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在我们那个叫马家庄的地方，我爹马铁山是个传奇。
他前半辈子活得像窜天猴，后半辈子活得像个闷嘴葫芦。
他疯了十八年，村里的小孩都敢朝他扔土坷垃。
可就在一个下雨的夜里，这个疯了十八年的男人突然睁开眼：
“儿子，快去广州，守住我的铺子。”
冒着被人嘲讽和戳脊梁骨的风险，我带着全部家当去了。
本以为，我是去寻找一个答案。
后来才发现，我是去打捞一段被埋了十八年的命。
01
十八年前，我爹马铁山从南边的广州回来，人就傻了。
那时候我刚娶媳妇，正盼着他从外头挣大钱回来，给我把新房的瓦给换了。
结果钱没回来，人回了个壳子。
刚开始那几年，他不说话，也不看人。
一天到晚就坐在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底下，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上。
他手里总攥着个东西，有时候是根树枝，有时候是块瓦片，就在黄土地上一遍一遍地画。
画的啥，谁也看不懂。歪歪扭扭的，像蚯蚓爬。
村里的二爷说：“铁山这是丢了魂，魂落在广州了，得叫魂才能回来。”
我娘就站在院子门口，冲着南边的方向，一声一声地喊：
“铁山，回来吧——铁山，回来吧——”
她喊了整整三年，嗓子都喊哑了。
院里的老槐树叶子绿了又黄，黄了又绿，我爹还是那个样。
后来，我娘就病了，没多久，人就没了。
临走前，她拉着我的手说：“阿生，你爹不是存心的，你别怨他。”
我咋能怨他。在我记事的时候，我爹是马家庄最神气的人。
村里人还在琢磨着怎么让地里的玉米多长几穗的时候，我爹就已经把村西头别人不要的破苹果园包了下来。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站在田埂上，叉着腰，跟人说：
“往后这世道，光靠种地不行，得做买卖。”
村里人都笑他，说他瞎折腾。
可没过两年，他的苹果运到县里，换回来一沓一沓的票子。
他是村里第一个买回凤凰牌自行车的，那车铃铛一响，半个村子的小孩都跟在他屁股后头跑。
后来他说要去广州，那个地方遍地是黄金。
他走的时候，我记得清清楚楚。
他摸着我的头说：“阿生，等爹回来，给你盖个两层的小楼，再给你娶个城里媳-妇。”他眼睛里有光，亮得像天上的星星。
可这光，在他从广州回来那天，就灭了。
我娘没了之后，照顾我爹的担子就落在了我跟媳妇秀莲身上。
秀莲是个好女人，就是嘴碎。
她总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我嫁给你马生，图个啥？到头来还得伺候一个傻子。”
她嘴上这么说，但给我爹端屎端尿，从来没含糊过。
只是有时候，她看着我爹，眼神里就透着一股子怨气。
我知道，她怨我爹拖累了这个家。
我爹的疯，跟别人家的疯子还不一样。他不打人，不骂人，就是沉默。像一块石头。
有时候我给他喂饭，他能把一口饭在嘴里含半个钟头，不嚼也不咽。
我得掰开他的嘴，用手指头帮他捅进去。
他的嘴里总是嘟囔着几个词，声音小得像蚊子叫。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字：
“火……”、“没了……”、“阿福，我对不住你……”。
阿福是谁，我不知道。我问过村里所有认识我爹的人，没人知道。
十八年来，他就这么活着。日头出来，我就把他扶到院子里。
日头落山，我就把他扶回屋里。他像个种在地里的老桩子，不动，也不死。
村里人渐渐也习惯了。他们从一开始的同情，到后来的麻木。
有时候路过我家门口，会指着我爹说：
“瞧，马家的疯子又在画地图呢。”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么一天一天地过下去，直到我或者我爹，有一个先死了为止。
可就在那个晚上，一切都变了。
那天夜里下了好大的雨，雷一个接着一个，把天都劈成了两半。
我睡得迷迷糊糊，总觉得有人在摇我。
一睁开眼，就看见我爹坐在我床边。
黑漆漆的屋里，窗外一道闪电划过，正好照在他脸上。他的眼睛，亮得吓人。
