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海斌：庚子事变时期张之洞的对日交涉*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在晚清,尤其是19、20世纪之交,中日关系处在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在当时国人的认知中,日本的面目虽不清纯,但也不像后来那么可憎。日本在华丰富的政治人脉资源,以及中国官绅阶层对其普遍抱有的好感,颇不寻常,而是与甲午战后日本国内政治思潮演变及其政府、民间双重势力在华的长期经营密不可分。尤其戊戌前后,日本势力相当深地介入了改革派的活动。由于清朝原有格局被政变打破,加之日本内阁人事变动,其对华政策的基调也经历了转变。

对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学界向来很关注。大多数学者都注意到,日本政府,尤其是军方背景的参谋本部对张之洞等南方实力人物特别重视,大力展开工作,而张氏也对“中日同盟”议题抱有持续的兴趣。虽然后因驱逐流亡日本的康梁问题略生波折,但双方建立的良好关系基本上持续发展,派遣留学生、接受日本军事顾问等合作均获收效。至1900年6月,日本方面认为“张之洞过去以来的行动大致遵循我参谋本部的方针”。相比于官方,日本民间团体在长江流域的活动则触角更广、程度更深。特别是东亚同文会,与张之洞、刘坤一等南方总督均有密切联系,其在华各支部成员不同程度地卷入了中国不同派系的政治活动。直至义和团运动爆发,中外关系一变,在战时交涉、战后和议诸棘手问题上,张之洞与日本相互引援,关系热络。尔后围绕东三省交涉,清朝内部发生激烈争执,这一层特殊关系更有淋漓尽致的体现。

一、戊戌前后张之洞的对日联络渠道

不少论者在认定张之洞后期交涉的性质时,对其与日联络的具体渠道和实际作为较少着墨。夷考其实,张之洞倾心联日的渊源,可追溯至1897年末和1898年初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神尾光臣大佐、宇都宫太郎大尉相继访问湖北。张氏电奏,提出联交,却未得清廷允准。在与来华游说的日本军官接触过程中,张之洞与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开始建立联系。1898年5月张奉召入京,途经上海,与小田切有过两次交谈,后因沙市事件折回湖北,但仍派其主要洋务幕僚钱恂在上海与小田切进行谈判。戊戌后,小田切应邀赴湖北,与张之洞多次会谈,就政治改革、军事合作、派遣留学生、驱逐康有为等问题交换意见。会谈中,张之洞提出了相当详尽的地方军事改革计划。值得注意的是,他虽有邀聘日本军事顾问的意向,却以日本政府驱逐逃亡海外的维新派人士作为交换条件。当时日本国内山县友朋内阁第二次成立,外务大臣青木周藏实行“务实”外交政策,不愿与清政府有过多对抗,尤其强调张之洞等地方实力派的作用,对于受迫害的改革人士的命运已不再那么关注。在张之洞再三敦促下,日本政府加速了劝离康有为的工作。

由于戊戌政变的冲击,张之洞原拟次第展开的中日合作计划受到影响,因此深叹:“中东联络大局,全被康、梁搅坏,真可痛恨。”1899年1月,他致电停留上海的湖北留日学生监督钱恂,指示与小田切询商者数事。由此可知,湖北省已着手进行延聘日本军官、翻译军事教材等工作,人选则颇属意曾经来访的神尾光臣,但不敢奏闻朝廷。当时英国议员贝思福(LordCharles Beresford)来华访问,同样有帮助“练兵”之议。张不满足驱逐康有为一人,继续向日吁求驱逐梁启超、王照并查封《清议报》。

