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文化体力去哪儿了

视觉中国供图

　　“请帮我生成一份读书报告。”

　　在和AI的对话框中输入这样的指令后，大三女生于冬冬对着电脑屏幕叹了口气。一年前，大二的她还能在图书馆静心读完整本学术著作，但自从这学期开始实习后，冬冬发现，回到寝室“连打游戏都觉得累，只想躺在床上发呆”。面对迫在眉睫的“DDL”（deadline缩写，此处指作业提交截止日期——记者注），她最终选择了曾经自己“非常不认同”的方式。

　　于冬冬的经历并非个例。本想在通勤地铁上读书，却忍不住打开了短视频软件；对一部电影很感兴趣，于是在网上搜索“5分钟速看”视频；打开之前喜欢的历史纪录片，看了不到半小时就开始犯困……

　　一种进行深度文化活动的能量，似乎正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身上悄然流失。他们为自己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态，找到了一个精准的形容：“文化体力”不支。

　　文化体力是一个对应着生理体力的概念，指的是我们进行严肃阅读、进修学习、艺术欣赏等泛文化休闲活动所需的精力与专注力。

　　那么，年轻人的文化体力流去了哪里？当文化体力不支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他们又应当如何应对？

　　是什么在消耗我们的文化体力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节约了劳动时间，从而为个人赢得了闲暇时间。这部分时间不应只用于娱乐和休息，还应当用于从事“更高级的活动”，以此发展智力，提升精神涵养，吸收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科学、艺术等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进而通过自由时间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

　　文化体力正是我们从事这些“高级活动”的精力基础。

　　然而，对许多职场中的年轻人来说，维系这种文化体力正变得越来越困难。

　　24岁的贺奕是一名初中数学老师兼班主任。大学期间，贺奕是学校电影社团的社长。他经常组织同学们观影，大家会在观影结束后围坐一桌分享感受。

　　“但在入职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没有完整地看过一部电影。”贺奕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有一天下午我突然很想看电影，就特意提前把所有工作做完。晚上，我调好了酒，打开了一部我很喜欢的电影《午夜巴黎》。”可电影只播放了十几分钟，就有一通学生家长的电话打了进来。

　　“学校要求我们必须接家长的电话，我没办法，只能接。”贺奕回忆，那通电话“并不算很长，只持续了十几分钟”。但挂断电话后，贺奕兴致全无，草草地关掉了电影，提前上床休息。

　　职场压力是消耗文化体力的重要因素，但影响文化体力的并不只是工作。

　　19岁的宋持对此深有体会。高中时，宋持是个阅读面极广的“书虫”，不管是类型小说还是严肃文学，甚至是一些艰深的学术著作，她都有所涉猎。然而，进入大学后，各种学生工作和社交活动占据了她的时间，“微信的图标整天都是闪烁的”。

　　碎片化的信息不断切割着宋持的注意力。她告诉记者，自己的专业课老师在“开学第一课”推荐了一本书。“是李普曼的《舆论》。高中的我至多两周就能读完，但现在来到大学已经一年多，我只翻了30多页。”宋持说，对她来说，“静下心”已成一种奢侈的能力。

　　文化体力并未消失，只是“迁徙”

　　像贺奕和宋持一样的年轻人并不在少数。然而，深度阅读和观影的减少，真的意味着他们的“文化体力”消失了吗？

　　24岁的韩玥是一个“剧女”（热衷音乐剧的女性观众——记者注）。在江苏苏州工作的她，曾有过周末前往上海连看5场音乐剧的“纪录”。

　　“我认为我的文化体力并没有消失。”韩玥说，“上学的时候，我的文化体力更多地用于阅读或看电影——可以随时随地开始，并且不需要太多金钱支持的活动。但是现在我可能就会选择去看音乐剧。”

　　韩玥认为，文化体力的总量是恒定的，但是它的支出方向会随着人生阶段、经济能力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发生转移。

　　和韩玥的观点类似，20岁的程思然也认为自己的文化体力并未流失。“在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定义里，文化以艺术品、画廊、博物馆、图书馆、音乐厅、书籍等物质的形式表现自身。那么，听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是文化体力充沛的表现，听流行歌曲就是文化体力流失吗？我并不这样觉得。”程思然说。

　　谈到流行歌曲，程思然分享了一首她常听的歌的歌词：“认定你我都绝非倒悬江河中泛泛之辈，是重名的乱世萍水。”程思然告诉记者，这首歌以革命志士秋瑾和吕碧城为原型，“被这样的歌词所展现的时代女性共鸣所打动，难道不能算作有价值的‘文化活动’的一部分吗？”

　　在程思然看来，文化体力指的是人们用于“泛文化休闲活动”的精力，而这种“休闲活动”的内涵应该是多元的，关键在于个体是否能在其中获得收获与触动。

　　“传统的、需要高度专注和沉浸感的文化消费可能有所减少，但我们并不是放弃了文化消费，而是转向了一些更新颖的形式。”程思然说。与其说文化体力“消失”，不如说它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

　　“文化体力是有限的，但是我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韩玥说。

　　在生活中寻找新的精神家园

　　意识到文化体力的“消耗”或“转变”后，一些年轻人开始主动寻找“重建精神家园”的方式。

　　宋持选择循序渐进地“恢复阅读习惯”。她知道，自己无法立刻回到高中时高专注度的阅读状态，便从可读性较强的书籍入手。借着诺贝尔文学奖的契机，宋持开始接触自己从前了解不多的韩国文学。“虽然还是没有把《舆论》读完，但上个周末我一口气读完了李沧东的《烧纸》，这是我在上大学之后第一次有这种连续五六个小时阅读的经历。”宋持说，合上书的瞬间，自己感觉特别畅快。

　　贺奕告诉记者，一个学生在向他提问时看到了他笔记本上的贴纸，“是岩井俊二《情书》里的一个经典镜头。她很惊喜地说自己也喜欢这部电影，还和我分享她看之后的感受”。

　　“那天下午第四节刚好是他们可以自由支配时间的活动课，我们俩聊了大半节课。”贺奕说，“我惊奇地发现，我仍然能够对一部电影侃侃而谈。有些我以为自己已经遗忘的东西，其实成了我的一部分。”

　　现在，贺奕成为学校电影社团的指导老师，在没有重要考试的情况下，他每两周会组织一次观影分享会，和孩子们一起看电影并分享感受。

　　贺奕说，《午夜巴黎》中的主角吉尔最终没有沉溺于他向往的“过去的巴黎”，而是选择回到现实，去创造自己的美好。“对我来说，电影就是我心目中黄金时代的‘巴黎’，但是我要做的不是留在那里，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为自己和这些孩子制造看到‘巴黎’的可能。”

　　面对工作压力，贺奕也更能实现平衡：“在和学生一起观影的时候，偶尔也有家长打电话进来，但是当我解释我在组织学生活动之后，他们基本能理解。如果没有急事，会在观影会结束之后再打电话来。”

　　“我们不必执着于回到某个过去的‘黄金时代’，而是要在当下的现实中，为自己和同路人点亮通向精神家园的灯。”贺奕说，“如果再回到一年前的那个晚上，我想，我会把《午夜巴黎》看完。”

　　（应受访者要求，于冬冬、贺奕、宋持、韩玥、程思然为化名）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