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二车间的总负责人,方承同志。”
厂长的声音在嘈杂的车间里显得有些飘忽。
我抬起头,习惯性地堆起一脸沉稳的微笑。
目光扫过人群,最终定格在了前排那位被称为“舒博士”的年轻专家脸上。
那一瞬间,整个世界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
是她?
她怎么会在这里?
她眼中的震惊,和我心中的骇浪,一模一样。
01
2015年的那个夏天,空气黏稠得像化不开的麦芽糖,裹挟着整个小城。
知了在窗外的老槐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仿佛要喊尽生命里最后的热量。
我房间里的那台老旧电风扇,正有气无力地摇着头,吹出来的风也是热的。
我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烟灰缸里已经堆起了小山。
我妈则在厨房和客厅之间来回踱步,脚步声不大,却每一下都踩在我的心尖上。
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都像是被施了定身法,僵在了原地。
最终还是我爸颤抖着手,接起了电话。
电话那头,是班主任有些遗憾又带着一丝安慰的语气。
“方承啊,总分458。”
“……嗯,知道了。”
我爸的声音很低,挂掉电话后,他像是瞬间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陷进了沙发里。
我妈的脚步声停了,厨房里传来一声极力压抑的抽泣。
458分,这个数字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烫在了我和我全家的心上。
它意味着,我连最普通本科的门槛都够不上。
那几天,我们家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没人骂我,也没人打我,但那种沉默,比任何责骂都让人窒息。
与此同时,另一个名字,正以一种截然相反的方式,传遍了小城的每一个角落。
舒云,701分。
她是市里的高考状元,是所有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她的名字和照片,被印在巨大的红色横幅上,挂在了市中心最显眼的大楼外面。
听说,她被清华大学录取了。
是清华,那个我连在梦里都不敢轻易触碰的地方。
我们是同班同学,座位只隔了两排。
她永远是那个安安静静坐在座位上,埋头刷题的女孩。
她的世界里,似乎只有公式、定理和永远也做不完的卷子。
而我,物理和化学能考满分,语文和英语却常常不及格。
老师们谈起我,总是摇头叹息,说我是个“偏科的怪才”,可惜了。
可惜了,这三个字,成了我那个夏天最深刻的标签。
一个月后,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将我和舒云推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舒云家大摆升学宴,城里有头有脸的人都去了,觥筹交错,好不热闹。
而我,则在我爸一个老战友的介绍下,收拾好了行囊,准备去邻市的一家精密制造工厂当学徒。
我爸拍着我的肩膀,眼圈泛红。
“承啊,考不上大学不代表一辈子就完了。”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到了工厂,好好学门手艺,凭力气吃饭,不丢人。”
我点点头,没说话,眼泪却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去邻市那天,是在火车站。
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我一眼就看到了被众人簇拥着的舒云。
她穿着一条白色的连衣裙,像一只骄傲的天鹅。
她的父母、亲戚、老师,把她围在中间,脸上都洋溢着自豪的笑容。
而我,只有我爸一个人来送我。
他就站在不远处的站台上,沉默地看着我。
我们两个的目光,在喧闹的空气中短暂地交汇了一下。
她的眼神很平静,带着一丝礼貌性的疏离。
我则下意识地挪开了视线,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我只是冲她微微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她也同样点了点头,然后就被人群簇拥着,走向了去往北京的列车。
我则提着一个破旧的帆布行李箱,走向了另一个站台,那趟列车的终点,是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工业城市。
汽笛长鸣,两趟列车朝着相反的方向驶去。
我知道,从那一刻起,我们的人生,就像这两条铁轨,只会越离越远,再无交集。
工厂的生活,比我想象中要苦得多。
我被分到了最基础的打磨车间。
车间里永远弥漫着一股刺鼻的金属和机油混合的味道。
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一天下来,耳朵里都是嗡嗡的。
我的工作,就是把那些刚从模具里出来的金属毛坯,打磨光滑。
这是一件极其枯燥乏味的工作。
每天十几个小时,我都要穿着厚重的工作服,戴着口罩和护目镜,重复着同一个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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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溅的金属火花,偶尔会烫到裸露的皮肤,留下一片燎泡。
手上的茧子,磨掉了一层又一层,最后变得像砂纸一样粗糙。
第一个月,我好几次都想卷铺盖走人。
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躺在八人一间的集体宿舍里,闻着空气中混杂的汗味和烟味,想着远方的大学校园,心里的委屈和不甘就像野草一样疯长。
和我同宿舍的,大多是和我一样,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
他们白天在车间里挥汗如雨,晚上就聚在一起打牌、喝酒、吹牛。
他们谈论的话题,永远是哪个班组的女孩好看,哪个网吧的网速快。
我融不进他们的圈子。
下班后,我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开始看书。
我把我高中的物理和化学课本又重新翻了出来。
在那个嘈杂的环境里,只有这些熟悉的公式和理论,能让我找到一丝内心的平静。
我的师父,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姓王。
王师父脾气不好,话也少,但技术是整个车间最好的。
一开始,他很看不起我这个“高中生”。
“读书的料子,跑来跟我们这些粗人抢什么饭碗?”