戊戌前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政治地位引人瞩目,国际声誉日高,南京、武汉成为北京以外的政治重镇,凡日人访华,必以与两总督晤面交谈为幸事。在频密接触中与张之洞建立了良好私人关系的小田切,曾向外务省发出机密报告,专门论证张氏政见及地位,评价甚高。日本学者伊原泽周说:“小田切这份关于张之洞的报告书,对日本朝野的影响极大,使外务省及东亚同文会认为可与日本交往的当时中国的高官中,除张外,似无他人。”⒂1897年5月,日本前司法大臣清浦圭吾、内务次官松平正直赴华考察,除访问北京外,还特意南下与张之洞会晤更为人知的是戊戌变法期间伊藤博文访华,南游中相继访问武汉和南京,与张之洞、刘坤一分别面谈。⒄其时政变结果已揭,政治风向大变。他在武汉逗留的时间是10月15—16日两天,汉口领事致外务省报告透露了会见的一些实情张之洞企图与日本联手做一些事,尽管形势十分不利,仍表现出这一愿望,虽然他事后致总理衙门电报中,对此完全不谈。伊藤获赠《劝学篇》一书,在启程返国之际,特致一函,推许张氏为“中流砥柱”,寄望其能赞助变法自强,使清政府实现“一大英断”、补救东亚大局。而张之洞稍前与小田切会面时已倾诉“艰窘情形”,复伊藤函中又自愧“力薄权轻,才庸智钝,百忧丛集,寸效无闻”。当时所能措手的,只是向日本派出武备留学生,拜托伊藤“附赐关垂”。

1899年4月,日本参谋本部福岛安正少将来华游历,在武汉相继考察护军营、自强学堂、工艺学堂、汉阳铁厂及枪炮局各处,在与当地官绅接触中论及添兵、练兵、军备更新、内政改革、海外游学等。政变以后,张之洞仍存顾虑,因此安排亲信属下张彪与之周旋,对福岛的以湖广、两江一致行动为急务等建议仅是漫应之。

另一位与张之洞关系密切,并在外交上带有特殊民间色彩的人物是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东亚同文会成立后,制定出雄心勃勃的对华事业发展计划,将重点放在中国东南长江流域一带。这里作为日本经济利益最集中的区域,正是刘坤一、张之洞的辖区。近卫重视与“南方有力者”关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为经营事业的方便,要不时与支那官吏打交道”。1899年,近卫出访欧美各国,归途中顺访中国,先后游历上海、南京、武汉、杭州、苏州等地。由于张之洞固执于驱逐维新党人,引起近卫微嫌,两人的初次会面不算投机。面谈结束时,近卫仍感觉意犹未尽,在日记中写道:“据其谈话内容,不愿涉及外交问题,一切答问皆以平常言语应之,将来恐无机会再开谈绪。此后无话离席。余所以深感失望正为此也。……无论如何,较之刘坤一,张氏之见识显然拙劣数等。” 尽管如此,张氏仍然被确定为东亚同文会开展在华事业的重要协作者,而“与康梁派的冷却化处理也正是为了增进和这些南方实力人物的政治连带”。

两人订交最直接的一个成果,就是张之洞长孙张厚琨赴日留学,近卫本人不仅是他所在学校学习院的院长,也充当了留学生活的监护人。此外,湖北陆续派往日本的留学生及教育、军事考察人员,也常得到近卫的照拂。

综上,庚子事变前张之洞与日联络的几种渠道已可概见。自1897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主动来华,张之洞与之建立联系,逐步展开有关军事改革的合作计划。此外,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也是张之洞与日本政府连线的重要渠道。中日合作与驱逐康梁,在戊戌后成为交涉主线。伊藤博文、近卫笃麿等日本政界要人相继访华,均与张之洞订立私交,尤其后者对湖北留日人员给予不少照顾。此一时期,张之洞对日活动较少通过驻日公使,不过庚子事变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

二、庚子事起:“讽日本维持大局”

1900年6月初旬,义和团开始大批涌进北京,端郡王载漪入主总理衙门,西摩尔联军在京津中途遇阻。其间出城迎接联军的日本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在永定门附近被董福祥甘军杀死,一般研究多将此事与后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相提并论,认为这是中外矛盾激化的导火索,实际上与西方列强的强硬姿态相比,日本政府却显示出一定的“克制”。在北京外交团决定从停泊大沽的各国军舰调兵护卫使馆后,美、英、法、意、日、俄六国进京卫队总人数达到357人,其中只有26人的日本卫队符合中方所提每国卫队不超过30人的要求。