那不是一个疯子该有的眼睛，那里面有焦急，有清醒，还有一种我说不出来的东西。
“阿生。”他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我一下子就从床上弹了起来，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我掐了自己一把，疼。
“爹？”我试探着喊了一声。
他没理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他的手像铁钳一样，捏得我生疼。
十八年来，他连端碗的力气都没有，这会儿的力气是从哪来的？
“快！”他凑到我耳边，压低了声音，好像怕被谁听见一样。“快去广州！去十三行！守住我的铺子！别让人给占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广州？铺子？这些词从一个疯了十八年的爹嘴里说出来，比窗外的雷声还要响。
“爹，你说啥？什么铺子？”我追问道。
他的眼睛又开始变得浑浊，刚刚那点光亮，像风里的烛火，一下子就灭了。
他松开手，身子一软，又倒回床上，嘴里又开始念叨那几个字：
“火……没了……阿福……”
他又疯回去了。
我呆呆地坐在床边，听着外面的雨声和他的嘟囔声，感觉自己也快疯了。
刚刚发生的一切，真实得不像话。
我伸手去摸他的额头，滚烫。他发烧了。我赶紧找了块湿毛巾给他敷上。
就在我给他掖被子的时候，我摸到了他枕头底下有个硬邦邦的东西。
我掏出来一看，是一张被叠得方方正正的纸。
纸的边缘都磨破了，上面被汗浸得发黄，我小心翼翼地展开。
借着偶尔闪过的电光，看到上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字。字迹已经很模糊了，但我还是认了出来。
那是一个地址：“广州市荔湾区十三行路74号”。
地址下面，还有一个名字：“沈福”。
我拿着那张纸，手抖得厉害。
沈福？是爹嘴里那个“阿福”吗？十三行路74号，就是爹说的那个“铺子”吗？十八年的谜团，好像突然有了一个线头。
可这个线头，却把我拽进了一个更大的迷雾里。
02
天亮了，雨停了。我爹的烧退了，但人还是老样子。
他坐在槐树底下，手里捏着一根昨天被风刮断的树枝，又在地上画那些蚯蚓。
好像昨天夜里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
可我手里的那张纸条，明明白白地告诉我，那不是梦。
我一宿没睡。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我爹那句话：“快去广州，守住我的铺子！”
秀莲起了个大早，看我顶着两个黑眼圈，就问我：
“你这是咋了？一晚上都翻来覆去的，跟烙饼似的。”
我把纸条递给她，把昨天晚上的事跟她说了一遍。
秀莲拿着纸条看了半天，然后又看看院子里我爹的背影，撇了撇嘴说：“你信了？”
我说：“爹那样子，不像是假的。”
“不像假的？”秀-莲把纸条拍在桌子上，“马生，你醒醒吧！他是个疯子！疯子说的话你也信？他说广州有铺子，他咋不说天上有个金銮殿等着他去坐呢？十八年了，他要是真有铺子，能让你我在这受穷？能让咱儿子上学连双新鞋都买不起？”
秀莲的话像一把锥子，句句都扎在我心上。
是啊，十八年了。如果真有铺子，为什么十八年来一点消息都没有？
如果我爹当年那么风光，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说：“可他提到了地址，还有人名。”
“地址和人名又咋了？”秀莲说，“说不定是他疯了以后，自己胡乱写下来的。十三行，我听都没听说过。再说了，就算真有，十八年过去了，广州那种地方，一天一个样，还能有啥剩下？”
我没说话。我心里也乱。
理智告诉我，秀莲说得对。这趟广州之行，十有八九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家里的钱，是给儿子攒着上高中的，一共也就一千多块。
这要是去了广州，怕是连个响都听不见。
可是，我爹那双眼睛，那双清亮得吓人的眼睛，总在我眼前晃。还有他抓住我胳膊的力气。
