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年我是公社赤脚医生，深夜给地主婆治病，18年后她女儿衣锦还乡

七四年的秋风，刮在人脸上，像一把掺了沙子的软刀子。

天黑得早，红旗公社早就没了人声，只有各家窗户里漏出来的一点点煤油灯光，在夜里晃成一团团昏黄的鬼火。

我叫陈辉，二十岁，是公社的赤脚医生。

说白了，就是个卫生员，高中毕业，在县里培训了三个月，会打针，会认百十种草药，能治个头疼脑热，也能给难产的牲口帮把手。

我的诊所，就是我住的那两间泥坯房，一间我睡，一间当药房兼诊室。

那晚我正缩在被窝里，听着外头鬼哭狼嚎的风声，琢磨着明天是不是该去大队部多领点感冒清，这鬼天气，病号少不了。

突然，门被敲响了。

笃，笃笃。

声音很轻，很急，带着一股子做贼似的小心翼翼。

我心里咯噔一下。

这年头，半夜敲门可不是什么好事。

我没敢出声，竖着耳朵听。

外头的人似乎很犹豫，停了半晌，又敲了起来，还是那么轻，像小猫爪子在挠。

“谁？”我压着嗓子问。

“陈医生……是我……老何。”

一个苍老、颤抖的声音，贴着门缝钻进来。

老何。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睡意全没了。

我们公社姓何的不少，但能被叫做“老何”，还用这种口气半夜敲我门的，只有一个。

地主，何守仁。

一个早就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阶级敌人。

我心说，他娘的，这可真是见了鬼了。

我坐起来，披上棉袄，没敢点灯。

“啥事？”我的声音又冷又硬。

“陈医生，求求你，救救我家那口子吧……她，她快不行了……”

老何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听着是真急了。

我脑子里飞快地转。

地主婆。

这三个字，在七四年，比“狼来了”还吓人。

那是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靶子。谁跟他们家沾上关系，谁就等于在自己脑门上贴了张“立场不稳”的条子。

救，还是不救？

救，万一被人发现，我这赤脚医生别想干了，说不定还得被拉去批斗，我爹妈在老家都得跟着抬不起头。

不救？

我是个医生。虽然是“赤脚”的，但培训班第一天，老师就跟我们说，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

我听见门外老何的膝盖“噗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陈医生，我给你磕头了……她烧得说胡话了……我实在没法子了……”

风更大了，卷着他的哀求声，听着格外凄惨。

我一咬牙，妈的，豁出去了。

我趿拉着鞋，过去把门闩轻轻抽开。

门一开，一股冷风灌进来，吹得我一哆嗦。

门口跪着个黑影，瘦得像根柴火，正是何守仁。他身后，还站着个小姑娘，也就十三四岁的样子，冻得嘴唇发紫，一双眼睛在黑夜里亮得吓人，死死地盯着我。

那是他的女儿，何燕。

“快起来，”我把他拽起来，“进去说。”

我把他们让进屋，没点灯，就着从窗户透进来的那点微弱天光。

“怎么回事？”

“下午还好好的，晚上突然就发起高烧，浑身烫得跟火炭一样，喊她也不应，净说胡话。”老何哆哆嗦嗦地说。

高烧，昏迷，胡话。

我心里一沉，这症状，八成是急性肺炎，或者更糟的……脑膜炎？

这两种病，在七四年，是要命的。

“我去看看。”我下定了决心。

“哎，哎！谢谢陈医生，谢谢陈医生！”老何激动得又要下跪，被我一把拦住。

“别声张，你先回去，我收拾一下药箱，从后头绕过去。记住，就当没这回事。”我叮嘱道。

“懂，懂，我懂。”