华北义和团兴起以来,张之洞屡次上书朝廷,表达“主剿”、“避战”之意。（30）“剿拳”是其素有的立场,而“阻董”则很大程度受到日本方面意见的影响。6月16日,湖北留日学生监督钱恂由东京来电透露:“福岛殷盼帅献策,令董军且退,则外兵但平匪,否则董洋哄,大局难问。” 考察此电背景, 6月15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从第五师团、第十一师团抽调混成支队3314人组成临时派遣军,以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福岛安正少将为司令,向大沽出航。福岛是张之洞与参谋本部的主要联络人,他在启程赴华之前,通过钱恂传话,希望东南督抚在“剿拳”、“阻董”事情上发挥作用。据钱恂自谓:“时稚樵正滞日本,与彼参谋本部尤稔,其临时来华征匪之司令官福岛安正又旧友,故获知战情较详。”张之洞也引援福岛为臂助,复电中显出对其去留的挂心:“福岛赴津殊不便,以后鄂事与何人商?”

稍后,张之洞迅速据以上奏, 又由急召李鸿章入京的谕旨,预感“上意当已悟刚、董之谬,悔开衅之非”。但形势发展出乎意外,不久即传来大沽开战的消息。经过暂时的震惊,他马上想到“讽日本维持大局”, （37）欲借外力阻止事态扩大。6月19日,致电驻日公使李盛铎云:妖匪作乱,大局危急,合肥前已电召,内意必愿议和,请公速密商外部,讽以各国吞华于日本最无益处,董、拳开衅本非上意,若举动过猛,京城溃,乘舆危,畿辅、各省同时大乱,西国得九,日本得一,仍自蹙也。此时日兵最多,必可主持群议,如能从中维持,宽缓定约,以后华感日德,必愿事事联络,谁能阻之?

张之洞注意到当时在华外国军队以日军数量最多,因此希望“主持群议”,同时本着“结强援岂能无厚报”的思想,许日本以“事事联络”的愿景。次日,又加电重申与日同洲之谊,并嘱此次不算中外开战,为预留余地“万不宜下旗回华”。此时在东京的李盛铎复电称:“前日员被戕,即赴外部慰问,似尚怼而不怨。福岛领兵濒行来面辞铎,嘱以宜平和办理,维持亚局,彼以为然。沽口战后,宫内省尚派员来慰,似日廷尚无他意。”但在张氏寄予厚望的停兵问题上,外务省的答复含义暧昧:“倾华益欧日断不愿,惟此次局面,日若不随同各国,则亚权全属欧人联合之局,实有不得已苦衷,此事进退非一国所能主持。”

张之洞仍盼李鸿章入京可以扭转局势,“公平商结,两宫平安,中国大局无碍矣”。至6月25日,又联合南方数省督抚联名致电驻外公使,商请各国停战候议。两天后,李盛铎来电抱怨“反复陈说,皆不能动”,并转述日本外相青木周藏语如下:“停兵一节各国断难允,惟请钧处转商各帅力保东南为要著。” 几乎同时,在上海的盛宣怀和日本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提出新的建议———以中外会议的方式达成和平谅解,并得到地方实权人物的积极响应。长江流域的局势迅速朝着“东南互保”的轨道滑行。在张之洞看来,中日两国在长江流域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而他本人也以与日关系特殊而自许,所以当时对钱恂说:“保全长江上下游,不独中国之利,亦日本之利也。日本当道尤应助鄂,想见及此,似宜与各国有别。日肯助鄂,鄂亦能助日。” 事变期间,湖北省为求购枪械、招聘军官等事项,也与日本参谋本部关系密切。