他总是冷嘲热讽。
我不跟他争辩,只是默默地干活。
他让我做的,我一丝不苟地完成。
他不让我碰的机器,我就站在一旁,偷偷地学,把每一个操作步骤都记在心里。
有一次,车间里一台老式的铣床坏了。
几个老师傅围着捣鼓了半天,也没找出毛病。
大家都准备上报维修部了。
我瞅了个空,偷偷溜过去看了一眼。
凭着高中物理课上学到的电路知识,我发现可能是一个继电器因为长时间的震动,接触不良了。
我壮着胆子跟王师父提了一句。
他斜着眼瞥了我一眼,没好气地说:“你个毛头小子懂个屁!”
但我还是坚持了自己的看法,并说出了我的判断依据。
他将信将疑地找来电工,按照我说的位置检查了一下。
果然,问题就出在那里。
电工只用了几分钟就修好了。
从那以后,王师父看我的眼神就不一样了。
他不再对我冷嘲热讽,开始有意无意地教我一些真本事。
他告诉我,每一台机器都有自己的“脾气”。
你要像对待人一样,去听它的声音,去感受它的震动。
只有真正懂它了,它才能听你的话。
王师父的话,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我开始把我的理科知识,和我眼前的这些冰冷的机器结合起来。
我发现,那些枯燥的物理定律,在机器的运转中,都变成了生动的现实。
我开始痴迷于这个由齿轮、轴承和电路构成的世界。
我把每个月省下来的工资,都用来买了专业书籍。
机械原理、金属材料学、数控编程……
宿舍的床头,别人堆的是扑克牌和杂志,我堆的是一摞摞比砖头还厚的专业书。
工友们都笑我,说我是个书呆子,装什么文化人。
“都进工厂了,还看这些玩意儿有啥用?”
“能多发一分钱工资吗?”
我从不反驳。
因为我心里清楚,我不想一辈子只做一个打磨工。
那场高考,虽然将我挡在了大学的门外,但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知识,在任何时候,都是改变命运最可靠的武器。
我只是换了一个学习的地方而已。
日子就在这日复一日的打磨、学习和探索中,悄然流逝。
三年后,我通过了成人高考,考上了本地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函授大专,学的是机械自动化。
又过了三年,我专升本,拿到了学士学位。
在这期间,我在工厂也从一个普通的学徒工,成长为了一名技术员。
我不再需要每天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
我的工作,变成了维护和调试车间的数控机床。
这让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深入研究这些现代化的工业设备。
我像一块干涸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一切与技术相关的知识。
而关于舒云的消息,我只是偶尔从一些回乡的同学口中听到。
听说她拿了国家奖学金。
听说她保送了本校的研究生。
听说她参与了一个非常厉害的科研项目。
她的人生,就像一部开了挂的电影,一路高歌猛进,光芒万丈。
而我,则像一只蜗牛,在自己的赛道上,沉默而坚定地,一步一步往前爬。
我们之间,依然隔着一个遥不可及的世界。
02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当中年人开始频繁使用这些词汇时,往往意味着,日子真的已经过去了很久。
转眼,十年。
这十年,对于舒云来说,是攀登顶峰的十年。
她的朋友圈里,偶尔会更新几张照片。
背景是清华大学的校门,是设备精密的国家级实验室,是各种高端学术论坛的会场。
她穿着得体的套装,站在一群白发苍苍的院士中间,自信而从容。
后来,我听说她博士毕业了,进入了国内一家顶尖的科研机构。
她的名字,开始出现在一些我看不懂的学术期刊上。
她成了新材料与智能制造领域的青年专家,一个真正站在科技前沿的精英。
她的人生轨迹,清晰、明亮,每一步都踏在时代的脉搏上,向上,再向上。
而我的这十年,是向下扎根的十年。
工厂的世界里,没有那么多光鲜亮丽的头衔。
这里的一切,都讲究一个“实”字。
你能解决多大的问题,你就有多大的价值。
大概是在我进厂的第五年,工厂下定决心,要进行一次彻底的产业升级。
老板花重金,从德国引进了一整套全自动化的生产线。
这条生产线,代表着当时国际最先进的水平。
设备运抵的那天,全厂轰动。
看着那些崭新的、闪着金属光泽的大家伙,所有人的眼睛里都放着光。
但很快,问题就来了。
德国的设备虽好,却有些“水土不服”。
由于我们工厂生产的零件,在材料配比和工艺上有一些特殊性,导致生产出来的产品,合格率始终达不到预期的标准。
德国派来的工程师,在厂里待了一个多月,调整了无数次参数,也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最后,他们也只能两手一摊,说问题出在我们的材料上,而不是他们的设备。
那段时间,厂里的气氛很沉重。
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洋玩意儿”,成了一堆中看不中用的废铁。
老板急得嘴角都起了泡。
我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技术员,根本没资格参与到核心的调试工作中。
但我没有闲着。
每天下班后,我就一个人跑到车间,对着那套复杂的设备,一看就是大半夜。
我把德国工程师留下的所有说明书和图纸,都翻来覆去地研究。
