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内总管”有多狂？纵兵群殴警察，揍得全城无人再敢穿警服

1934年7月5日晚，杭州南星桥码头的暑气还没散透。

俞济时手下的士官教育团教育长吴中翰，骑着辆英国“三枪”牌自行车往家赶，车灯坏了没修。

值勤的交通警察拦住他，按规矩要罚五毛。

吴中翰掏出上校军官证亮了亮，交警扫了一眼仍不让步，说军人在地方也得守交通规则。

这话彻底戳了马蜂窝，两人当场推搡起来，警察用警棍在他手臂上留了两道青紫印，还把他连人带车扣进了南星桥分局。

谁都没料到，这么一件不起眼的交通纠纷，后来竟闹得全城警察不敢穿警服，而这一切的幕后底气，全来自那个三十出头、蒋介石身边最红的“大内总管”俞济时。

攒下的“狂资本”

俞济时能这么肆无忌惮，根源早就埋下了。

他老家在浙江奉化溪口镇武岭村，和蒋介石家老宅就隔五里地，按辈分还得喊蒋“族叔”。

这层地缘加血缘的关系，在当时的民国官场，简直是自带“绿色通道”。

更关键的是，他叔父俞飞鹏早年就跟着孙中山干，后来当了国民政府军需署署长，三军粮饷都归他管。

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时，俞飞鹏一句话，就把20岁的俞济时送进了校门，成了“校长门生”。

本来想，光有背景不够，得有真本事才行，后来发现俞济时确实有点能耐。

他长得人高马大，军校里的操课成绩总在前列，蒋介石检阅时一眼就注意到了这个“小同乡”。

毕业后，俞济时直接进了校长办公厅警卫队，从排长做起。

东征北伐那几年，他好几次在枪林弹雨里用身体护着蒋介石。

这份忠诚，蒋介石记在了心里。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24岁的他就挂上了将星，当了警卫团团长，成了蒋介石最后一道“安全锁”。

早前淞沪抗战，他带着88师死守庙行阵地，左胸中弹，肋骨断了三根，被抬下火线时还喊着“阵地勿失”。

这一仗让他拿到了“青天白日勋章”，也让蒋介石更信任他。

在那个年代，打仗不要命的将领不少，但又忠诚又能打的，可就稀缺了。

俞济时刚好占全了，他的仕途晋升速度堪称惊人，七年时间就从排长升到了师长、警备司令，手里的权力越来越大，脾气也跟着长了起来。

交通纠纷升级，全城警察遭“围剿”