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日本政府对于东南督抚的注意力,多数落实在“互保”交涉层面,“南清有力者”在辖区内的控制力,仍为其倚重的力量。而在冲突已经发生的华北战场,张之洞等人的意见则基本不发生效力,日本政府以“代华剿匪”为出兵理由,牢守与列强一致行动的原则,对当时欧美抱有疑义的“清日同盟”传言竭力澄清。而且,日军对华作战异常奋勇,令西方人为之侧目。关于日军在中国战场逢役必与、战必争先的记录在西方有关义和团事件的著述中屡见不鲜。国人多将此解读为日本成为列强俱乐部新成员的张扬,称日军为“镇压义和团、侵略中国的主力军”。诚然如此,但应看到,日本尚有急于向白人表现之意。伊藤博文在与李盛铎私下交谈中即说:“此次亚与欧战,日亦亚邦,防欧疑,故赴战则勇,议款则避嫌。”

7月后,克林德被害的消息被证实,德皇威廉二世震怒,声言将举大兵报复。在京公使的安危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青木周藏提出,可通过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劝商山东巡抚袁世凯就近提兵北上,入京解救各国公使。7月6日,李鸿章由东京来电得悉这一建议,随即转发袁世凯,电文中未置可否,只轻轻一询:“能否酌办?”而袁世凯复电敬谢不敏。张之洞同样不愿用此冒险做法,坚持“外兵断不敢言入京救使”,并用荣禄自京中来电证明朝廷“愿保护各使之意”,认为较为稳妥的办法是动员在朝中尚存势力的荣禄及庆亲王奕劻等人出面救使。（50）又因钱恂的建议,他还曾一度考虑邀在京外国公使南下驻息,所谓“代朝廷联续邦交”,但事属一厢情愿,也无结果可言。

或是因为提议迟迟未有响应,日本方面显得有些着急。数日后,在上海的日本总领事小田切奉命交出密件云:

顷奉外部电开:拳匪及帮助拳匪之军民人,均系中国之乱民,此次本国派兵为弹压此等乱民、救出使臣起见,为各国所知。应请刘大臣、张制军、盛京堂密与东抚袁电商,自提大兵,或派干练之将与本国兵协同弹压,等因奉此。查弹压拳匪一节,向者由阁下合词电在案。专委洋军恐于大局无益,中外合办实于贵国有利,敝国政府之意实在于此。可否即与袁慰帅电商,迅速从事,此为望切,仍乞复示。

接此密件者为盛宣怀,虽自许“局外闲人”,却对日人建议不仅给以呼应,甚至有更为激进的主张。其密电中枢云:“然非王爷与中堂独对陈请两宫速发密诏,外臣无从助力,即李相遵旨北来,亦同归于尽。如当圣意须将暴军调出御敌,聂军调京护卫,李相日内抵沪,如有密旨,即可北渡。宋、聂两军暂归调度,若嫌兵力不敷,密调袁抚约期而至,秉承庙谟,不动声色,内乱一平,外衅自解,过此不图,悔莫能及。此电与江、鄂、闽、粤各督抚往返电商,意见相同,但疆臣不敢显言,宣怀幸以闲曹受恩深重,敢冒斧钺,乞代密陈。”此谋虽言“往返电商”,实则其一人策划,已近军事政变性质。而被那拉氏许为“老成谋国”的张之洞,态度则明显有所保留, 7月13日致电李盛铎仍延续此前意见:

京城内外匪徒,必须就近诸军剿办,方能迅速。袁在山东,既由地方之责,未经奉旨,断不能分兵入京办匪,且亦缓不济急。此时惟有请日本外部商诸各国暂停战事,俾北京、天津诸军可专心剿匪,最为救急良策。

