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邓友梅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邓友梅与小朋友、鹦鹉

邓友梅先生原来与我住在同一栋楼同一层，低头不见抬头见，是名副其实的近邻，后来他搬往高级小区，见面就少了，但也不远，捎书带信聊天，步行十几分钟就到了。前几天去看他，顺便把朱小平先生赠他的诗集《几生修得到梅花》送去。老邓今年95岁，耳聪目明，精神矍铄，记忆清晰。与老邓及夫人舞燕聊了许多陈年旧事，很高兴很开心。傍晚，沿着护城河，在婆娑的夕阳碎影中，漫步而归。环顾四周，河水悠悠，垂柳依依，桃花灿灿，心情怡然。屈指一算，与老邓相识已近半个世纪，多少珍贵的记忆，在无穷的岁月中，虽渐行渐远，尚依稀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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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先生是红小鬼，老革命，名作家。在我还没来到人世前，人家就参加了八路军，抗日救国，且自学成才，当了记者、作家。小说《在悬崖上》曾轰动一时。新时期以来，他的《我们的军长》《追赶队伍的女兵们》《话说陶然亭》《那五》《烟壶》接连获得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名噪天下，被戏称为得奖专业户。在第四次作协代表大会上，他高票当选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国作协外联部主任，继而荣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职务。

记得老邓到外联部走马上任那天，发表了“施政演说”，一是鼓励学习外语，并决定每天上班拿出一个小时给大家练外语，以提高翻译水平。这在全国外事单位中，可能是独一家。他少年时，曾被抓去日本当童工，知道外语必须天天练，用时才能流利顺畅。二是号召大家精诚团结，同心协力，走出去，请进来，搞好文学外交。三是鼓励大家各尽所能，爱写的写，能译的译，作家协会就是要出人才出作品。他说我不主张没事在办公室里傻坐着，哪怕养花钓鱼呢，你能弄出点名堂来，也是好事。他不光说，还身体力行，养过鹦鹉钓过鱼，还当上了北京名人钓鱼协会会长。据说他技艺超群，饵不虚发，有一回一竿竟然钓上两条鲤鱼，人人称奇！但从此以后，鱼场老板和鱼儿们都把他视为天敌，一听说邓氏来了，知道凶多吉少，都溜之乎也，使会长大人连片鱼鳞也捞不着……

他没搞过外交，但聪明过人，很快进入角色，以作家的机敏智慧，幽默风趣，广交朋友，开创了新局面。他有本事把沉重的话题，变得轻松愉快，把误解和偏见，消融在坦诚之中。即使遇到尖锐的挑衅性的问题，他也从不剑拔弩张，声嘶力竭，而是以符合作家身份的方式，用他独特的文学语言，表明观点和立场。该讲的，一定要讲，这是原则，但什么时候讲，怎样讲，讲到什么程度，如何把握分寸火候，却是一门高深的艺术，需要智慧和才华。老邓在文学外交中，以其独特的外交艺术、技巧、智慧，达到了以文会友的目的，值得称道、总结、发扬。

