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秦汉为父亲孙元良站台，共青团下场批驳：民族败类，何足纪念

“誓不轻易撤退，亦绝不做片刻偷生之计。在晋元未死之前，必向倭寇索取相当代价。……决不负师座，不负国家。”

这是四行仓库战斗打响前，谢晋元写信给师长孙元良的信。

他做到了。带着仅四百余人，死守河畔孤楼，与日军鏖战四昼夜。上海市民隔河呐喊，法租界震动，国际舆论哗然。

可发出“死守”命令的孙元良，却悄然撤走，谢晋元被抛在火线上，无援、无退。

不仅如此，战时拨给八十八师的26万军费，孙元良也尽数私吞。

多年后，电影《八佰》筹拍，导演发布与孙元良之子——影星秦汉的合影并配文：

1937年，全线溃退情况下、下令留守上海四行仓库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88师师长孙元良之子——秦汉先生！

舆论哗然。共青团中央发文怒斥：让英雄的崇高和败类的无耻都大白于天下。

何为英雄，何为败类？

2019年，《八佰》影片导演在微博上晒出一张照片，配文写道：

1937年，全线溃退情况下、下令留守上海四行仓库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88师师长孙元良之子——秦汉先生！

这句话看文字好像没什么，但其实细细推敲下问题重重。

因为在那场血战中，下令“死守”的确实是孙元良。但真正死守的是谢晋元，是那400余名士兵，是用血肉堵住敌火、用尸体守住苏州河的“八百壮士”。

而导演选在宣传最紧要的时候，举起一位弃兵而荣、数度临阵脱逃的将军，站在“民族记忆”的正中，何其荒唐。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日军从北而南，步步紧逼。8月13日，淞沪战役爆发，日军在上海虹口、杨树浦等地集结，准备速战速决、三月亡华。

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调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入沪。

黄埔一期出身的孙元良担任第八十八师师长，带兵进驻闸北，与日军正面交火。

他在前线确实组织过几次有效反击，一度阻挡日军攻势。但随着战局恶化，主力陆续撤退，战斗进入最后阶段。

10月下旬，孙元良接到命令，要在撤军掩护中制造“坚守”的假象，拖住日军攻速。他将这项任务交给了524团第一营营长谢晋元，并亲自签下“死守命令”。

谢晋元接令当天，给师座写了一封回信：

“誓不轻易撤退，亦绝不做片刻偷生之计……在晋元未死之前，必向倭寇索取相当代价。决不负师座，不负国家。”

四日后，谢晋元带领400余人死守四行仓库，弹尽粮绝，血战到底。

四行仓库一役，牵动全中国目光。中外媒体连日报道，租界百姓掷钱送物，国内民众捐款支援。“八百壮士”的称号，不胫而走。

其实参战人数仅400余人，但为了震慑敌人，也为了制造心理优势，故意对外宣称有800人。

而就在战士们被解除武装、软禁在租界的同时，他们的上司孙元良，却被调任为第72军军长，继续兼任88师师长。

论功行赏，这笔账，居然算到了孙元良头上。

孙元良是黄埔一期生，嫡系出身，深受蒋介石信任。但在军中，他的名声与其资历并不相称。

他的黄埔同学曾这样调侃他：“成功虽无把握，逃跑却有决心。”

杜聿明评价更为直接：“他根本不懂带兵，是个逃跑速度极快的‘飞将军’。”

不仅逃得快，他也“吃得狠”。

在淞沪战役期间，后勤极度紧张，上海市民倾尽家财支援前线。

大量粮食、药品、布匹、慰问品由社会团体捐出，送至八十八师后勤处。

可这些物资，有一部分并未发放，而是悄悄由孙元良暗中控制，转运至武汉、南昌，高价出售。

据军方记录，甚至有一批“缴获日军棉纱”，最终也出现在孙元良亲属控制的商号之中。

比贪污更恶劣的，是他的行为。

时任第八十八师军械处主任葛天在回忆中写道：

“1937年10月上旬我到了上海，那天正好遇到上海学生代表在四行仓库八十八师师部慰劳，这时孙元良看到一个女学生代表眉清目秀，就以花言巧语要该女生单独在师部多玩一下，企图强奸。”

副师长冯圣法前往劝阻无果，只得拜托葛天出面相劝。孙元良的回应令人发指：

“英雄总是和美人联系在一起的，自古英雄都喜欢美人，尤其是我们在上海作战有功，做这一点小事没有什么。”

淞沪战役最后几天，战线已崩。蒋介石命张发奎查孙元良是否在岗。

张发奎派副手黄琪翔，结果在上海公共租界百乐门舞厅找到人。舞池中灯光辉煌，爵士乐响起，孙元良西与几位舞女翩翩起舞。

张发奎回报此事，蒋介石怒道：

“混账！毙了他！”