老何带着女儿，像两道影子，很快消失在夜色里。

我关上门，摸黑点亮了煤油灯。

豆大的火苗跳了跳，照亮了我那张年轻又严肃的脸。

我打开药箱，青霉素，链霉素，安乃近……这些都是宝贝，平时我都省着用。今天，怕是得下血本了。

我把药都装好，又揣了几包自己晒干的清热解毒的草药，背上药箱，从后窗翻了出去。

何守仁家在村子最东头，一栋破败的青砖瓦房，据说是他们家祖上留下来的。墙皮剥落得厉害，露出里头的黄泥，屋顶的瓦片也缺了好几块，用油毛毡胡乱补着。

跟村里其他人家比，更破，更败。

我绕到屋后，学着猫叫了两声。

后门“吱呀”一声开了，何燕探出小脑袋，见是我，赶紧把我拉了进去。

屋里一股浓重的中药味和霉味混杂在一起，呛得人鼻子发酸。

里屋的土炕上，躺着一个女人。

那就是地主婆，杜若兰。

我走近了，借着何守仁举着的一盏小油灯，才看清她的脸。

那是一张……怎么说呢？

一张即使在重病中，也看得出曾经很美的脸。皮肤很白，眉眼细长，嘴唇因为高烧而干裂起皮，但轮廓依旧很秀气。

她跟我想象中的，那种脑满肠肥、凶神恶煞的地主婆，完全不一样。

她更像……像我从画报上看到的那些民国女学生。

“陈医生……”老何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

我定了定神，伸手探了探她的额头。

烫得吓人。

我解开她领口的扣子，把听诊器冰凉的探头贴在她胸口。

何燕站在一旁，紧张得攥紧了衣角。

我仔细听着。

肺部有明显的水泡音，呼吸急促，心跳也很快。

是急性肺炎。

“有热水吗？”我问。

“有，有。”何燕赶紧转身去倒。

我从药箱里拿出青霉素，熟练地配好药水，抽进针管。

“裤子往下褪一点。”我对何守仁说。

老何涨红了脸，犹豫了一下，还是转过身，轻轻地帮妻子把棉裤往下褪了褪，露出打针的地方。

我用酒精棉球消了毒，一针扎了下去。

杜若兰在昏迷中“哼”了一声，身体抽动了一下。

打完针，我又拿出安乃近，让何燕喂她母亲喝下去。

“今晚是关键，得有人守着，半小时量一次体温，如果体温降不下来，或者出现抽搐，马上叫我。”我严肃地对他们父女俩说。

“我守着，我守着。”何守仁连连点头。

何燕没说话，只是拿起一块湿布，轻轻地敷在她母亲的额头上，动作轻柔又熟练。

我看着这破败的屋子，这对愁苦的父女，还有炕上那个生死未卜的女人，心里五味杂陈。

这就是“阶级敌人”？

他们看上去，比村里最穷的贫农，还要可怜。

“陈医生，喝口水吧。”何燕端过来一碗热水。

碗是豁了口的，水里有股烟熏火燎的味道。

我接过来，一口气喝干了。

“我先回去了，记住我的话。”

我没敢多留，又从后门溜了出去。

回到我的小屋，躺在冰冷的被窝里，我却怎么也睡不着了。

我怕。

怕杜若兰死了，我担责任。

更怕她活了，这事传出去，我惹上天大的麻烦。

那一夜，我几乎没合眼，耳朵一直竖着，听着外头的动静。

还好，一夜无事。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又偷偷摸摸去了何家。

何燕给我开的门，她眼睛里布满血丝，但精神头看着还行。

“怎么样了？”我急切地问。

“后半夜烧退了点，现在睡着了。”

我赶紧进屋，摸了摸杜若lan的额头，确实没那么烫了。我又听了听肺部，水泡音也少了些。

我松了口气。

看来青霉素起作用了。

我又给她打了一针。

“药不能停，一天两次。我早晚过来打针，还是走后门。白天你们千万别声张，就说她得了风寒，卧床休息。”我再次叮嘱。

“我们懂的，陈医生，大恩不言谢。”老何感激涕零。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就过上了这种双面人的生活。

