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一场看似寻常的政协座谈会,却因章士钊的发言而载入史册。这位历经晚清、民国至新中国的民主元老,在中共向民主党派征求意见的场合,以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典故为引,直言不讳地告诫执政党:“我们是革命的政府,不能像宋太祖一样,得到天下后就杀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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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这个事,毛泽东为了湖南去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跑筹款,拿着杨昌济的字条去见章士钊,章士钊把两万银元推过来,数目摆在桌上,像把一扇冷门推开,早期的事就能往前动起来,人到微时遇到的这份义气,后面的信任铺起来也不费力,到了重庆谈判那阵,章士钊看清眼前的局,他把手心写个“走”字递过去,三十六计那句熟,毛泽东看懂就离开,局面避开了最紧的那道坎,这种同场过事的交情,不只是统战名单上的一个名字,更像能说直话的人站在边上,心里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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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的座谈,他把“物必自腐而后虫生”抬出来,说水果放久了会坏,坏了虫子就来,人听着是谈团结,其实盯着的是怎么让核心更稳更清,不是把外面的小毛病一件件挑,是要看里面的骨架是不是结实,他把话往深里落,说社会别处的毛病好挪地方,关键在共产党这个核心,要健全,要把气脉理顺,这些话对着毛泽东之前讲的那种历史循环的担心,隐隐相合,跨了好几个时代的老人,坐下来就把执政这件事往长远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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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的风浪一上来,场内的句子被扣了帽子,章士钊的那番话被摆成了反面的例子,他的名字和“章罗同盟”放在一起,人也要被往右派里推,他把桌子一按,说要给毛泽东写信,信到了手里,批示出来,说座谈会上话有点冲,用意是好的,下面的意见明确,不要再批评他,这个停手的意思很清楚,诤言还在,人也在原位,历史里的那条线不被折断。
晚年的心力往书上放,他写《柳文指要》,不按唯物史观去套,他的书被拿出来质疑,康生这边话很硬,他回一句,我不相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也没有听说过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书不改,毛泽东把话接住,说老先生的世界观定了,不要勉强改动,书按原样出,在那个节点能出一本踏实的学术书,难得,到了1972年,这本书被周恩来拿去送给访华的尼克松,书从案头走到国礼,研究柳宗元的眼光也被更多人看到。
再想1957那场风波,章士钊拿宋太祖的典故做提醒,心里挂的是怎么避开“飞鸟尽,良弓藏”的老路,毛泽东把“没有恶意”这句话写出来,态度摆得稳,批评能进屋,关系还能前行,半个世纪的来往,不是在客套里维持,是在一个个节点上把路从窄处走宽,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初期摸索协商、自己修理自己,这些经验落在今天,读起来还是有用,开门听话,历史给出的路标就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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