新华社发

▲东汉张芝草书《冠军帖》（局部）。资料图片

中国书法在讲究法度与规则发展的同时，亦沿着简捷实用的路径演进。“隶变”之后，为求速书，又演变出章草。章草“既隶书之捷”，是隶书的简捷写法。传说章草为汉代黄门令史游所创，他的《急就章》是章草的代表作之一。章草虽存隶书梗概与横势，却通过大量简省实现快速书写。其后进一步草化，笔势连绵、突破单字独立。至唐代，出现了纵横恣肆的狂草，或称大草。与狂草相对的是一种小草，小草形态较小而笔画简省，笔势万变但法度严谨。草书以其变幻莫测的艺术魅力，融自由与法度于一体，被誉为“书法之冠”。

介于楷、草之间的是行书，相传为东汉刘德升所创。行书之名源自西晋的《四体绝书》，其实际上是一种书写更快、容易辨认的实用性书体，它的特点是笔画减省、用笔灵活、笔势流动、体态多变。行书发展的里程碑是“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它完美融合了行书的实用性与艺术性，开拓了行书的书法艺术境界。行书是在中国社会中影响和应用最广泛的书体，后世名家、名作辈出。

高超的书法技艺源自超乎常人的勤修苦练。书法史上，有王羲之“墨池”的故事，传说他刻苦练字，洗笔洗砚把一池子的水都染黑了。后来曾巩特意写有《墨池记》，以王羲之为榜样，教导世人一切卓越皆非天成，惟在勤学不辍。与“墨池”齐名的还有智永禅师的“笔冢”。智永袭“二王”书风，他在吴兴永欣寺时，数十年勤练不辍，用秃的毛笔积攒了十瓮，后来他将它们一起埋葬，起名“退笔冢”。“笔冢”“墨池”是中国书法传统中勤奋不息精神的生动写照。

行书、草书还因其灵动多变，成为书家抒发个性与情感的独特载体。被韩愈称为“变动如鬼神”的张旭，从担夫争道的场景而领悟笔法线条之间的揖让进退，见公孙氏舞剑而领悟书法的神韵。他与怀素并称“癫张醉素”，两人共筑草书高峰。被视为中国书法巅峰的《兰亭序》，则以浑然天成的书法技艺，表达了对人生、对自然、对生死的深刻感受，包含了儒家对人生的热情、道家对自然的体悟、佛家对生死的超脱，是融合中国书法、文学与哲学的伟大艺术作品。

中国书法，一字一词见文化，一点一画现法度。它以笔墨纸砚为物质条件，以线条结构为表现形式，以书家的人文素养为精神根基，创造了人类文明中最为独特、最具生命力的文化艺术。它以最柔软的兽毫，塑造出苍健遒劲、力透纸背的艺术效果；用最简洁抽象的黑色线条，创造出极其丰富的文化世界。

自古至今，中国书法在创新中发展，在岁月中演化出万千气象，续写千年文脉的同时，也书写精彩的中国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

监制 |肖静芳

统筹 |安宁宁

编辑| 周芳 吴艳

制作 |刘艺璇

来源 |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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