那些德语资料,我抱着一本厚厚的词典,一个词一个词地啃。
我发现,德国人的设计思路非常严谨,几乎考虑到了所有理论上的可能性。
但在一个极其微小的环节,也就是零件从高温淬火到进入冷却液的那个瞬间,它的应力变化,似乎与我们的材料特性产生了一种微小的冲突。
这种冲突,在理论计算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在每分钟数千转的高速加工中,这个微小的误差就会被无限放大,最终导致产品的精度出现偏差。
我把我的这个发现,整理成了一份详细的报告,交给了车间主任。
车间主任看着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技术员,半信半疑。
但他还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把报告递交了上去。
厂里的技术总监,一个留洋回来的博士,看了我的报告后,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它摔在了桌子上。
“简直是胡说八道!”
“一个连大学都没上过的工人,也敢质疑德国专家的设计?”
“你知道这个应力变化的计算有多复杂吗?你知道这里面有多少个变量吗?”
他的话,像一盆冷水,从我的头顶浇了下来。
周围的同事,都向我投来了同情又带着点嘲讽的目光。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所有的努力,都像一个笑话。
但我不甘心。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家。
我用我这几年攒下的所有工资,买通了看守车间的保安,偷偷溜进了车间。
我按照我报告里的设想,对其中一台机床的冷却系统,做了一个极其微小的改动。
我增加了一个预冷却喷嘴,改变了冷却液的喷射角度和流速。
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举动。
一旦失败,我不仅会被立刻开除,还可能要赔偿设备的损失。
但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的人生,已经被那张458分的高考卷子定义过一次了。
我不想再被“你不行”这三个字,定义第二次。
第二天一早,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拿着我连夜加工出来的,那个闪着光泽、精度完美无瑕的样品,放到技术总监面前时,他脸上的表情,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从震惊,到疑惑,再到难以置信。
他拿起游标卡尺,一遍又一遍地测量着那个样品。
最终,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神复杂地说了三个字。
“你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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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因为这件事,我一战成名。
我被破格提拔为技术组的组长。
老板亲自给我发了十万块钱的奖金。
更重要的是,我赢得了尊严。
我用事实证明了,知识和能力,跟学历,没有必然的联系。
那次之后,我在工厂的道路,越走越顺。
当工厂引进第二批、第三批更先进的设备时,我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成为了核心的技术负责人。
我带领着我的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
我们将进口设备与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完美地结合,甚至做出了很多连德国原厂都意想不到的优化和改良。
我们工厂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因此得到了质的飞跃。
我们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逐渐成长为国内精密制造领域的标杆企业。
而在我进厂的第十年,也就是今年,在一次重大的组织架构调整中,我被任命为工厂技术最核心的部门——第二智能化生产车间的总负责人。
这个车间,是我们工厂的“心脏”,代表着我们最顶尖的技术实力。
我终于,从一个满身油污的学徒工,变成了一个别人口中的“方工”。
我有了自己的独立办公室,虽然不大,但窗明几净。
我有了自己的团队,他们大多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但见到我,都会恭恭敬敬地喊一声“方工”。
我的人生,似乎已经走上了另一条截然不同的,却同样宽阔的道路。
我以为,我和舒云,这两个活在平行世界的人,永远都不会再有交集了。
直到那天,我接到了集团总部下发的一份通知。
那份通知,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我的人生中,再次激起了巨大的涟含。
03
