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政府办主任2010攻坚记：家电、防汛与征地破局

2009年底的乡镇调研收尾时，我将梳理出的农产品滞销、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汇总成报告，没想到这份报告直接成了2010年工作的重要参考。这一年被定为全县的“攻坚年”，年初的全县干部大会上，赵县长把“家电下乡”“园区建设”“新农合提标”列为三大重点任务，全压在了政府办头上。

全国推开家电下乡政策的文件刚下来，我县就接到了硬指标：三个月内完成12个乡镇的销售网点布局，确保补贴兑付率达到100%。这事看着简单，实则牵扯到商务、财政、供销三个局，各有各的顾虑——商务局说要审核网点资质，怕有不良商家骗补；财政局说要严控资金风险，怕补贴款放出去收不回来；供销社说自己有基层网点，应该由他们牵头，却拿不出足够的人手。

第一次协调会就不欢而散，商务局李局长拍着桌子说：“资质审核不严，出了问题谁负责？”财政局张局长慢悠悠地说：“去年的扶贫资金还有缺口，家电下乡补贴款得省着花。”我坐在主位上，看着吵得面红耳赤的几位局长，端起茶杯喝了口茶：“各位先冷静，咱们的目标是让农民得实惠，让政策落地，不是争谁牵头。”散会后，我把三位局长分别留下来单独谈，跟李局长说“资质审核可以搞‘双公示’，网点信息和补贴名单都上网，接受群众监督”，跟张局长承诺“建立补贴台账，每笔钱都追根溯源，每周对账”，跟供销社王主任说“你们出网点，商务局出人员审核，财政保障资金，三方分工合作”。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成了“空中飞人”，每天早上七点蹲在财政局张局长办公室门口堵人，跟他一起核资金拨付流程；中午带着材料去供销社食堂，和王主任边吃边聊网点改造方案；下午跟着商务局的人去各乡镇验收网点，晚上还要陪赵县长去网点暗访，看商家有没有明码标价、有没有虚报价格。有天下午在城关镇的网点暗访，碰到农户李大爷买冰箱，老板说“补贴要等一个月才能到账”，我当场给财政局打电话，要求把补贴兑付时间从“按月结算”改成“按周结算”。

回到办公室已经凌晨两点，我趴在桌子上改补贴兑付细则，突然听到敲门声，赵县长端着碗热面条走进来：“我刚才路过办公室，看你灯还亮着，听说你胃不好，别总啃饼干。”面条上卧着个金黄的荷包蛋，香气直往鼻子里钻，她坐在我对面说：“这是我跟食堂刘师傅特意说的，少油少盐，加了点山药粉养胃。”那段时间，我的办公室抽屉里塞满了苏打饼干和方便面，保温杯里永远泡着浓茶，胃药更是从一盒变成了三盒，放在办公桌最显眼的地方。

家电下乡政策刚步入正轨，汛期就来了。6月底的一场暴雨连下了三天，我县境内的大清河水位突破了历史警戒线，沿线的城关镇、李店乡、固城乡三个乡镇有漫堤风险。赵县长带着水利、应急、公安等部门的人驻在了大清河大堤前线，我在后方坐镇政府办，统筹调度所有后勤保障和应急物资。

那天早上刚上班，水利局长就打来电话：“王主任，大堤东段有个管涌，急需编织袋和砂石，交通局的车堵在半路了！”我一边让小李给交通局局长打电话，让他亲自去疏通道路，一边给砂石厂老板打电话，让他组织工人紧急装货，还联系了附近的武警中队，请求支援搬运物资。

刚安排完物资，民政局又来报信：“安置点已经接收了200多个转移群众，但是被子不够，还有几个老人高血压犯了，没药吃！”我赶紧给民政局拨了笔应急资金，让他们去超市采购被子和生活用品，又给县医院打电话，让他们派医疗队去安置点。

忙到中午，我才想起没吃早饭，刚拿起饼干咬了一口，赵县长的电话就打来了：“小王，前线的同志们三天没好好吃饭了，盒饭要保证热乎，还要加个荤菜！”我放下饼干，给市场监管局打电话，让他们盯着配餐公司，每一份盒饭都要保温，还要检查卫生；又给屠宰场打电话，让他们紧急供应新鲜猪肉。

最紧张的那三天，我几乎没合眼，办公室的沙发成了我的床，手机从早到晚响个不停，电池换了三块，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只能靠润喉糖顶着。第四天早上，水利局长传来好消息：“水位开始退了，大堤保住了！”我趴在桌子上，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不是因为累，是因为想起了前线的同志们——赵县长在大堤上摔了一跤，膝盖肿得像馒头，还坚持指挥；应急局的小张为了堵管涌，跳进齐腰深的水里，回来后发高烧。

那天下午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推开门就看见小宇举着张奖状跑过来，奶声奶气地喊：“妈妈，我作文拿一等奖啦！”奖状上印着“《我的妈妈是‘大忙人’》获县小学生作文比赛一等奖”，我接过作文本翻开，里面写着：“我的妈妈是政府办的主任，她每天都在打电话，有时候我睡着了她还没回来，早上我醒了她已经走了。有次我发烧到39度，妈妈在办公室忙防汛，爸爸带我去医院，我躺在病床上说想妈妈，爸爸给妈妈打电话，妈妈说‘等妈妈忙完就回去陪你’。妈妈的办公室灯比星星还亮，她在帮很多很多人，我为妈妈骄傲。”

爱人站在一旁红着眼圈说：“孩子发烧那天，哭着要找你，我没办法，只能带他去政府办门口看了一眼，他看见你办公室的灯亮着，就说‘妈妈在工作，我不打扰她’。”我蹲下来抱住小宇，他在我耳边说：“妈妈，我给你留了个苹果，放在你枕头边了，吃了苹果就不累了。”

2010年工业园区一期建设，涉及到城关镇5个村的征地，有几户村民不愿意搬迁，有的甚至躺在工地门口阻拦施工。我带着办公室的人去村里蹲点，每天早上就去村民家串门，帮着挑水、喂猪，跟他们拉家常。村民老张跟我说：“我们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搬了家没地种，以后靠什么生活？”我跟他说：“工业园区建起来后，会招很多工人，优先招咱们村的人，还会建农贸市场，你们可以摆摊做生意。”

我还带着老张去市里的工业园区参观，让他看搬迁村民的新生活。最后，老张带头签了搬迁协议，其他几户村民也跟着签了。

看着工业园区三栋标准厂房拔地而起，第一批企业入驻时，老张穿着新的工作服来给我送喜糖：“王主任，我现在在厂里当保安，一个月挣3000多，比种地强多了！”攻坚任务的推进中，我愈发意识到，民生改善既要解燃眉之急，更要固长远之基，而农村教育的薄弱，正是我调研中最放不下的一块心病，这也成了2011年我最想啃下的硬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