但张发奎后来说得更清楚：

“我没枪毙他，我知道蒋介石只是说说而已。”

这是战火之中，一个军长的“心思”。

前线还在腥风血雨，可孙元良在后方却想着“英雄配美人”。这种人能算英雄吗？

南京保卫战，弃城而逃

早在北伐初期，孙元良就展露出逃跑的“才能”。彼时，他率领第一团参与攻打武昌。

战事胶着，局势不明，他未等上级命令，擅自下令撤退。结果前线混乱，战机尽失，导致全局败退。

蒋介石震怒。在前线召开誓师大会时，语气激烈，拍案而起：

“这次打仗，第一团孙团长没有命令退却，应照革命军的连坐法拿来枪毙。这次失败，是我们革命军最不名誉的一件事，也是北伐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倘使第一师不退下来的时候，我们的战事一定不会失败。所以孙团长没有命令，擅自退了下来，一定要按法枪毙。我们第一师从前是最光荣、最有名誉的军队，现在被孙团长个人毁坏，难道还能不枪毙他吗？”

此话说的可谓是“情真意切“，众人以为这位黄埔高材生恐难幸免。但事情的结局却大不相同。

枪决命令发出没多久，蒋介石的秘书蒋先云暗中放风，提前通知了孙元良，让其赶紧“自谋出路”。

不久后，孙元良悄然逃出，潜往武汉，试图面见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结果吃了闭门羹。转而东渡日本，投考日本陆军大学。

而他能顺利进入这所日本军官精英学校，还得感谢一封私人推荐信。信上亲笔落款：蒋中正，并随信附上3000元学费。

孙元良没死，反而从“差点被枪毙”变成了“留学深造”。

时间来到1937年冬，南京危如累卵。

日军步步紧逼，蒋介石决定弃城，前线调动仓促。

此时的孙元良，已贵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二军军长，兼任第八十八师师长，负责南京南部防线及雨花台制高点。

雨花台，是南京的南大门，守住了它，才能守住中华门与城中主轴。

12月10日，日军重炮压境，雨花台阵地连续遭受轰击。

驻守的二六二旅顶住压力，仍坚持阵地不退。

可在12日清晨，防线被撕裂，局势崩溃。

这时，孙元良没有选择死守，也没有组织有效撤退。他带着直属部队和二六一旅一部，悄然向下关方向移动，试图抢渡长江撤离。

结果在挹江门遭遇36师宋希濂的督战队，被重机枪“劝返”，才不得不回头。

中午时分，中华门失守。

战线崩溃之际，孙元良不发命令，不交代后续，只身隐匿失联。

部队上下找不到军长，也无撤退计划，陷入混乱。

就这样，一支原本由德国顾问亲手训练的“德械师”，八八师，在南京陷落前夜，群龙无首。

孙元良的“失踪”，后来在《拉贝日记》中得到了直接记录。

拉贝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人，亲眼目睹了南京陷落后的混乱。

“对于国民党第七十二军军长兼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拉贝更是关心人微。得知孙藏身在难民营中，拉贝亲自将他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顶层密室里居住。”

这意味着，当南京在火中燃烧，当老百姓在屠刀下呻吟，这位将军正东躲西藏睡大觉。

可在孙元良自己撰写的回忆录里，却是另一幅画面：

他声称自己在江边找不到船，只好带着司令部六百余人向东逃入栖霞山区，依靠“土族同胞”供给粮食，找船渡江，辗转泰兴、淮阴、徐州、郑州，最终于1938年3月到达武汉。

这段回忆细节众多，情感充沛，甚至不乏“创痛”字眼，似乎试图洗白过去。但问题在于，这段逃亡故事，与拉贝的记录完全不符。

甚至在宋希濂的回忆录中，更是对孙元良的行为痛斥怒骂。

“日军那种极端残暴的行为外，在我国方面，参加保卫南京战役的高级干部，都是有责任的。尤以像孙元良那种卑鄙可耻的行为（孙元良于12日下午5时到长官部开会出来后，就没有回部队，脱去军服，换上便衣，跑到一家妓院拜鸨母做干妈，迁到难民区躲藏了1个月，后以日军疏散难民，才混出来），更是罪不容诛……”

真实历史更接近哪一方，读者自有判断。

在孙元良逃脱后，七十二军与八十八师无人统筹指挥，队伍分散，士兵大量被俘或遭屠杀。

一个原本被称为“德械虎贲”的部队，就这样被彻底摧毁。

应让败类的无耻大白于天下

1946年冬，孙元良调任重庆警备司令。这是一个油水丰厚的职务。

他每日不见兵事，却频频出入舞厅与妓寨，穿行于上流酒会与青楼红灯之间。

他的“生活”有条不紊，下午去舞厅跳舞，晚上进会所宴饮，凌晨在高档舞女的怀中沉醉，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的晌午。