白天，我是公社的赤脚医生，给张家大娘看腰疼，给李家小子治拉肚子，跟社员们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偶尔还要应付一下大队书记王长有的“政治学习”要求。

晚上，我就是何家的秘密访客，一个行走在政治钢丝上的医生。

那扇吱呀作响的后门，成了我俩心照不宣的接头暗号。

每次去，都是何燕开门。

她话不多，但眼神里充满了感激和依赖。

她会提前给我烧好热水，会默默地帮我准备好需要的东西。

杜若兰的情况一天天好转。

她不再发烧，神志也清醒了。

她能靠在被子上坐一会儿了。

那天晚上，我给她打完针，正准备走，她突然开口了。

“陈医生，谢谢你。”

她的声音很虚弱，但很清晰，带着一种江南女子的吴侬软语的味道。

我愣了一下，“不用谢，这是我该做的。”

“你是个好孩子。”她看着我，眼神很温和，“冒了这么大的风险。”

我有点不好意思，“您快别这么说。”

从那以后，我们偶尔会聊上几句。

我知道了，她家祖上确实是地主，但到她父亲那辈就已经败落了。她年轻时在省城读过师范，后来嫁给了家里同样成分不好的何守仁。

她本来是村里小学的老师，后来……后来自然就不让教了。

“我以前最喜欢教孩子们念诗了，”她靠在炕头，望着窗外黑漆漆的夜，眼神里有些向往，“‘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多美啊。”

我听不懂什么诗，但我能感觉到她身上的那股“书卷气”。

那是一种和我们整个红旗公社都格格不入的气质。

她会问我药箱里那些药的名字，会问我一些医学上的道理。她学得很快，甚至能举一反三。

“这个青霉素，是不是就像我们古代打仗用的‘援兵’？直接去攻打城池里的敌人？”

我被她的比喻逗笑了，“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何燕就在旁边安安静静地听着，她看她母亲的眼神，充满了崇拜。

有一次，我看到何燕在偷偷看一本书。

书皮都磨没了，纸张泛黄。我凑过去一看，是一本皱巴巴的初中数学课本。

“喜欢读书？”我问她。

她吓了一跳，赶紧把书藏到身后，点了点头。

“你妈妈教你的？”

她又点了点头。

“想不想上学？”

她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但很快又黯淡下去，“我们这样的……上不了。”

我心里一阵发堵。

是啊，他们这样的，连活着都得小心翼翼，还谈什么上学。

那段时间，王书记找我谈过一次话。

“小陈啊，最近工作怎么样啊？”他端着个大茶缸子，官腔十足。

“还行，王书记，就是感冒的有点多。”我低着头，不敢看他的眼睛。

“嗯，”他呷了口茶，“我听说，你最近晚上老出门啊？”

我心里“咯噔”一下，汗毛都竖起来了。

“没……没有啊，”我强装镇定，“就是有时候睡不着，出去解个手。”

“哦，”王书记拖长了音调，“解手啊……小陈，你是个有为青年，组织上很看好你。但是，阶级立场一定要站稳啊。有些人，有些事，是不能沾的，明白吗？”

他没点名，但每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在我心上。

我后背都湿透了。

“明白，明白，我一定提高警惕。”

从大队部出来，我腿肚子都有点转筋。

我知道，肯定是有人看到什么，去嚼舌根了。

那天晚上，我再去何家的时候，心情格外沉重。

“陈医生，你脸色不好。”杜若兰看出了我的异样。

我没瞒着，把王书记的话学了一遍。

屋子里的气氛瞬间凝固了。

老何的脸“唰”地一下白了。

“都怪我，都怪我……连累你了，陈医生……”他一个劲地自责。

“别去了，陈医生，”杜若兰轻声说，“我的病好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养着就行。你别为了我们，把自己的前程搭进去。”