一个病了十八年的人，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气？那不像是装出来的。
那是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急切。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给我爹喂饭。他还是老样子，嘴巴闭得紧紧的。我叹了口气，说：
“爹，广州，我到底该不该去？”
他没反应。
我又说：“你要是真有铺子，你就点个头。”
他还是没反应。
我心里那点火苗，一下子就凉了半截。
也许，秀莲是对的。这只是一个疯子偶然清醒过来的胡言乱语。
下午，我扛着锄头去地里。地里的玉米长得半人高，叶子在风里哗哗地响。
我干着活，心里却一点也不踏实。我总想起我小时候。
那时候我爹还没去广州，他在村西头的苹果园里干活。
夏天的时候，他会把我放在他的肩膀上，让我在果园里穿来穿去。
他的肩膀很宽，很稳。他指着那些挂在树上的青苹果，跟我说：
“阿生，你看，这些都是钱。等它们变红了，爹就带你去县里下馆子。”
后来他真的带我去了。
那是我第一次下馆子。我吃了一碗红烧肉，香得我差点把舌头也吞下去。
我爹看着我吃，自己一口没动，就喝着茶，笑呵呵地看着我。他说：
“阿生，男人活一辈子，得讲信用。答应你的事，爹就一定办到。爹在广州有个好兄弟，叫沈福。那是个实在人。我俩说好了，要一起干出个名堂来。”
沈福！
我猛地直起腰，手里的锄头“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我想起来了。我爹确实提过这个名字。
很多年前，我还小的时候，他提过。只是时间太久，我都忘了。
这个发现，像一根火柴，重新点燃了我心里的火苗。
我扔下锄头，跑回了家。
秀莲正在院子里喂鸡，看我火急火燎地跑回来，吓了一跳。
“你这是咋了？活见鬼了？”
我冲进屋里，翻箱倒柜。秀莲跟了进来，问我找什么。
“找照片！”我说，“我记得爹从广州回来，带过照片！”
终于，在床底下一个积了灰的木箱子里，我找到了一个小相册。
相册的封面都烂了。我打开它，里面只有几张照片。
其中一张，是我爹和一个陌生男人的合影。照片已经泛黄了。
照片里，我爹穿着一件时髦的夹克衫，头发梳得油亮，笑得露出一口白牙。他旁边那个男人，比他矮一点，微胖，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很斯文，也很忠厚。
两个人勾肩搭背，站在一个挂着“诚信布行”招牌的铺子门口。
照片的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字：一九九零年，与阿福摄于广州十三行。
我拿着照片，手都在抖。
诚信布行。沈福。十三行。
一切都对上了。
我爹没有撒谎。他真的在广州有过一个铺子。
我把照片拿给秀莲看。秀莲也愣住了。
她看了看照片上那个神采飞扬的男人，又看了看院子里那个目光呆滞的老头，半天没说出话来。
“这……”她喃喃道，“这真是你爹？”
“是他。”我说，“秀莲，我必须去一趟。”
秀莲沉默了。她坐在炕沿上，看着手里的照片，看了很久。最后，她叹了口气，站起身，从柜子最里面拿出一个用手绢包着的小包。她一层一层地打开，里面是叠得整整齐齐的钱。有一百的，有五十的，也有十块的。
“家里就这些了。”她说，“一共一千三百二十七块。你都拿去。路上省着点花。不管找没找到，早点回来。家里不能没有你。”
我看着她，眼眶一下子就红了。我接过钱，那钱还带着她的体温。
我点点头，说：“我知道。”
03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就走了。
我没跟我爹告别，他不懂。我只是站在他床前，看了他很久。
他的呼吸很平稳，像个孩子。我在心里说：爹，你等我。我去帮你把你的铺子守住。
我背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两个馒头，还有那张皱巴巴的纸条和那张泛黄的老照片。
我坐上了去县城的拖拉机，然后从县城坐上了去省城的长途汽车.
