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冠军邓亚萍说：我十岁的时候因为我的身材太矮小

奥运冠军邓亚萍说：我十岁的时候因为我的身材太矮小，被教练看不起，教练打电话给我父亲，父亲当时从队里给我领回来的时候，他当时就跟我跟我说了真话，他并没有瞒我，告诉我就是教练认为你不行，你不用练了，没有任何的培养价值。
听到这话的时候，是1982年的一个冬天，郑州的冷风直往骨头缝里钻，邓亚萍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运动服，球拍的胶皮边上已经翘起来。
那天她刚刚打完最后一场队内对抗赛，分数并不低，她觉得自己没有哪里落下。
但教练站在乒乓球台边，脸色冷冷的，手里摆弄着记分本，几句话说得很轻，像怕别人听见，但她还是听得清楚：“就这身高，练下去也是白搭。”
那天晚上，父亲没让她一个人走回家，而是直接领着她去了食堂，饭菜里有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父亲动了动筷子，却什么都没夹。
他看着邓亚萍，眼神有点复杂，像是想安慰，又像是在权衡什么，最后他还是叹了口气，声音里没有任何修饰：“教练觉得你太矮，没前途，让你别练了，你自己想想，要不要换别的路？”
邓亚萍当时就愣住了，碗里的米饭变得像石头一样硬，她低着头，眼泪慢慢往外涌，父亲没有劝她，也没有骂她，只是静静地等着，过了好一会儿，她才闷声说：“我不服，我还能赢她们。”
话说出口，她自己都觉得有点倔，但父亲拍了拍她的肩膀，什么都没说，带着她回了家，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她自己背着球拍又去了球馆。
这一次，没有人叫她名字，也没有人和她打招呼，她一个人站在最边上的球台前，对着墙练球，球撞在墙上，弹回来，手腕一点点发麻，汗水顺着手背往下滴，地上很快就湿了一片。
如果说那一刻有多难熬，邓亚萍后来回忆，其实只是觉得天特别长，父亲偶尔会来看看，什么都不说，递瓶水，拍拍她的背，然后转身走掉。
她不信自己不行，但也没人告诉她该怎么做，她就这么一天天把球打在墙上，打到手起泡，打到球拍裂缝，然后自己用胶带缠好，再继续。
那段时间，郑州的冬天格外冷，她穿着薄外套，脚冻得发麻，球馆里没暖气，有时候球掉进角落里，她蹲下去捡，冷得腿直哆嗦。
可她从没想过放弃，父亲看着她的样子，有天晚上终于开口：“既然不服气，那就试给他们看。”
第二天，他给她绑上沙袋，让她带着跑步、挥拍，沙袋很沉，刚开始跑两步就喘得不行，腿像灌了铅，可她咬着牙不吭声，还是坚持了下来。
那年春节，别人都在家里热热闹闹包饺子，她却在球馆里练发球，球拍发出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格外清楚，每一下都像敲在自己心头。
她记得很清楚，有次实在累得不行，靠在球台边上喘气，父亲走过来，递给她一块巧克力，什么都没说，转身就走了。
那块巧克力一半都没舍得吃，她掰下一小块，剩下的藏在兜里，心里想着：等哪天打赢她们了再吃。
邓亚萍没有被打倒，半年后，郑州新成立的专业队招人，她报名了，每天早上天还没亮，队里就响起她击球的声音。
她和队友们一起苦练，别人练八个小时，她就练十三个小时，累了就把毛巾套头上喘口气，擦了汗继续来，一个星期下来，她的手上起了水泡，破了又起，最后手指都磨起厚茧。
半年以后，郑州市专业队和河南省队进行对抗赛，没人看好邓亚萍，省队的教练甚至在场边窃窃私语：“这就是那个被我们淘汰的小孩？”
可比赛一打响，她像变了个人，步伐快得让人眼花，球直直砸到对方死角，最后一球，她猛地扑上去，扣杀得干脆利落，全场都愣住了。
她赢了，队友们冲上来抱住她，她却只是笑了笑，低头把球拍收好。
很多年后，有人问她当时怎么想的，邓亚萍说，那时候没想太多，就是觉得“不服就干”，她没时间琢磨命运公不公平，也没兴趣抱怨，她知道自己天生不高，手短，步伐比不过别人，但只要能多练一小时，就一定要多练一小时。
13岁那年，邓亚萍拿下全国少年冠军，按理说进国家队应该板上钉钉，可国家队五个教练，只有一个支持她。
理由还是那句老话：“太矮，没前途。”主教练张燮林看着她，说：“别人看你矮，但你的眼睛里，球总是高的。”
进了国家队，邓亚萍的训练比任何人都狠，别人练完回宿舍休息，她还在球馆自己加练，队友们有时候笑她“太拼”，她只是笑笑，心里清楚：自己没退路。
她每天都比别人多练一小时，一年下来就比别人多练了40天，别人去食堂吃饭，她就在走廊上跳绳，沙袋一直绑在脚上没摘过。
这股劲头一直持续到退役，24岁时，很多人觉得她会当教练，安稳过日子，可她不甘心就这样“退休”。
她决定去清华上学，别人说运动员学不进去，她就从26个英文字母开始，每天学到凌晨，后来又去了英国，拿下诺丁汉大学硕士，最后考进剑桥大学，做起了经济学博士论文。
她采访了四十多个企业高管，光采访笔记就写了快六十万字，别人说她“太拼了”，她只是笑：“我一辈子就是不服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