何燕站在一旁，咬着嘴唇，眼圈红了。

我看着他们一家三口惊弓之鸟的样子，心里的那点害怕，突然就被一股邪火给顶了下去。

“说啥呢！病还没好利索，怎么能停药？万一复发了，更麻烦。”我把药箱往桌上一放，“王书记就是敲打我一下，我小心点就行了。你们也一样，门窗都关好，别让人看出什么来。”

那天，我走的时候，何燕一直送我到后门口。

“陈医生，”她突然叫住我，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塞到我手里，“这个……给你。”

我打开一看，是一枚煮熟的鸡蛋。

在那个年代，鸡蛋是精贵东西，是给产妇和重病号补身子的。

“我不要，你们留着给你妈补身体。”我推了回去。

“你收下吧，”她的声音很小，但很坚定，“这是我……我攒下来的。你每天晚上来，太辛苦了。”

我看着她手里的鸡蛋，在昏暗的光线下，仿佛有千斤重。

我没再推辞，收下了。

回到屋里，我剥开那枚还带着体温的鸡蛋，一口一口，慢慢地吃掉了。

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鸡蛋。

杜若兰的病，到底还是好了。

前后折腾了快一个月，她终于能下地了。

我最后一次去给她检查，确认她已经完全康复后，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陈医生，这份恩情，我们一家……永世不忘。”老何说着，又要掉眼泪。

“行了行了，何大伯，再说这话我可不爱听了。”我笑着摆摆手，“以后多注意身体，别着凉。”

我收拾好药箱，准备离开。

杜若兰叫住我，“陈医生，等等。”

她让何燕从一个破木箱的夹层里，拿出一个用油布包了好几层的东西。

打开来，是一支派克钢笔。

笔身是暗红色的，笔尖闪着金光，一看就不是凡品。

“这个……你拿着。”杜若兰把笔递给我，“我们家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了，这是我当年读书时，我父亲送给我的。你是个文化人，应该用得上。”

我吓了一跳，“不行不行，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这支笔，在当时，怕是能换一头牛了。

“你必须收下，”杜杜若兰的态度很坚决，“这不是谢礼，这是一份心意。你救了我这条命，也救了我们这个家。我们给不了你别的，就想让你知道，我们心里记着你的好。”

何燕也眼巴巴地看着我。

我推辞不掉，只好收下了。

那支笔，我没敢用，用布包了好几层，藏在了我的箱子底。

从那以后，我跟何家的来往就断了。

在村里碰到，我们都像不认识一样，顶多是眼神交汇的瞬间，飞快地错开。

我知道，这是为了保护我，也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七七年，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传遍了全国。

恢复高考。

消息传到我们公社，就像往一潭死水里扔了颗炸弹。

所有读过几天书的年轻人，都疯了。

我也动了心。

我不想当一辈子赤脚医生，我想去正经的医学院，当一个真正的医生。

我开始没日没夜地复习。

白天出诊，晚上就点着煤油灯看书。

那支派克钢笔，我终于拿了出来。

它出水流畅，写起字来沙沙作响，像是带着一种魔力。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啃一本物理习题集，门又被敲响了。

还是那种轻悄悄的，试探性的声音。

我心里一动，过去开门。

门口站着的，是何燕。

她长高了不少，已经是个大姑娘的模样了，只是依旧很瘦，穿着不合身的旧棉袄。

“陈医生。”她小声叫我。

“快进来。”我把她让进屋。

“有事？”

她从怀里掏出一本翻烂了的数学课本，递给我，指着上面的一道题。

“这个……我不会。”

我愣住了。

“你也要考？”

她重重地点了点头，眼睛里闪着前所未有的光芒。

我突然明白了。

是杜若兰。一定是她，在家里偷偷地教女儿。

我看着那道函数题，心里一阵感慨。

我把题给她讲了一遍。她听得很认真，一点就透。

从那天起，她隔三差五就会在深夜来找我。

我们俩，一个想跳出农门的赤脚医生，一个背负着沉重出身的地主女儿，就在这间小小的泥坯房里，借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追逐着那个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