最后，在省城火车站，我买了一张去广州的硬座票。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和村庄，心里五味杂陈。
十八年了，我第一次离开马家庄。我不知道广州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那个叫沈福的人还在不在。
我更不知道，那个所谓的“铺子”，是金山银山，还是一个早已不存在的幻影。
我只知道，我必须去。为了我爹那瞬间清醒的眼神，也为了照片上那个曾经神采飞扬的男人。
火车是绿皮的，车厢里挤满了人，我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把帆布包紧紧抱在怀里。
那里面有我们家全部的家当，还有我那一点点渺茫的希望。
火车哐当哐当，走了两天一夜。我没舍得买卧铺，晚上就趴在小桌子上睡。睡也睡不踏实，总做梦。一会儿梦见我爹穿着夹克衫，在广州的街上冲我招手。一会儿又梦见他坐在老槐树底下，冲我傻笑。
我旁边坐着一个要去深圳打工的小伙子，比我小几岁。
他很能说，跟我讲南边的世界。他说广州和深圳，高楼大厦都戳到天上了，街上的女人穿得都跟画报上一样。他说在那边，只要肯干，就能挣大钱。
我听着，心里又期待又害怕。
我爹当年去的时候，是不是也像这个小伙子一样，心里揣着一个发财梦？
小伙子问我：“大哥，你去广州干啥？也是打工？”
我含糊地摇摇头，说：“去……找个亲戚。”
我不敢说我是去找一个疯了十八年的爹口中的“铺子”。
这话说出来，别人不把我当成疯子才怪。
小伙子“哦”了一声，就没再问。
他把一个耳机塞进耳朵里，跟着里面的音乐摇头晃脑，不再理我。
我看着窗外。风景从北方的黄土地，慢慢变成了南方的绿水田。
天也变得潮湿起来，空气里好像能拧出水。
两天一夜，我只吃了两个从家里带的馒头，喝了几壶火车上接的热水。
饿了就忍着，渴了也忍着。秀莲说得对，钱要省着点花。
终于，广播里响起了“广州站”三个字。我感觉我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
随着人流走出火车站，一股热浪夹杂着潮气扑面而来。我瞬间就蒙了。
眼前的一切，都和我生活了三十多年的马家庄不一样。
高楼密密麻麻，像一片钢铁的森林。马路上跑着数不清的汽车，发出嗡嗡的响声。街上的人走得都很快，好像每个人都有天大的急事。
我站在火车站广场上，像个傻子一样，不知道该往哪走。
我拿出那张纸条，上面的地址“荔湾区十三行路74号”，是我唯一的方向。
我拦住一个路人，把纸条递给他看，用我那口音很重的普通话问：
“大……大哥，请问，这个地方，咋走？”
那人瞥了一眼纸条，又瞥了我一眼，眼神里有点不耐烦。他随手一指：
“坐地铁，去那边。”说完就匆匆走了。
地铁？那是什么？我听都没听说过。
我又问了几个人，他们有的摇头，有的说不清楚。
最后，一个好心的大婶告诉我，可以坐公交车。
她帮我看了站牌，告诉我坐几路车，在哪一站下。
我好不容易挤上了一辆公交车。车上的人比火车上还挤。
我被挤在一个角落里，帆布包死死地护在胸前。我看着窗外飞快的街景，心里越来越慌。
这个城市太大了，大得让我害怕。我就像一滴水掉进了大海里，连个泡都冒不出来。
公交车报站说“十三行到了”。我赶紧下了车。
站在十三行路口，我再次傻眼了。这里根本不是我想象中的一条老街。
眼前是一栋连着一栋的巨大服装批发城。
门口挂着各种招牌：“新中国大厦”、“红遍天服装广场”。无数的人和拉着货的小推车在里面进进出出，像蚂蚁一样。空气里都是布料的味道和人-声的嘈杂。
我爹的那个“诚信布行”呢？那个挂着木头招牌的小铺子呢？
我拿着地址，从街头走到街尾，又从街尾走到街头。
门牌号都是新的，最大也就到三十几号，然后就跳到了另一条街。根本就没有74号。
我心里一点一点地凉了下去。
秀莲的话又在我耳边响起来：十八年过去了，还能有啥剩下？
也许，真的什么都没了。那个铺子，可能早就被拆了，盖成了这些高楼大厦。
我不甘心。我走进一家看起来开了很久的杂货店。
老板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正在看报纸。
我把老照片递过去，问他：“老师傅，您知道这个地方吗？叫诚信布行。”
老头扶了扶老花镜，把照片凑到眼前，看了半天。然后他摇了摇头：
“没印象。这地方变化太大了。十几二十年前的事，谁还记得。”
我又问：“那您认识一个叫沈福的人吗？以前也是在这做生意的。”
老头想了想，还是摇头：
“姓沈的？这儿做生意的人多了去了，姓什么的都有。没听说过。”
04