通知的内容,让整个工厂高层都为之震动。
国家一个重点扶持的“新一代智能制造”科技项目,正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合作企业。
而我们工厂,凭借着这几年在行业内的突出表现,入围了最终的考察名单。
一个由国家级专家组成的考察组,将在下周莅临我厂,进行实地评估。
这次考察,将直接决定那个数以亿计的项目,最终能否花落我家。
对于工厂而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能够实现再次跨越式发展的机会。
对于我个人而言,这同样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
因为,接待和讲解的核心地点,就定在了我负责的第二智能化生产车间。
换句话说,我,方承,将作为工厂技术实力的代表,直面这群来自国内顶尖学术圈的专家。
压力,前所未有。
那一个星期,我几乎是吃住都在工厂里。
我带着我的团队,将车间的每一台设备都反复检查、调试,确保它们都处于最佳的运行状态。
我将我们这几年积累的所有技术资料、改良方案、专利成果,都整理成了厚厚的汇报材料。
我对着车间的流程图,一遍又一遍地模拟着讲解的路线和说辞。
我甚至预设了专家们可能会提出的各种刁钻问题,并和团队成员反复推演,寻找最完美的答案。
我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这不仅仅是为了工厂的荣誉,也是为了证明,我这十年,没有白费。
考察的前一天晚上,我拿到了最终确认的专家组名单。
名单上的人,头衔都高得吓人。
为首的组长,是中科院的钱院士。
其余的成员,也都是各个名牌大学的教授和博导。
我的目光,在名单上快速扫过。
当看到“核心专家”那一栏里,“舒博士”三个字时,我的心脏,漏跳了一拍。
姓舒的博士?
会是她吗?
这个念头,只在我的脑海里闪现了零点一秒,就被我掐灭了。
不可能。
舒,是一个很常见的姓。
博士,在中国没有十万,也有八万。
世界怎么可能这么小。
更何况,就算真的是她,又能怎么样呢?
十年过去了,物是人非。
我们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穿着校服的少年少女。
我是工厂的车间负责人,她是国家级的专家。
我们之间,隔着一道名为“身份”的鸿沟。
我深吸一口气,将那份名单放到一边,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重新拉回到眼前的技术参数上。
考察日,终于到了。
我换上了一身崭新的蓝色工装,熨烫得没有一丝褶皱。
我站在代表着工厂最高技术水平的“智造中心”控制台前,后背挺得笔直。
我知道,今天,我站在这里,不仅仅代表我自己。
我代表的,是千千万万个像我一样,没有走过独木桥,却在另一条道路上,同样付出了十年青春和汗水的普通人。
上午九点整,一行人准时出现在了车间的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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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精神矍铄的老者,应该就是钱院士。
他的身边,簇拥着集团的几位最高领导,每个人脸上都带着谦恭而热情的笑容。
我的目光,落在了钱院士身后,那位年轻的女性专家身上。
她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深灰色西装,长发干练地盘在脑后。
脸上化着淡妆,表情严肃,眼神中带着一种学者特有的审视和锐利。
她正侧着头,认真地听着厂长的介绍,时不时地点点头。
虽然气质和装扮,都与记忆中那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孩,判若两人。
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
就是她。
舒云。
我的心,在那一瞬间,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地攥住了。
十年。
整整十年。
我设想过无数种与她重逢的场景。
可能是在同学聚会上,她众星捧月,我默默无闻。
可能是在某个街角,擦肩而过,相视无言。
我唯独没有想到,会是在今天,在这里,以这样一种方式。
她是来考察、评判我的专家。
而我,是等待她检阅的,工厂负责人。
这算什么?
命运开的一个黑色玩笑吗?
就在我心潮起伏,百感交存之际,考察组一行人,已经走到了我的面前。
厂长往前一步,伸手指着我,满脸自豪地向考察组介绍。
“钱教授,各位专家,这位就是我们工厂的技术新星,我们二车间的总负责人,方承同志。”
“接下来,将由他向各位具体介绍我们的技术成果。”
厂长的声音在嘈杂的车间里显得有些飘忽。
我抬起头,努力挤出一个我认为最沉稳、最专业的微笑。
我的目光越过钱院士的肩膀,直直地看向舒云。
那一瞬间,当我们的目光在空中交汇,整个世界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
我看到她原本平静无波的脸上,那专业的、审视的表情,瞬间凝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