她的聪明和刻苦，让我惊讶。

很多我都要想半天的题，她看看就会了。

我有时候开玩笑说：“你这脑子，不去上大学可惜了。”

她只是笑笑，不说话。

考试那天，我们是在县城的中学。

我在考场里看到了她。

她坐在角落里，腰板挺得笔直，像一棵倔强的小白杨。

考完试，我们一起走出考场。

“感觉怎么样？”我问。

“不知道。”她摇摇头。

我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

“陈医生，”她突然停下脚步，“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教我做题，也谢谢你……救我妈妈。”

“都过去了。”我笑了笑。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说话。

成绩下来了。

我考上了省城的医学院，虽然只是个大专。

我欣喜若狂，感觉人生一下子就亮了。

我特意去打听了何燕的成绩。

公社的干部告诉我，她考得很高，非常高，是全县的前几名。

但是，政审没通过。

因为她的家庭成分。

我听到这个消息，像是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我为她感到不公，感到愤怒，却又无能为力。

我去上学的前一天，收拾行李的时候，在箱子底，翻出了那支派克钢笔。

我拿着笔，在何家门口徘徊了很久。

最终，我还是没敢进去。

我怕我的出现，会给他们带来新的麻烦。

我走了。

坐上北上的火车，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和村庄，我心里空落落的。

我不知道何燕怎么样了，也不知道那个书卷气的杜若兰，和那个总是弯着腰的老何，怎么样了。

大学生活是崭新的。

我像一块海绵，疯狂地吸收着知识。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县人民医院。

我结婚了，妻子是医院的护士，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我从一个毛头小子，变成了科室里能独当一面的陈医生。

八十年代，改革的春风吹遍大地。

我们县城也一天一个样，盖起了高楼，修起了马路。

我偶尔回老家，红旗公社早就变成了红旗乡。

泥坯房渐渐被砖瓦房取代，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我打听过何家的消息。

乡亲们说，老何和杜若兰在几年前相继去世了。

至于何燕，有人说她南下打工了，也有人说她嫁到外地去了，众说纷纭，没人知道她到底在哪。

时间就像流水，冲刷着一切。

七四年的那个雪夜，那扇吱呀作响的后门，那个豁了口的碗，那枚滚烫的鸡蛋，那支派克钢笔……都成了我记忆深处一个模糊的旧梦。

我以为，这辈子，这个梦都不会再被惊醒了。

直到一九九二年。

那年我三十八岁，已经是县医院外科的主任。

那天下午，我刚做完一台阑尾炎手术，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护士长跑进来，神神秘秘地跟我说：“陈主任，外头有人找你。”

“谁啊？让他去我办公室等。”我一边摘手套一边说。

“不行啊，人家开着小轿车来的，黑色的，锃亮！听说是从深圳来的大老板，来我们县考察投资的，县长都陪着呢！”

我心里纳闷，深圳来的大老板？找我一个外科医生干嘛？

我擦了擦手，走出手术室，往我的办公室走。

还没到门口，就看见走廊上站着几个人。

为首的是我们县的李县长，正满脸堆笑地陪着一个女人说话。

那个女人，穿着一身得体的米色套裙，头发盘在脑后，显得干练又优雅。

她看上去三十出头，气质出众，跟我们这个小县城格格不入。

她背对着我，我看不清她的脸。

“李县长。”我打了个招呼。

李县长看见我，像是看见了救星，“哎呀，陈主任，你可算出来了。快来，这位是深圳来的何总，点名要见你。”

那个女人闻声转过身来。

当我看清她的脸时，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止了。

眼前的这张脸，既熟悉，又陌生。

眉眼之间，依稀还是当年那个倔强清瘦的小姑娘的影子，但岁月的打磨，让她褪去了青涩和怯懦，多了一种从容和自信。

她的眼睛，还是那么亮。

只是不再是当年那种带着惊恐和不安的亮，而是一种沉静如水的，洞悉一切的亮。

“陈医生。”