从杂货店出来，我站在喧闹的街上，感觉天旋地转。
太阳火辣辣地晒着，我却觉得浑身发冷。
我花了家里所有的钱，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得到的结果就是“没印象”和“没听说过”。
我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在十三行附近转了一整个下午。
我问了商场保安，问了路边摆摊的小贩，问了在树荫下乘凉的老人。
我把那张泛黄的照片给他们每一个人看。
他们有的摆摆手直接走开，有的同情地看着我，说：
“小伙子，别找了。这都是老黄历了。”
天渐渐黑了。批发市场的人少了，但路灯亮了起来，整个城市好像比白天还要亮。
我找了个路边的石墩子坐下来，从包里拿出最后一个馒头。
馒头已经有点硬了，我-就着从饭店门口水龙头接的自来水，一口一口地往下咽。
吃着吃着，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我想起了秀莲，想起了我儿子。我来的时候，儿子还跟我说，让我给他带个会跑的玩具汽车回来。现在看来，我别说玩具汽车，我连回去的路费都快不够了。
夜深了，街上的人越来越少。我抱着帆布包，靠在石墩子上，不知道该去哪里。
旅馆我住不起，只能在这里凑合一夜。
明天，我就去火车站买票回家。
这趟广州之行，就是个笑话。我就是那个最大的笑话。
我正迷迷糊糊快睡着的时候，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小伙子，你在这干啥呢？”
我睁开眼，看见一个穿着橙色环卫工衣服的老伯，正拿着扫帚站在我面前。
我赶紧站起来，说：“我……我歇会儿。”
老伯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脚边的馒头袋子，叹了口气：“找工作不顺利？”
我摇摇头，鬼使神差地，又把那张老照片和纸条拿了出来，递给他：
“老伯，我找个地方，找个人。你在这边干活久了，知不知道？”
老伯接过照片，借着路灯的光，眯着眼睛看了很久。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诚信布行……”他念叨着，“这个名字，有点耳熟……”
我心里“咯噔”一下，一下子就精神了，急切地问：“您想起来了？”
老伯挠了挠头，说：“我想想……哦！想起来了！十几二十年前，这片儿还没拆迁的时候，确实有个布行，好像就叫这个名。后来……后来好像是着了一场大火，全烧光了。”
火！
我爹嘴里念叨的那个“火”！
我激动地抓住老伯的胳膊：“那……那老板呢？老板叫沈福，您认识吗？”
老伯被我吓了一跳，他想了半天，摇摇头：
“老板叫啥我就不知道了。火灾之后，这里就拆了，盖了新楼，原来的人都不知道去哪了。”
我的心又沉了下去。线索好像又断了。
我失望地准备收回照片。老伯却突然指着照片上那个叫沈福的男人，说：
“不过，这个姓沈的，你说的这个沈福……你有没有去那边看看？”
他抬起手，指着不远处一栋在夜里也灯火通明、高得看不见顶的大厦。那栋楼跟周围的批发市场格格不入，气派非凡。楼顶上，有几个巨大的红色霓虹灯字。
我眯着眼，努力辨认着那几个字。
“福……山……集团？”
“对！”老伯说，“就是福山集团。听说他们老板就姓沈。也是做服装生意起家的，十几年前就在这片儿混了。好多人都说，他就是当年那场大火里，唯一爬起来的人。你去那问问，说不定能问出点啥。”
福山集团。这四个字像烙铁一样，烙在了我的脑子里。
我谢过那个环卫老伯，踉踉跄跄地朝着那栋高楼走去。
越走近，那栋楼就显得越高大，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它不像是一栋楼，更像是一座山，一座我永远也翻不过去的山。
我站在大厦的对面，看了一整夜。
我就像一个在沙漠里快渴死的人，突然看见了一片海市蜃楼。
我既渴望它是真的，又害怕它只是个幻影。
天亮的时候，大厦门口开始有人进出。男的都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手里拎着公文包。
女的都穿着套裙，踩着高跟鞋，走起路来“嗒嗒”响。
他们每个人看起来都那么精神，那么干净，跟我这个穿着沾满泥土的解放鞋、浑身馊味的人，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犹豫了很久，不敢过去。我觉得我就像一只耗子，不敢从洞里钻进亮堂堂的客厅。
可我爹的话又在我耳边响：“守住铺子！”
我攥了攥拳头，把心一横。死就死吧。总得问个明白。
