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穿越至宋代，我想像鲁智深那样落脚五台山做个“管茶的茶头”

近年来物质文化史受到追捧，茶文化随之兴盛，今人茶著之丰超越前人。可恨的是，我之于茶缺乏细斟慢饮的心思，居恒但作“牛饮”，所有茶具徒成摆设、空陈无谓。疏于实践加上粗放的饮茶习惯，难免为行家所笑。按理我是没有资格谈论此道的，所幸我习书有年，书法史中有关“茶”的事情倒是略有关注，古人留下的书法作品中，尤其是宋人的字迹中关于茶的资料倒还不少，稍费一番功夫不难罗致。摭而谈之，或许也是扬长避短吧？

不胜酒力且每饮必醉的茅一相，在为《茶具图赞》所写的引言中曾说自己不能饮酒而“独耽味于茗”：“清泉白石可以濯五脏之污，可以澄心之哲。服之不已，觉两腋习习，清风自生。”饮茶应比饮酒来得健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茶也显得比酒更为重要，唐人李珏就说“茶为食物，无异米盐”，酒则不居其列。不过，酒在书法史中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书”与“酒”可以直接挂钩，被描述最多的是张旭和怀素：李颀在《赠张旭》中写“张公性嗜酒，豁达无所营”，又云“瞪目视霄汉，不知醉与醒”，结果是“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怀素则被李白《草书歌行》描写为“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结果也是“怳怳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

宋代的陆游作有《题醉中所作草书卷后》《草书歌》两诗，指向的也是酒醉后所作草书所呈现出的独特创作状态。书法在表现形式上是丰富多样的，就书体而言，酒的作用仅指向书家们疾如电扫般的草书创作，篆书、隶书、楷书，乃至行书的创作，似乎就与酒挂不上钩。此时，倒是“无异米盐”的茶，更有助于书家创作之际“澄心之哲”。但茶在书法史中或说是其与书法创作的关系上，历来少有提及。许是因为茶中所含咖啡因，尚不及酒精的作用显著吧？

在书法创作的“效用”上，茶固然不如酒那么“激烈”，但茶依然为书家们所钟爱。如果说酒后的书法创作是“一反常态”，那么茶后则提升了书法创作的“常态”。在历代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中关于茶的记述并不比酒少。在书家的眼中，茶也“无异米盐”，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嗜酒如命的怀素同样嗜茶，所书《苦笋帖》即云：“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径来。怀素上。”这是一封直白的书信，向别人讨要竹笋和茶叶，有趣的是其中并未提到酒。更有趣的是，在茶史上被供奉为“茶圣”的陆羽，还专门写过一篇《唐僧怀素传》，简直就是个怀素的“铁杆粉”。总之，“如梦如幻”的酒有一时刺激之效，但漫长平淡的生活更需要“人间清醒”的茶。

怀素的《苦笋帖》

说到嗜茶的书家，首推北宋的蔡襄。他的诗文集中咏茶、论茶的文字可谓触目皆是，最有名的是《即惠山煮茶》，中有句云“此泉何以珍，适与真茶遇。在物两称绝，于予独得趣”。无水不能茶，但不是什么水都能煮茶，蔡襄对水质的考究不输于对茶品的要求。蔡襄钟爱的是泉水，除了惠山泉，还有圣泉，其《圣泉》诗有句云“清甘本无滓，渴饮得真味。端能发茶色，博亦资农利”。有一次他道经江西武阳，宿一山间旅店，想起以前在此有一泉水，可是到了那里，却已沦为当地佣妇浣女们洗衣做饭的“日常用水”，令之“莫有所惬焉”。

蔡襄爱茶，故多受馈赠，有时颇有不能与友人一起分享之恨，其《致程修撰》一札云：“蒙惠茶数品，皆精奇。适会君倚庶子泉来，辍烹试之，恨不同啜也。”他在《茶记》中记载了一个叫王大诏的茶人，专程从建安越四千里赴京师为他送上闻名天下的“王家白茶”，令之感念不已。

蔡襄画像

蔡襄不仅是个老茶客，还亲自制茶。宋仁宗庆历年间，他在福建转运使时监制皇家的北苑贡茶，将过去的大团茶改制成小团茶，并采用新鲜嫩芽精制，使得仁宗皇帝“尤所珍惜，虽辅相之臣，未尝辄赐”。据《韵语阳秋》记载，自从有了这种小团茶以后，原本为当时所贵的阳羡茶被贱视为“草茶”了。当然，最值得一提的是蔡襄对茶还有专门著述，就是《茶录》，成为茶史上继《茶经》后的一篇重要文献。