她开口了，声音很轻，却像一颗石子，在我死水般的心湖里，激起了层层涟泛。

我的嘴唇动了动，却发不出声音。

是她。

何燕。

真的是她。

“何……何燕？”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干涩得厉害。

她笑了。

这一笑，仿佛十八年的时光都融化了。

“是我，陈医生。好久不见。”

李县长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你……你们认识？”

“何止认识，”何燕转头对李县长说，“陈医生，是我的救命恩人。”

那天晚上，李县长做东，在县里最好的饭店“迎宾楼”宴请何燕一行。

我也被叫去作陪。

饭桌上，何燕成了绝对的中心。

她谈吐优雅，见识广博，从国际经济形势，到特区的发展规划，说得头头是道，把一桌子县里的干部听得一愣一愣的。

我坐在角落里，默默地喝着酒，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

眼前的这个“何总”，和记忆里的那个“何燕”，我怎么也无法重叠在一起。

这十八年，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饭局结束后，何燕让司机送李县长他们回去，却单独把我留下了。

“陈医生，我们走走吧。”她说。

我们俩沿着县城新修的滨河路，慢慢地走着。

九二年的夜晚，已经有了霓虹灯，河水倒映着五光十色的光影，如梦似幻。

“你……这些年，过得好吗？”我终于问出了口。

“不好，”她回答得很干脆，然后又笑了，“但都过来了。”

她告诉我，那年高考政审没通过，对她打击很大。

她不甘心。

她觉得，她的人生不能就这么被“成分”两个字钉死。

第二年，她揣着家里仅有的一点钱，一个人扒火车去了南方。

她去了深圳，那个时候，那里还只是一个小渔村，到处是工地。

她没有文凭，没有背景，只能在工地上给人做饭，洗碗。

但她没有放弃学习。

晚上，等工人们都睡了，她就躲在工棚里，借着微弱的灯光看书。

她自学了会计，自学了英语。

后来，一个香港老板看她聪明勤快，就让她去自己的小电子厂当库管。

她抓住了这个机会。

从库管，到会计，到业务员，再到后来的副总。

几年前，那个香港老板移民了，就把厂子盘给了她。

她把小电子厂，做成了现在颇具规模的电子公司。

她讲得很平静，仿佛在说别人的故事。

但我知道，这平静的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辛酸和血泪。

一个无依无靠的年轻女孩，在那个野蛮生长的年代，要付出多少代价，才能走到今天。

“我妈妈……是八零年走的。”她突然说，声音低了下去。

我的心揪了一下。

“她走的时候很安详。她让我告诉你，她一直记着你的好。她说，你不仅救了她的命，也保住了她最后的尊严。”

“我爸爸，是八二年走的。他临走前，还在念叨，说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遇到了你这样的好人。”

我的眼眶湿了。

“别这么说，”我说，“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

“不，”她摇摇头，看着我，眼神无比认真，“在那个年代，做一件‘该做的事’，需要冒多大的风险，我比谁都清楚。”

“陈医生，你知道吗？当年你深夜来我家，我躲在门后看着你。你那么年轻，脸上还带着稚气，可你的手，在配药的时候，稳得像一块石头。”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好人的。还是有光亮的。”

“这束光，支撑着我走过了后来所有黑暗的岁月。”

我们走到一座桥上，停了下来。

她从随身的手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丝绒盒子，递给我。

“这是什么？”我问。

“你打开看看。”

我打开盒子。

里面躺着的，是一支崭新的派克钢笔。

比我当年收到的那支，更漂亮，更贵重。

“当年你送我的那支笔，我一直带在身边，”她说，“我签第一份合同，就是用的那支笔。后来用坏了，我就想着，等我再见到你的时候，一定要送你一支新的。”