05
我深吸一口气，穿过马路，走进了福山集团金碧辉煌的大堂。
一进去，一股冷气就扑面而来，让我打了个哆嗦。
大堂的地板亮得能照出人影，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那双沾满泥点的鞋，不好意思地往后缩了缩。
一个穿着制服、化着妆的年轻姑娘站在一个大理石台子后面，看见我，脸上露出职业性的微笑：“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她的普通话比广播员还好听。
我紧张得手心都是汗，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找人。”
“请问您找谁？有预约吗？”她微笑着问。
“我……我找沈福。”我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声音都在抖。
姑娘脸上的微笑僵了一下，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眼神里多了一丝警惕：
“您找我们董事长？请问您是？”
董事长？
我脑子“嗡”的一声。那个环卫老伯没骗我。这个庞大的集团，老板真的姓沈。
我赶紧从怀里掏出那张皱巴巴的纸条和泛黄的照片，递了过去。
“我……我是马铁山的儿子。我爹让我来的。”
姑娘看着我手里的东西，眉头皱了起来。
她没有接，而是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个号码，低声说了几句。
我听不清她说什么，只看见她一边说，一边朝我这边看。
挂了电话，她对我说：
“先生，请您稍等一下。”
她的态度比刚才客气了一些，但眼神里的疑惑更重了。
我就像个犯了错的小学生，站在大堂中央，手足无措。
周围路过的人都朝我投来好奇的目光，让我感觉浑身不自在。
大概过了十分钟，电梯“叮”的一声响了。从里面走出来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约摸三十五六岁的年纪，穿着一身合体的黑色套裙，头发盘在脑后，看起来非常干练。
她的长相，和我手里的照片上，那个叫沈福的男人，有几分相像。
她径直朝我走来，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每一下都像是踩在我的心上。
她在我面前站定，目光锐利地审视着我，从我的头，看到我的脚。
那目光不带什么感情，就像在看一件货物。
“你就是马铁山的儿子？”她开口了，声音很冷静。
我被她看得有点发毛，木讷地点了点头。
“我叫沈晴。”她说，“沈福是我父亲。”
我心里一颤。找到了。真的找到了。
“我爹他……”我急切地想问，却又不知道该从何问起。
沈晴没有回答我的意思。她看了一眼我手里的照片，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但很快就消失了：“你跟我来吧。”
她说完，就转身朝电梯走去。我赶紧跟上。
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个人。镜面一样的墙壁映出我们俩的样子。
她高挑，干练，像一棵挺拔的松树。我矮小，佝偻，像一棵被霜打了的蔫白菜。
我们俩站在一起，显得那么不协调。
电梯升得很快，我的耳朵有点嗡嗡作响。
我不知道她要带我去哪里，心里七上八下的。
电梯在顶楼停了下来。
门一开，是一个宽敞得不像话的走廊，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踩上去一点声音都没有。
沈晴领着我，穿过一片巨大的办公区。无数个格子间里，坐着无数个像刚才大堂里那样的年轻人，他们都在电脑前忙碌着，噼里啪啦地敲着键盘。
没有人抬头看我们，整个空间里只有一种紧张而高效的氛围。
我跟在她身后，感觉自己像是闯进了一个精密的机器里，而我只是一个多余的、生了锈的零件。
终于，她在一扇厚重的红木门前停了下来。
门上挂着一块黄铜牌子，上面刻着“董事长办公室”。
她推开门，对我做了一个“请进”的手势。
我深吸一口气，迈步走了进去。
一进门，我瞬间傻眼了。
这个办公室，大得像我们村的打谷场。
一整面墙都是玻璃的，从这里看下去，整个广州城都踩在脚下。
地上铺着我叫不出名字的兽皮地毯，屋里摆着我看不懂的各种摆设。
但这些都不是让我傻眼的原因。
让我傻眼的是里面的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