右起：邓友梅、大江健三郎、作者

他的即席讲话，机智灵活，幽默诙谐，自然得体，堪称一绝。那年去老挝，在万象机场贵宾室，有中国作家代表团，有人民日报社代表团，有中国驻老挝大使，有老挝作协和老挝新闻界的官员，两国五方偶然凑在一起，互不相识，空气沉闷。老邓微微一笑，随意说了几句家常话，气氛马上活跃起来，相互握手问候，皆大欢喜。我驻老挝使馆的官员对我说：邓先生真会讲话，幽默、严谨又文学，到底是作家，非同小可……听人夸我的顶头上司，我也觉得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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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邓年轻时曾被打入另册，由红小鬼变成了黑五类，妻离子散，吃尽苦头，但他复出后不忘初心，对工作对生活依然充满热情。有一次，我与他一起出差，同住一室，早晨我睁眼时，他早没影了。他很少在宾馆用餐，早早起来，走街串巷，逛早市，看风景，打野食。回来就告诉我，哪哪哪儿，有什么好吃的东西，说得我垂涎三尺。在西安时，他说请我吃好东西，我以为可以大快朵颐，屁颠屁颠跟在后面。先是进了家泡馍馆，桌子上杯盘狼藉，脚下污秽不堪，简直没法下脚。可他坐在那里，吃得津津有味，还大讲泡馍史，好像这玩艺儿是他发明的。接着进了饺子馆、馄饨铺，都是鸡毛小店，吃了三样东西，两人共花二块八毛九分钱。他意犹未尽，说明天我请你吃葫芦头，那可是西安的一大特色！我说你拉倒吧，你的口味与抠门我都领教了，到此为止，下不为例。从那以后，凡老邓请客，我一律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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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邓的作品，我几乎全都读过，觉得有嚼头，有滋味，自成一格，别有神韵。我问他，你这本事是怎样修炼的？他说：“我受汪曾祺影响很大，他说写文章要干净，一个句子，一个词，一个字，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可多用。我写完文章，花很长时间，很大精力，琢磨修改，一个字能说清的，绝对不用两个字。别人说过的话，最好不说，非说不可就改个说法。这样写长了，养成了习惯，下笔时自然就干净了。汪曾祺的文章，都是大白话，但那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精华，来来去去不知在他心里过了多少遍，就像掐头去尾的二锅头，看着跟白开水差不多，其实是酒。我在文学讲习所学习时，导师是张天翼。他教导我说，少用形容词成语，多写形象。比如你想说一个女人很漂亮，你不用漂亮这两个字，只写她的形态气质，让人读后感觉她真是风姿动人才行。你写一个坏人，但不露声色，写出来让人一看就觉得这家伙真不是东西。这才是真本事。一个作家，不仅要有生活，还要有表现生活的艺术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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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位当编辑的朋友，他说老邓能写革命历史题材，也会写京味小说，还是文学外交家，非逼我写写不可。开始时，我没答应，说老邓是我的领导，说咸说淡都不合适，没法写。但他三天两头一个电话，软磨硬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实在顶不住了，就写了篇《著名作家邓友梅的鼻烟壶》应付差事。为了避免攀附吹捧之嫌，我故意嬉皮笑脸，东拉西扯，添油加醋，外加一点讽刺挖苦、旁敲侧击，但也说了一些别人没说过的真话实话。为了表示尊重，我请老邓过目，他翻了翻，皱着眉头，把“著名作家”四个字划掉说，“你就拿糟践我赚钱吧”，算是通过。我知道，他觉得“著名作家”四个字扎眼，甚至可能怀疑我是故意捉弄调侃他，其实我是有感而发。因为那时有几个寂寂无名者，不知吃了什么灵丹妙药，摇身一变成为大师巨匠，欺世惑众，我看着别扭，想告诉世人，什么是货真价实的真金白银，以正视听，可惜他不买账，删掉了。

老邓自从到作协工作以后，作品锐减。他曾跟我说，还有几个与“那五”差不多的题材，可惜没功夫写。他说每天忙完乱七八糟的事儿，回到家，疲惫不堪。我说你得想个办法，把你肚子里的好东西倒出来！他说，长期以来养成了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的习惯，不好意思开口；二是有点晚了。又说，以前听萧军说写小说是年轻人的事儿，我还不信，但现在我信了。小说需要想象力，琢磨结构、情节、人物性格、语言，到了一定年龄，精力不济，写起来就感到吃力。现在有所感触，就写点散文，还比较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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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邓虽然是社会名流，声名显赫，但不摆谱，没架子，有事找他，从不推辞敷衍。比如我发在《人民文学》2003年第11期的那篇《佐藤大姐》，改来改去总觉得不顺溜，请他帮我看看。因为他也熟悉佐藤，知道她性格倔强，属于那种刀子嘴豆腐心的女强人。老邓看完后说：后面的八节不用动，但第一节不行，要改，大改，文章一开头，就要抓人，使人想看下去才行。我根据他的意见，把第一节变成了一句话，又送给他看，他说，行，这样就行。文章发表后，在中日两国，反应都不错。佐藤告诉我说，她把这篇文章复印若干，送给她的亲朋好友，大家都说，像，很像，你就像炮仗一样，沾火就着！

