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11日,吴晗去世,终年60岁。对于彼时的他而言,这或许未尝不是另一种解脱。
毕竟在那样的一个时代,每日的批斗、游街、体罚,妻子的被迫害致死,无一不都让他身心俱疲……
可是我们从资料中看到的却是即便是在去世之前,他口中还是反复呢喃着“我没有错”。
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又同样是时代之悲。可在众人感叹于他的悲剧之时,却又从其所行中难免生出恶感,让人同情不起来。
而要谈吴晗,自然也离不开他的引路人胡适先生。
吴晗,1909年出生于浙江义乌。家庭状况并不优渥,又逢时代剧变,吴晗的求学之路自然也不是一帆风顺。
1927年,吴晗考入之江大学,然而一年之后该校停办,随后他又考入了中国公学大学部。而彼时的胡适则是中国公学的校长。
凭着一篇《西汉的经济状况》,吴晗也在校长胡适哪里留下了印象,也为日后引荐他入读清华打下了基础。
之后胡适因为反蒋不久便离开中国公学北上,吴晗也选择了离校。期间吴晗也与胡适多有通信往来,信中亦多有向胡适先生求教治学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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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报考北大之时,由于吴晗数学不好因此被拒之门外,就这样在胡适的推举之下吴晗得以进入清华大学就读。同时考虑到吴晗的家境,胡适又为他联系了勤工俭学岗位。
这里不得不提是,对于治明史的态度,胡适曾告诫吴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你不要误会蒋先生(蒋廷黻)劝告的意思。
靠着胡适的举荐、安排,外加上自己的聪明、努力,吴晗也很快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一如《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等文备受青睐),毕业后吴晗也被清华留下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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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吴晗先后到云南大学、西南联大任教。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吴晗的思想也逐渐向左,这与其妻子袁震影响、友人张荫麟贫困交迫中去世、国民党政府腐败益甚分不开。
如此之下,吴晗也开始投入于社会活动之中,名声日隆。然而对于一个不善变通的书生、文人而言,投身政治又何尝不是一个下下之策。
1948年底,北平解放在即,是去是留也成为了无数知识分子的两难抉择。而作为胡适的得意弟子,吴晗两次登门劝说胡适留下,并转达了毛主席承诺——“只要留在北平,可任北大校长兼图书馆馆长,待遇不变”。
与吴晗不同,胡适主张的是自由、民主,面对弟子的劝说胡适留下了“面包论”同时告诫他不要走错路,不要谈政治。结果最终二人分道扬镳,也迎来选择后不同的人生。
对于吴晗后来的作为,段炼先生曾在其文中提到钱钟书等人以为吴晗是“后见之明”,但想来对于更多人而言他却是缺少了些人性。
新中国成立后,吴晗也迅速平步青云,成为了北京副市长,但就像茨威格《断头皇帝》里所说的那般这一切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单就无数人诟病的主持挖掘定陵、拆北京城墙,我倒是认为这是情有可原的,毕竟他(以及郭沫若)也身不由己。但是到了后面1965年吴晗再次提出挖掘定陵就难以为其辩驳了,当真是罪不容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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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之外,我们就又不得不说他对待恩师胡适、好友们的态度转变了。当批判胡适成风,他选择了将自己的成功归为自学;而对于当年救助了妻子袁震的恩人罗隆基,当反右运动开始他选择了破口大骂,选择了拿出私信落井下石;当好友沈从文落难,他选择了视而不见。
1960年,吴晗写成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吴晗随即被扣上了叛徒、特务等罪名,迎接他的也成为了批斗、游街、体罚等等。期间他的头发被拔光,死后就连骨灰亦不知何处,妻子致死,养女自戕……
1979年,吴晗被平反,恢复名誉。
然而对于他,即便到了90年代同侪们却仍是坦言当年的他整别人也挺狠,言外之意不言而明。
说到这里,对于他的遭遇人们为啥同情不起来也就同样不言而明了。人,总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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