《茶录》固然彪炳于茶史，但更是书法史上的经典。蔡襄是不是“宋四家”之一历来有所争议，却毫不影响《茶录》成为一件小楷书法的经典之作。据载蔡襄所书《茶录》不止一本，现以上海图书馆所藏潘景郑捐赠宋蝉翅拓本为最精。论者以此考论蔡襄小楷书法之成就，庶几无偏失之弊。水赉佑先生作有专论《蔡襄〈茶录〉帖考》，原原本本殚见洽闻，为我所不能道，有兴趣者不妨找来一阅。

蔡襄《茶录并序》，以上海图书馆所藏潘景郑捐赠宋蝉翅拓本为最精

蔡襄另有行草《思咏帖》，在帖后附言中提到“大饼极珍物”，这个“大饼”指的是当时的贡茶“大龙团”。还有行书《致公谨》一札中也有“精茶数片”之语。虽寥寥数字，亦能反映其好茶之意。

蔡襄行草中提到的“大饼极珍物”

另一位嗜茶的书家是苏轼，他为官杭州时作有《试院煎茶》一诗，中有“且学公家作茗饮，砖炉石铫行相随”句，可见其于茶是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后来贬谪儋耳，又有《汲江煎茶》一首，虽处孤寂荒江，犹不忘“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直至“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方罢。

苏轼没有像蔡襄那样于茶有所著述，但也是一位深谙茶道的老茶客。作为大书法家的他，作品中自不会少了茶事，其与陈季常的《一夜帖》中提到了“团茶一饼”。他还曾以人品喻茶品，其《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一诗云：“戏作小诗君一笑，从来佳茗似佳人。”诗题中的壑源就在蔡襄任福建转运使的建安境内，是宋代建安民间私焙最精良的团茶贡品产地，只是这个“团茶一饼”是大团茶还是小团茶，就不得而知了。

苏轼《一夜帖》中提到的“团茶一饼”

苏轼的饮茶理念是“饮非其人茶有语；闭门独啜心有愧”，如遇好茶，正如蔡襄那样，他也很希望能与友人一起分享。其有一短札云：“道源无事，只今可能枉顾啜茶否？有少事，须至面白。孟坚必已好安也。轼上，恕草草。”这封信是写给好友杜道源的，后人即命名为《啜茶帖》，非常切当。另在《新岁展庆帖》中，苏轼虽未言及茶，但提到了“建州木茶臼子”这一当时饮茶程序中的重要工具，或可证饮茶于其日常生活之重要。

苏轼《啜茶帖》

除蔡襄、苏轼外，黄庭坚有《奉同公择尚书咏茶碾煎啜三首》，分别描写碾茶、煎茶的工序和茶的解困功效，今有刻帖传世；米芾的经典作品《苕溪诗》中就有“懒倾惠泉酒，点尽壑源茶”之句，他另有《道林诗帖》：“楼阁明丹垩，杉松振老髯。僧迎方拥帚，茶细旋探檐。”一僧扫地相迎，从房檐上取下茶叶来款待他，形象地描写了当时茶叶的贮藏方式，比起蔡襄《茶录》“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裹以蒻，笼盛之，置高处，不近湿气”的叙述生动许多，当然这件作品也是米书中之佳作；宋王元之《龙凤茶》诗云“样标龙凤号题新，赐得还因作近臣”，梅尧臣《七宝茶》诗云“啜之始觉君恩重，休作寻常一等夸”。宋代皇帝向臣下赐茶是“恩眷罔已”的事情，赵令畤《赐茶帖》云“比拜上恩赐茶，分一饼可奉尊堂”。如果没有署名款，赵氏的这件作品很可能被后人误以为出自苏轼之手。

黄庭坚《道林诗帖》

如果说书家未必个个爱酒，但个个爱茶应不为过。就看宋代这些书法前辈的作为，确实令我这个不解风情的晚学感到惭赧：如果能够穿越至宋代，我最先想的就是，像鲁智深那样，落脚五台山做个“管茶的茶头”。

饮茶之风至少在西汉时就已兴起，其后茶叶在品质、制作、烹制上都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都是茶史专家所感兴趣的问题。作为一个书法研究者，我自然关注的是“茶与书法”或是“书法与茶”这样的议题，而宋代书家既然如此爱茶，并在他们的作品中每有道及，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精雅美妙的字帖，对我们的茶史研究也是极好的贡献，故撰拙文略加表彰，非敢言深入的研究。罗景纶有言：“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吸之……或草《玉露》一两段”，我现在仿佛也有了这种心境，适案边犹有新得汝窑茶器一具，取入“精茶数片”“辍烹试之”，即“闭门独啜”，亦不似坡翁那样“心有愧”了。

南宋刘松年《撵茶图》

原标题：《如果穿越至宋代，我想像鲁智深那样落脚五台山做个“管茶的茶头” | 王学雷》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栾吟之 题图来源：新华社概念图

来源：作者：王学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