“不，这我不能收。”我赶紧把盒子推回去，“太贵重了。”

“你必须收下。”她的语气，和她母亲当年一模一样。

“陈医生，我这次回来，一是想看看家乡，二来，就是想为你，为我们家乡做点事。”

“我准备捐建一所希望小学，就在我们原来红旗公社的旧址上。”

“我还想捐建一所乡卫生院。”

她看着我，目光灼灼。

“我想请你，来当这个卫生院的院长。”

我彻底愣住了。

“我？”我指着自己的鼻子，“我不行，我在县医院干得好好的……”

“我知道你在县医院是外科主任，是专家。但是，我们乡里，更需要你。”

“陈医生，你还记得吗？当年你的药箱里，青霉素都是宝贝。乡亲们得个肺炎，可能就没命了。”

“我想让我们的家乡，再也不要发生这样的悲剧。”

“我给你开的工资，会比你在县医院高。我还会给你配最好的设备，最好的团队。”

“我只希望，你能回来。”

我沉默了。

我看着眼前这个衣锦还乡的女企业家，心里百感交集。

她不再是当年那个需要我保护的小姑娘了。

她长成了一棵可以为家乡遮风挡雨的大树。

而我……我还是那个只想着自己一亩三分地的陈辉吗？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想起了七四年的那个雪夜，想起了我内心的恐惧和挣扎。

我想起了杜若兰温和的眼神，想起了何燕递给我的那枚滚烫的鸡蛋。

我想起了我当赤脚医生时，立下的誓言：为人民服务。

第二天，我找到了何燕。

“我答应你。”我说。

她笑了，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辞职的过程，引起了轩然大波。

医院的领导轮番找我谈话，同事们觉得我疯了，妻子也跟我大吵了一架。

放着好好的县医院外科主任不当，要去乡下当个什么卫生院的院长？

我没有过多解释。

有些选择，是做给别人看的。

有些选择，是做给自己的心看的。

一年后，崭新的“红旗乡希望小学”和“红旗乡中心卫生院”拔地而起。

开业那天，彩旗飘扬，锣鼓喧天。

何燕作为捐建人，回来剪彩。

她站在台上，还是那身干练的套裙，但她没有说那些商业互吹的场面话。

她说：“我出生在这里，也差点被困死在这里。是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是善良温暖了我的人生。今天，我把这两样东西，带回来，还给我的家乡。”

台下掌声雷动。

我穿着崭新的白大褂，站在人群里，看着台上的她，看着崭新的教学楼和医疗楼，心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和满足。

剪彩结束后，她走到我面前。

“陈院长，”她调皮地冲我眨了眨眼，“以后，我的家乡父老，就拜托你了。”

“放心吧，何总。”我也笑了。

她要走了，车队在等着她。

临上车前，她又回头对我说：

“陈医生，当年，我妈妈病好后，抄了一首诗，让我有机会一定要念给你听。”

“是什么诗？”

她站在夕阳下，金色的光洒在她身上，她轻轻地念道：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她念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转身上了车。

黑色的轿车扬起一阵尘土，缓缓驶离。

我站在原地，反复咀嚼着那几句诗。

《诗经·秦风·无衣》。

那是一首战歌。一首写给袍泽兄弟的歌。

我突然明白了杜若兰的意思。

在那个荒唐、孤立无援的年代，我深夜的每一次敲门，每一次的秘密诊治，对她们一家来说，就像是穿上了一件可以抵御寒冷的战袍。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她们，也不是。

我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白大褂。

这，就是我的战袍。

十八年前，我穿着它，在黑暗中为一个素不相识的“阶级敌人”点燃了一盏灯。

十八年后，她带着万丈光芒回来，为整个家乡建起了一座灯塔。

我抬起头，望向远方。

夕阳正缓缓落下，但天边，却是一片绚烂的晚霞。

我知道，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而我，将穿着我的战袍，在这片我深爱的土地上，继续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