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无数陌生人有过短暂而又亲密的交集，但此后就再也不会见面了

2011年我还有一次难忘的经历值得一提。那年5月我去埃及采访阿拉伯之春，联系上了那场运动的“幕后黑手”穆斯林兄弟会。对方邀请我去旁听他们的一次秘密会议，地点设在开罗郊区的一个中产阶级小区内。那天来开会的有十来个兄弟会的高层领导，除了大学教授、商人和艺术家之外，居然还包括几个蓝领工人模样的中年人，以及一位半岛电视台的主持人。据我观察，他发表讲话的时间最长，大家也听得最认真。

因为会议用的是阿拉伯语，我一句也听不懂，便找了个借口离开会议室，和门口的那位保镖聊起天来。他的英语虽然不是特别好，但却一直很努力地跟我交谈。他说他今年只有22岁，白天在一家小公司上班，帮人修电脑，晚上给穆斯林兄弟会当保镖，每个月能挣900埃镑（约合人民币1000元）。他喜欢健身，靠当健身教练挣了不少外快。他虽然是个穆斯林，但却很喜欢看好莱坞电影，也很喜欢听流行音乐。他的理想就是学好英语，多多挣钱，找个漂亮的女朋友，和她一起去看世界。

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位不知名的保安（袁越 摄）

来埃及之前，我满脑子都是国际局势和派系斗争，是这位年轻的保镖让我意识到埃及年轻人其实和世界任何地方的年轻人没啥区别，大家想要的只是一个通过努力过上好日子的机会而已，也许这才是阿拉伯之春背后的真正原因吧。可惜我们正聊到兴头上时秘密会议结束了，我立刻跑去采访参会代表，采访结束之后那位保镖也下班回家了，我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这辈子肯定也不会再见到他了。

不过，即使我知道他的名字，也记下了他的联系方式，恐怕这辈子也不会再联系他了，因为我俩的生活状态和知识背景相差太大，几乎不可能成为朋友。事实上，根据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的研究结果，大部分人能够维持稳定朋友关系的人数上限是150人，多了我们的大脑就难以应付了。我不是社交达人，肯定没有精力维持一个庞大的社交网络。但我的工作性质让我认识了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人，我其实很想知道这些人后来的生活状况，毕竟我曾经跟他们共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我和3位阿根廷中学生的偶遇（袁越 供图）

感谢互联网，让我获得了很多这样的机会。2003年我生平第一次当背包客，去阿根廷转了一大圈。当我旅行到一个叫做马德普拉塔的城市时在大街上邂逅了3名正在寻找游客练习英语口语的中学生，于是我们几个人结伴同行，在马德普拉塔逛了一整天，我帮他们练英语，他们带我看风景。3人当中英语最好的是那位名叫萨布丽娜的姑娘，于是我俩在脸书上加了好友。之后的那些年里我偶尔会上脸书看看她的主页，知道她已经结了婚，生活得很幸福。2023年，我因为要写麦哲伦的故事，突发奇想上脸书向她咨询在巴塔哥尼亚开车的秘诀。那是我俩时隔20年后的第一次通讯，没想到她依然记得我，很快给我发来一篇长长的攻略，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一年后她和丈夫来美国玩，需要购买一场NBA比赛的门票，我用美国的手机号帮她收了购票网站的验证码，解决了她的燃眉之急。虽然我俩其实再也没见过面，但感觉依然是可以相互信赖的朋友。

2009年我去里约热内卢参加国际肺结核大会，和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一起负责为大会编写每日新闻简报。我们白天各自去听报告，晚上聚在一起把白天听来的内容写成简讯，相互为对方审稿，然后把编辑好的稿子印成小册子在第二天发放给参会代表。一个星期的并肩战斗让大家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分手前相互留了通信地址，其中就包括一位名叫维迪娅的印度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