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热评｜不能让“等”字成为权力任性的“箩筐”

每经评论员 付克友

一根牙线棒，引出一场执法风波，更戳中了一个现实痛点。近日，无锡市民钱先生反映，他开车时嘴里叼牙线棒，被认定为“妨碍安全驾驶”而受到警告处罚。此事引发舆论关注，最终以宜兴市交管部门撤销处罚而告一段落。但其中暴露出的法条解释随意性、扩大化问题，却不容小觑。如何避免类似事件发生，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法治议题。

执法的权力为什么敢“任性到牙缝”？很大程度上，在于一个“等”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该案中，正是这个“等”字，成为一些执法部门扩大解释和行使处罚的理由。

“等”字在法律条文中并不少见，也确有现实必要性。它的语法含义是指没有列举完的“等外等”，目的是为了兜底，防止立法滞后于现实，让法律更具适应性和生命力，同时也赋予执法者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比如前述法条，“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属于多发、常见的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因此立法者予以列明。但除这两项行为之外，实践中还存在或可能会发生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由于法律条文容量限制等原因，立法者无法穷尽所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为免“挂一漏万”，因此使用“等”字。

作为立法技术，“等”字本无可厚非，但根据法学界观点，在执法过程中，应遵循两大原则：一是兜底条款的解释应坚持“同类解释原则”，即“等”字所涵盖的行为，必须与法条明确列举的行为具有同等性质和危害程度；二是兜底条款的适用应坚持“过罚相当原则”，即行政处罚的轻重必须与违法行为的危害程度相匹配。

显然，“牙线棒事件”中的执法违背了这两大原则。考量驾驶者的具体行为，相较于法条列明的两项行为，在妨碍安全驾驶的程度上相对轻微，至少无法相提并论。

可以说，在法治的天平上，一个小小的“等”字，考验的是权力与权利的边界，折射的是执法者的智慧与谦抑。

执法权力的边界是“法无授权不可为”，公众权利的边界是“法无禁止即可为”。如果执法者缺乏相应的智慧与谦抑，“等”字就可能成为执法者“拍脑袋”决策、扩大化执法的“依据”。它本来是法律必要的弹性空间，却为权力任性提供了可乘之机，变成了可以装下很多合法行为的“箩筐”。

在行政执法领域，权力借“等”字任性作为的现象并非个案，偶有发生。比如，在交通管理方面，有司机因开车喝水或嚼口香糖被罚，理由同样是“妨碍安全驾驶”；在治安管理方面，有网友因在微博、微信群发表激烈言论，被以“其他寻衅滋事行为”为由行政拘留；在安全管理方面，有小微企业因未张贴安全标语等轻微问题，被以“其他违反安全生产行为”为由处罚；在环境管理方面，有农民散养畜禽被认定为“其他污染行为”，进行整改或罚款⋯⋯

这些现象的共同特点是，执法者脱离具体情境，把立法者预留的解释空间，变成了权力的弹性空间。于是乎，“等”字是个“筐”，发现问题就往里面装。“等”字在这里，异化为“口袋式执法”的工具，让公众陷入“动辄得咎”的不安之中。

执法的权力这次“任性到牙缝”，根源上是权责不对等，延长了权力的触手。在这种情况下，“自由裁量”的空间如果没有制度约束，极易演变为权力任性。

因此，要避免类似“牙线棒事件”的发生，也就必须“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一是从源头上减少“等”字的使用，为“等”字设定明确边界，减少自由裁量空间；二是在执法过程中对“等”字的应用，要细化法条解释和执法标准，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原则，避免成为“口袋式执法”；三是对“等”字执法结果，不仅要有内部监督，更要有外部监督，强化程序正义，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等”字不是权力任性的“箩筐”，而是法治进步的弹性空间。每一次任性的执法，都在消耗公众信任，也在冷却法治温度。权力不能“任性到牙缝”，而是要堵住“牙缝里的漏洞”。执法之笔写好法律条文上的每一个“等”字，让每一次执法经得起法律和时间的检验，方能守护公众信任，彰显法治的公正与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