不过,日本的反应已趋冷淡。李盛铎向外务省转达此“救急良策”,青木周藏的简短回答是“剿匪极是,停战甚难”。联系到此时日本政府的外交动作,除向第五师团发出全面动员令外,围绕大规模出兵展开一系列旨在欧美列强协调的外交活动,自7月上旬山口素臣中将统率的第五师团陆续来华,日本最高派兵数达到22000人,成为中国战场数量最多的外国军队。英国学者艾伦·尼什(Ian H. Nish)早就注意到日本在19世纪末国际政治格局中所处的敏感位置,认为其行为与其他列强并非完全合拍,对华政策有着某种“优柔寡断”的特质。最新研究表明,日本政府在慎重其事的同时,也采取了积极的强调自主性的行动。派出临时派遣军及追加部队、动员第五师团等一连串动作,全部是先于列强要求早已决定的,尽管做出了某些姿态,确认列强反应后才正式行动,但无论如何都是日本独立判断和施行的。

7月3日,清廷以光绪帝名义向英、俄、日三国发出国书,请求“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其中对英强调“商业”利益攸关,对俄提及两国间曾有“密约”,对日则以“唇齿”关系立言,先就杉山彬被害深表惋惜,继而阐述当今“东西并峙”大势下,中日休戚相关,希望“暂置小嫌”,维系同洲之谊。黄遵宪《再述》诗咏其事曰:“玺书皇帝问东皇,亲爱从来昆弟行,岂有行人真坐罪,忍看邻国到唇亡。”李国祁曾指出,张之洞看重日本始终是出于中日“同洲同种”之种族观点, 此处清朝国书也以相同观念立言,实际上与1897年以后神尾、福岛、伊藤等人来华时反复陈说之言几乎是同一基调。国书中途辗转,实际送达的日期是7月11日,而早在五天前,日本政府已决定派第五师团开赴中国。7月14日,外务省向中国公使交出天皇复书,其大意不外敦促自行平匪护使,声明各国派兵意为救使,日后款议日本将从中出力云云。这实际意味着,“日本选择了不与中国联合,而与西方列强采取共同行动的道路”。张之洞原视清廷国书为希望所在,刘坤一却一开始就不抱乐观:“目下总以救使为亟,各使无确信回国,彼必不肯停战,国书恐亦无济也。”

三、战时交涉:“伊藤所询未易答复”

除与日本外务省联络外,张之洞与一些日本政界要人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曾于上年访华并与刘、张结交的伊藤博文,在1900年7月初通过李盛铎向两人密询善后办法。接信之初,张之洞颇感踌躇,一则臣子身份使他“不能专擅作主”,二则对伊藤的真实意图无从把握。因此,他特嘱钱恂在日密探:“伊藤意中必有所指,速密详示。”另外,伊藤来电避开当时已经奉旨北上的李鸿章,专以江、鄂督抚意见为重,这一点也让他不安,向刘坤一表示:“此次来电止询我两人,而不提李傅相,亦属可怪。”刘坤一也认为伊藤所询“其意难测”,复以“须告李使作谈论答复,方不著迹。至奏明一节,似可不必,语虽冠冕,秉钧者固未可以常例测度也,傅相处可勿须商”。

在与刘坤一反复电商后,张之洞决定以“浑涵意”回复三条:“一、望各国不攻京城,匪乱自平;二、望各国不惊扰两宫,天下人心自服;三、望各国停兵,在津候李傅相妥议,当易结束。”这些意见不过重复了此前对外务省的建议,但张氏仍自觉有“僭越”风险,主张答复后立刻电奏,以免招来“外间臣下妄议”的责难。至7月6日,上述三条以江、鄂两省名义回复伊藤,电中由五月二十九日(6月25日)上谕引申:“谕旨中既有‘相机审势’之责,是则凡有关保守疆土者,其事势机宜当可随时斟酌,遵旨联络各省公同商酌办理,此办法也。”还特别声明,内容只可作为“私交谈论”,不可视为“公牍”, 可谓小心之极。

在申明己见的同时,张之洞又想反制一手,向伊藤摸底。7月7日,加电李盛铎云:

北方兵事,确非两宫本意。今匪徒肇祸太蛮,外舰攻台亦太骤,各国以公使被戕,必尽其兵势所至。今乱徒固不辩孰欧孰亚,各国亦莫分为匪为兵。惟日本深知中国情形,有共利共害之势,有同洲同种之情,必能谅其内乱,解其外忧,将来办法应与各国不同。如伊藤能示以大意,则南方督抚办事宗旨更有把握。切望密询示复。