重庆当时物价飞涨，兵民困顿。可警备司令府的香烟、洋酒、白兰地、雪茄与进口香水却从未短缺。警卫排的士兵常常奔波于上清寺和较场口之间，替长官采购舶来品与女伶的化妆粉底。

在那场全民动员反腐风暴开始前，孙元良就已用他擅长的“个人技巧”躲开一切审查，并获得了更高的机会——不仅没有因声名狼藉被问责，反而在1948年初，被任命为第十六兵团司令。

而这次调动的背后，也并不简单。

1948年，蒋介石开始察觉西南军阀孙震有意“养兵自重”。

为了防范尾大不掉，蒋欲撤其兵权。

孙震知道情势不妙，便建议由自己的侄子孙元良接替，以便实现权力延续、面子保全、体制顺从的三赢局面。

蒋介石起初有所犹豫，但转念一想，孙元良毕竟出身黄埔一期，又是自己的老部下，名义上也是“嫡系”，遂点头批准。

这一批准，把一支尚且成型的野战部队，送入了“无底深渊”。

孙元良上任后，不着急练兵，不设法整顿，不关注兵员粮秣。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清点财政账户，研究各类“款项去向”。

他用尽手段冒领军饷，向商人勒索，套购金条，把中央拨给将士的数十万大洋赏金据为己有。有目击者称，整个兵团机关办事员的最繁忙时间不是部署作战计划，而是清点新到的黄金、外汇和银圆。

士兵在风雪中奔波，衣衫褴褛、口粮短缺；司令部则夜夜歌舞升平。

1948年冬，淮海战役打响。人民解放军主力集结中原，以排山倒海之势合围徐蚌国军集团。

面对华野、中野联手的攻势，杜聿明急调邱清泉、李弥与孙元良三个兵团，试图向西南撤退，与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会合，以解黄维之围。

11月底，三路大军汇于永城陈官庄一带，刚一集结，就被华野主力团团包围。

局势万分紧急。杜聿明商议三个兵团从不同方向突围，争取分进合击。但孙元良早已打定主意，不愿共进退。

他拒绝接受杜聿明的后续命令，命人剪断指挥部与“剿总”的电话线，并暗示部下：凡是从“剿总”来电报，一律不读、不收、不传。

孙元良单方面下令全线突围，仓促调动，无统一指挥、无后续掩护。

在解放军强大火力之下，部队迅速陷入混乱，整个兵团遭到猛烈围歼，一万余人阵亡，军长、师长死伤殆尽，残兵败将被迫返回包围圈内苟延残喘。

当杜聿明最终决定放弃陈官庄，率主力投降时，发现：孙元良早已脱身。

淮海战役末期，解放军全面压缩包围圈，陈官庄已成“瓮中之鳖”。可就在此时，南京方面却突然传来“孙元良已安全抵达”的消息。

据说他化装成中尉副官，手持假文件，轻松通过解放军封锁线。后来又脱掉军服，装扮成逃难农民，混在数千溃兵之中，一路潜行，终于抵达南京。

这是他军事生涯中，第三次重大逃亡。

前有南昌、南京，今有淮海。若加上淞沪战场“舞厅跳舞”、成都撤退“逃台先行”，他一生五次大败，五次逃跑。

他的履历，不是战功赫赫，而是脚底抹油。

1949年底，国民党政府全面败退，孙元良随残军撤往台湾。

此时的他，已然身无兵权，也无实职。加之党内派系倾轧，旧账新仇并存，孙元良被迫淡出军界，转向商场，退役从商。

上世纪70年代初，他短暂旅居日本，在东京开设“天福园”面馆。1975年返台后，任高雄某针织品公司董事长。闲暇之余，他开始写书。

回忆录《亿万光年中的一瞬》终于问世，内容大篇幅描绘“战时英勇”、略写“撤退英明”，对淞沪、南京等关键战役，讳莫如深、轻描淡写。

2007年5月25日，孙元良在台湾病逝，享年一百零三岁。

历史不能模糊，八百壮士血战四行仓库，却被弃于租界，抗战老兵冻死街头、阵亡将士尸骨无归，可那些投降、逃逸、贪腐者却能安然寿终，衣冠入殓，书中“建功”。

我们不该拿人民的记忆，为这种人涂脂抹粉。

更不应将他们和真正的抗战英雄相提并论。

参考资料：

“逃跑将军”失南昌汪德春著.《黄埔名将胡宗南》2014
关山远著.《世道人心下》2021
黄济人著.《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2021
中国历史研究院|孙元良缘何引争议 中国历史研究院
“逃跑将军”：影星秦汉之父孙元良 权兴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