右起：佐藤纯子、邓友梅、栗原小卷、作者

老邓不仅指导我改稿，还为我的书写过序，而且不止一篇。

1996年10月，我以访问学者身份赴日研究纯文学，临行前去杭州西子宾馆看望巴老。巴老嘱我代他去看看中风的日本作家丰田正子。丰田正子曾是震撼日本文坛的天才少女，热爱中国，多次来访。她的作品以描写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为主，代表作是长篇小说《雪娘》，风格与高尔基“人间三部曲”相似。我读后很感动，决定把它介绍给中国读者。全书译完后，因出版业不景气放了一段时间，后来在巴老的关怀下，由译林社出版。原想请巴老题签并写几句话当序言，但巴老写字困难，我没好意思开口，转而请老邓写了序——《人生的画卷》：“喜儒君把《雪娘》译稿拿来后，我一鼓作气读完近400页稿纸，心情很不平静。丰田正子善良、温厚、顽强、坚韧的面影在眼前久久不散……”

作者与邓友梅

2004年春天，我编完第四本散文集《关东杂煮》（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后，想请人写篇序。但洋洋三十万言的稿子请谁看呢？对谁都是沉重的负担。不仅如此，当时我还有点麻烦。有人对我写作有意见，说我不务正业，理由是作家协会机关不是培养作家的，而是为作家服务的。遭此非议，我觉得委屈，但有口难辩。没想到，我的苦衷不知怎么传到了邓先生的耳朵里，于是就有了这篇《好味道的“杂煮”》：

本人素有两怕：一怕被人求“留下墨宝”，二怕受邀替人写序。……为《关东杂煮》这本书写序，我却是主动请缨，心甘情愿的。喜儒跟我既是同事又是邻居。对这位掌锅的厨师和他锅里的材料不陌生。因此吃得有滋有味，自认为是最有发言权的食客之一。

喜儒这本“杂煮”，写的就是他与外国友人交往中的亲历、亲闻、亲见。拿起这本书如同走出国界，既体会到洋朋友们的真挚友情，也从中看到了外国民风民俗、民族特色，大大增加了读者对外国的了解。看完这锅“杂煮”，我就感到喜儒的写作是对本职工作的补充，可视作他本职工作的一部分。这样的文章，大概只能出自长期从事外事工作，并曾以访问学者身分较长时间居住国外的人才能写出。跟那些出门逛个三天五天，回来就写的游记不是一个味道。……

所以我认为“关东杂煮”，味道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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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邓不是爱管闲事的人。由于经历坎坷，饱尝苦难，遇事绕着走，更符合他的性格。但他却为我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真是令人感动。后来我在汪曾祺先生《漫谈〈烟壶〉》一文中，找到了答案：“三十多年前，我认识邓友梅时，他是从部队下来的革命干部、党员，年纪轻轻的，可是却和一些八旗子弟、没落王孙厮混在一起。当时是有人颇不以为然的。然而友梅我行我素。对他们不鄙视，不歧视，也不存什么功利主义。他对所有人关系都是平等的。也正因为这样，许多老北京才乐于把他所知的掌故轶闻、人情风俗毫无保留地说给他听。他把听来的材料和童年的印象相印证，再加之以灵活的想象，于是八十年前的旧北京就在他心里活了起来。”（《汪曾祺全集》第33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猜测，正是这段经历，成就了老邓，并因此对我产生了同情，拍案而起，保护我的写作热情。而且正是他的提携帮助和鼓励，使我磕磕绊绊地走到今天，一直没放下手中的笔。如今我也垂垂老矣，但仍为遇上一位开明且内行的领导而庆幸。

2025年7月9日

原标题：《我眼中的邓友梅 | 陈喜儒》

栏目主编：舒明 文字编辑：吴东昆

来源：作者：陈喜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