然而,伊藤对湖北来电避而不答。

在事变发生后一个多月间,李盛铎为停战事就商青木周藏,“舌敝唇焦,议迄未就”,继而又转向伊藤博文、矢野文雄等人游说,也无结果。至7月中旬,日本政府派兵已定,伊藤才通过李盛铎再次向湖北传递口信,提出可能的停战方法,即“如中国朝廷能担保各使必无损,请电前敌,派员赴联合军总统商办或可行”。当北京使馆人员尚存的消息被外部有所了解,矢野又示意:“各使既存,宜速令与联合军通函,或先送一人至津,庶各军不疑,怒可渐解,然后徐议停兵。” 伊藤和矢野,一个是曾数度组阁的政界元老,一个是精通中国事务的退役外交家,其时身份又在政府之外,约束较少,说话较便。日本政府一面与各国紧张协调,派大兵开赴华北战场,一面又与清朝公使保持接触,以“同洲休戚”的姿态区别于欧美列强。青木作为内阁成员、外交事务的直接责任人,始终坚持“欧美第一”的原则,在对华问题上态度强硬,不愿做任何实质性的表态。伊藤、矢野则利用身份便利,以私人渠道发挥影响,不负担外交上的责任。既不敢得罪列强,又欲见好于中国,无怪乎有作者在总结晚清时期日本政府对华外交特质时,使用了“双面影人”的语汇。

张之洞也清楚来自日本的警告并非无因,故于7月15日联合各省督抚奏请护使,专门引用东京来电谓“此时各国专重救使一事,必须将各使救出,方有排解之法”,而在救使的具体办法上,又不敢取激进的策略,只是请旨饬令四川提督宋庆等护送各使前赴天津,标举此为“安危利害之一大关键”。奏内有“使知攻使系匪徒所为,救使系两宫德意”字样,用意还是为宫廷开脱罪责。刘坤一当时曾建议,令与日本前军统帅福岛安正有旧交的陶森甲出面斡旋,以便“从中保全”。而张之洞对绕过“政府”的私人交涉心存忌讳,一口回绝:“此等大事,仍政府作主。……今日只有恳其保两宫一事可说,各国必归咎中国政府,我等岂能置喙耶?”

这一时期日本大举增兵也令刘、张颇生疑心,前者反应尤其强烈。为安抚舆论,日总领事小田切特赴上海道署,解说日本出动大兵的原因:“一为保护使馆,弹压匪徒,二为便于调停,缘西例派兵多者,可多发议论,实顾大局,并无他意。”并请务必转达江、鄂总督,以免误会。

张之洞接上海来电后,却读出另一层意涵。他以为小田切所言带有“京”字,意味着联军即将开赴京城,眼下形势“危险已极”,故向奉召入京的李鸿章献策:

目下必以缓兵勿逼京城为急务,论理固须我先送使、剿匪,他事方易商办。然假使我等奏请送使、剿匪俱已邀允,而各国兵仍不停,又将奈何?反复焦思,惟有请中堂单衔急电各星使,向各国外部询明要我如何办理,彼方肯停兵勿攻京城。倘得各国复电云送使、剿匪即可停兵,则迅速据以会奏陈明利害,当可邀允。

但此刻情形已非中方所能左右。很快,八国联军由天津起兵,转瞬即兵临城下。在此期间,由于南北电信中断,消息迟滞,南方督抚多无法掌握及时动态,张之洞对战情的了解反而依赖于李盛铎等发自海外的报告。

四、兵临城下:“请勿攻京城、勿惊两宫”

8月7日,即北仓失守当天,清廷旨授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令与各国电商停战。但外兵长驱直入,已有“风利不得泊之势”,屡次呼吁停战终归于无效,李鸿章因此深苦于列强拒纳、开议无门。张之洞最看重的仍然是日本,故又建议:

救使剿匪,均未见实际,固难遽就范围。然转危为安,全赖鼎力,想已分电各国外部,如得复电,似可照转,俾知外情,或有转机。此次日本兵多,颇能主持议论,似可加电,力托日本政府切商驻日各使,转达各国。日本与我有同洲同种之谊,或较他国尤易入手。

李鸿章以此电“透切”,遂依议而行。但从日本外务省得到的答复却十分平淡:“停战一事非一国所能主持,须电询各国政府意见商酌后,方能答复。”此外,李又密电伊藤博文求助,所得复信对内阁政策多有批评,但也未提及具体办法。及至8月12日,东京来电称:

顷陆军参谋次长寺内正毅自津归,告钱监督恂云:中国须从速特派有威望重臣,曾办交涉素为外人推服者,面承谕旨,随带员弁,亲赴前敌与联合军总统会晤,宣布朝廷议和之意,并商办送使一事。据伊看来,各国当可允停战,然后各派全权与傅相议款。非此办法,停战恐难。从前德法之战,亦是先派大员止战,另派全权议款等语。并嘱电陈。闻战争归陆军主持,故外部不便明说。

按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寺内正毅于7月12日奉派赴华视察联军作战状况,为下一步出兵拟定计划,于7月19日到达天津, 8月4日返回东京。后对钱恂有上述一番表示。据李盛铎揣度,所谓“有威望重臣”,非大学士荣禄莫属,寺内所言“意在荣相单骑见虏”。这是来自外务省以外唯一让人感觉可行的办法,奉旨议和而屡遭碰壁的李鸿章自然不肯放过机会,迅速转奏朝廷。需指出的是,在其入奏前曾约江、鄂联署,而张之洞的政治防范心理又开始作祟,既欲有所为,又不敢过多担当,故推托说:“朝廷既派傅相全权与外部议停战,此等事自应由傅相斟酌电奏为妥,他人不便插入。”李鸿章又拟谏阻宫廷西幸,留以谈和,张之洞却以此“近于莱公孤注之举”,再三声明不敢在上奏时列衔。几番暗中较劲,张氏的保守态度已可概见,其“忠君卫道” 思想不免遭论者“顽固狭隘”之讥, 至于清廷如果留京,与各国议和是否有讨价还价的可能,已不能顾及了。

不久,张之洞听说联军入京后必将追击宫廷,心情相当紧张,急电钱恂:“各国既称不与国家危难,如各使无恙,所指为匪者又未随扈,何以亦必追?”至8月16日,通州告破、北京城危的消息传来,惊骇之下失去常度,连夜急电上海各国总领事,要求联军“勿攻京城、勿惊两宫”,并以“南方保护之局”可能发生“激变”为要挟,限时24小时答复,语意决绝, 引起上海领事团的恐慌。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国领事中,小田切对来电最为重视, 第一时间即明确予以肯定性答复。其复电称:

二十二日电悉。闻本国外部大臣告李木斋钦差,电达贵国政府,此次本国军队进京,专为救护使臣起见,并无他意,已经电饬统兵大员保护两宫,等因。足见本国政府顾念大局之意,幸勿见虑。切。

当时盛宣怀将沪上骚动与英军登陆的军事动向相联系,提示前述语意过激的电报有可能被利用,因此建议加电各国领事解释事故,并草拟电稿。其实前电不过是张之洞一时情急之举,事后已生悔意,他迅速将盛拟电稿酌改发出,证明绝无意与列强决裂。另外,又专电小田切,拜托其调解“猜疑”,为补救前电做足工夫。

联军入京的消息被证实后,盛宣怀又提议对外重申地方保护的决意,并为宫廷出逃后的善后交涉做出具体安排。（103）但在张之洞看来,所拟“议约”、“剿匪”、“迎驾回銮”各项,此刻无一不是棘手题目,避之唯恐不及:“议约岂疆臣可自请?全权岂旁人所可干?迎銮尤无所取义。”

他将盛拟致驻外公使电稿中善后诸节统统删去,最后会江、鄂衔发出电文如下:

昨因联军入京,电沪领转请各国勿惊两宫,急望两日内电复,以慰天下臣民,别无他意。现闻两宫先行,东南互保之约,各督抚仍当尽力自任,请达外部。

当庚子事起,清廷“招拳御侮”、对外“大张挞伐”之际,张之洞、刘坤一不约而同选择“矫诏不理”,以地方保护作为因应方略。及京师陷落,又提出“安两宫”议题,与清王朝不离不弃,同样是借“保护之约”取信于外人。两个月之间情势逆转,天地翻覆,而东南督抚以不变应万变,周旋于朝廷与列强之间,从中可见“东南互保之约”被工具性地运用,刘、张的作为及保守性尽显于此。

五、结　　语

戊戌前后,张之洞与日本建立起多种渠道的关系,进而在教育、实业、军事改革诸领域展开合作。庚子事起后,张之洞动用既有的各种渠道,在东南互保、战时交涉等重要关节积极借助日力。

面对事变发生后的纷乱局面,地方督抚的思想并不一致,交涉上各有属意的对象。张之洞倾心于日本,相信必可“主持群议”。两江总督刘坤一注意到各国对华声明以美国措辞最为“和平”,疾呼“排难解纷必须由美入手”。闽浙总督许应骙认为“俄谋最狡”,唯英国可以制俄,主张托英人调和。安徽巡抚王之春则有“联俄之议”,（108）虽应和者寥寥,却引起日本的警觉。

上海总领事小田切向张之洞试探虚实,后者急于撇清,以“联俄”传闻为“齐东野语,毫无影响”,极力辩解“与鄙人见解、现在办法正相反”。他在私下向王之春坦白:“长江各省断不可说联俄,此英、日、美所最忌,于东南大局有碍。”

在庚子事变全程中,日俄竞争始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前述日本对华出兵、增兵的举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俄国当宫廷西幸消息开始散播小田切又将之与联俄密谋挂钩,他引述盛宣怀在沪所告之言———“目前南清南方有力高官所忧惧者,系北方形势愈加转恶,刚毅及董福祥一派杀荣禄,拥皇帝、皇太后往西迁逃。又俄军或他国军队率先追踪,破董军,挟制两宫,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切望贵国政府注意此事。”———提示日本政府此事“性质重大”,应予高度重视。其自觉区分“北京政府”和“南方有力者”两股势力,已不仅是简单的地域概念,也包含了一定的政治意味。如同日本官方文献对义和团事件的命名经历了一个由“清国事变”向“北清事变”的转换,后者正突出了事变主体,与“长江一带”的“南清”构成相对的概念。东亚同文会的主流意见一直视那拉氏等把持的清廷为守旧的、亲俄派的总后台,这与把张之洞、刘坤一看作是“温和改革派之首领”而寄予期待的日本外务省观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反观清政府内部,也始终存在联俄、联日两种倾向的角逐。甲午战后,张之洞等人由主张联俄制日,转向联英日制德俄,却因与中枢意见不尽相合,所请未被允准。政治上天性敏感的张之洞此后在与日交往中严格自我设限,不欲就此政治话题“深谈”,“但以冠冕语答之”, 但在反对“联俄”一层上已不自觉向日本倾倒。

张之洞与日本因应时变不乏互利互益的共识,但各有严守的界限,交涉上彼此引援,又互抱戒心。张之洞与日本的特殊关系一直延续到战后。日本政府先于其他各国表达了同意休战议和的意向,虽又经历了厦门事件风波的考验,但日本朝野对张氏仍然青睐有加。当李鸿章的全权资格被外界质疑,“只日本语气较好”,提议加派江、鄂总督为和谈代表,在《辛丑条约》细目谈判时,也表现得较西方各国更易沟通。待东三省交涉事起,张之洞实现对日本的回馈,在反对俄约并主张东三省开放问题上,几乎不折不扣地成为日本的传话筒,以至于其反对者发出“为日所愚”的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