1933年冬天，俞济时伤愈后，蒋介石一纸手令把他派到浙江，当保安处长兼杭州警备司令。

名义上是管地方团队，实则是让心腹守住江浙这个后院。

那会儿他才29岁，带着88师旧部、黄埔同学和侍从室的情报组，浩浩荡荡进驻杭州。

到了浙江，俞济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保安团。

原来的15个保安团是七拼八凑的杂牌军，他全给打散重编，军官清一色换成黄埔生，士兵重新体检，还换了德式装备。

在西湖边的里西湖设了个“士官教育团”，自己当团长，专门轮训骨干。

短短半年，浙江保安团就从“杂牌中的杂牌”，变成了堪比“御林军”的队伍。

权力越来越大，俞济时的狂妄也藏不住了。

浙江省主席鲁涤平是湘军元老，资格比蒋介石还老，可俞济时根本不把他放眼里。

省府会议他想进就进想出就出，保安经费直接绕开省府向南京要，鲁涤平批的公文，他看都不看就甩回去。

如此看来，他在浙江的话语权，早就超过了省主席。

吴中翰被警察扣押的消息传回营地，他越想越窝囊，连夜召集了百十个“黄埔学弟”，说自己被警察欺负了。

第二天一早，这群人身穿便衣，腰里藏着木棒短刀，分乘三辆卡车就冲进了南星桥分局。

见警察就打，见玻璃就砸，分局长躲进厕所都被拖出来揍得鼻青脸肿，还有个警士逃上屋顶，被石块砸中脊背，当场就瘫痪了。

不到半小时，分局就被砸得不成样子，档案和枪械散落一地。

可这还没完，吴中翰一声呼哨，队伍沿着中山南路、清河坊一路“扫荡”，见穿警服的就追。

警察总局的求援电话像雪片一样飞来，巡警大队刚集结就被冲散。

这场景想想都荒诞，到了中午，杭州城里的警察全“消失”了，有的躲进民宅，有的干脆把警服脱下来塞进阴沟。

小偷地痞趁机出动，西湖边一天就发生17起拎包案，连“楼外楼”都被人白吃了两桌西湖醋鱼。

警察局长何云也是黄埔出身，和俞济时算同门，他先让巡警大队不准还击，自己三次去保安处讨说法。

前两次要么见不到人，要么被打哈哈，第三次等了三小时才见到俞济时，结果还被倒打一耙，让他先撤了南星桥分局长。

无奈之下，警察方面只能低头，撤销分局长职务，赔偿两千元医药费，还得公开登报道歉。

而俞济时呢，私下里还摆酒慰劳吴中翰他们，说“兄弟们委屈了”。

冷处理背后，特权撑起的“保护伞”

事件闹大后，南京方面也收到了急电，军政部、内政部、监察院都派了专员去杭州调查。

本来以为俞济时总得受点处分，后来发现还是太天真了。

所有的奏折最后都到了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手里，批语就四个字“冷处理可”。

蒋介石在庐山牯岭见到俞济时，也只是轻描淡写说了句“你小子，脾气还是这么冲”，转头还说杭州警察散漫，让保安团的办法调京观摩。

毫无疑问，俞济时敢这么狂，背后有三把硬“伞”。

第一把就是“血缘+地缘”的关系网，奉化同乡、黄埔门生、侍卫旧部，层层交织，外人根本挤不进去。

第二把是枪杆子，他手里的浙江保安团有两万多人，全是德式装备，而杭州警察才两千人，枪械老旧，真要火拼，警察根本不是对手。

第三把就是蒋介石亲批的“便宜行事”手令，遇到阻力亮出手令，省府都无可奈何。

这种特权庇护在当时并不少见，但闹到警察不敢穿警服的地步，也真是没谁了。

风波过后，杭州警察都有了“制服羞耻”，谁穿警裤警靴上街，就会被路人指指点点。

有的警察把警服染成便衣颜色，有的分局干脆撕下“警察”臂章，缝上“保安”的布标。

很显然，这场冲突不仅让警察威仪扫地，更让军警系统结了仇，互不信任。

俞济时确实有治军的本事，后来主持浙江“三年保安计划”，兴办兵工修械所、军医院，让浙江成为抗战初期保安团队最完整的一省。

开罗会议时，他统筹警卫工作，还被罗斯福的侍卫长称赞。

但他的狂妄也留下了后遗症，地方政令失衡，基层治理出现真空，抗战胜利后浙江匪患四起，和当年的军警撕裂不无关系。

更关键的是，他的模式被其他嫡系效仿，山东王耀武、陕西胡宗南等人，纷纷以“保安”为名巩固地方势力，让中央和地方的裂缝越来越大。

1949年，俞济时随蒋介石离开大陆，晚年在台北写回忆录，对杭州这场军警冲突只说了句“少年气盛，行事不无孟浪”。

1990年他病逝后，灵堂里还摆着蒋介石手书的“忠勤堪念”横匾。

而杭州老市民提起当年的事，还会笑着说“那年头，穿警服过街，是要挨板子的”。

俞济时的狂，是那个乱世的产物。

特权凌驾于规则之上，权力失去了约束，再小的矛盾也能酿成大乱。

他的功过或许有争议，但那场让警察不敢穿警服的闹剧，却成了民国权力失衡的生动注脚。

如此看来，不管什么时候，权力都得装进规则的笼子里，否则，再繁华的城市，也可能上演荒诞的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