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底的乡镇调研收尾时,我将梳理出的农产品滞销、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汇总成报告,没想到这份报告直接成了2010年工作的重要参考。这一年被定为全县的“攻坚年”,年初的全县干部大会上,赵县长把“家电下乡”“园区建设”“新农合提标”列为三大重点任务,全压在了政府办头上。
全国推开家电下乡政策的文件刚下来,我县就接到了硬指标:三个月内完成12个乡镇的销售网点布局,确保补贴兑付率达到100%。这事看着简单,实则牵扯到商务、财政、供销三个局,各有各的顾虑——商务局说要审核网点资质,怕有不良商家骗补;财政局说要严控资金风险,怕补贴款放出去收不回来;供销社说自己有基层网点,应该由他们牵头,却拿不出足够的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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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协调会就不欢而散,商务局李局长拍着桌子说:“资质审核不严,出了问题谁负责?”财政局张局长慢悠悠地说:“去年的扶贫资金还有缺口,家电下乡补贴款得省着花。”我坐在主位上,看着吵得面红耳赤的几位局长,端起茶杯喝了口茶:“各位先冷静,咱们的目标是让农民得实惠,让政策落地,不是争谁牵头。”散会后,我把三位局长分别留下来单独谈,跟李局长说“资质审核可以搞‘双公示’,网点信息和补贴名单都上网,接受群众监督”,跟张局长承诺“建立补贴台账,每笔钱都追根溯源,每周对账”,跟供销社王主任说“你们出网点,商务局出人员审核,财政保障资金,三方分工合作”。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成了“空中飞人”,每天早上七点蹲在财政局张局长办公室门口堵人,跟他一起核资金拨付流程;中午带着材料去供销社食堂,和王主任边吃边聊网点改造方案;下午跟着商务局的人去各乡镇验收网点,晚上还要陪赵县长去网点暗访,看商家有没有明码标价、有没有虚报价格。有天下午在城关镇的网点暗访,碰到农户李大爷买冰箱,老板说“补贴要等一个月才能到账”,我当场给财政局打电话,要求把补贴兑付时间从“按月结算”改成“按周结算”。
回到办公室已经凌晨两点,我趴在桌子上改补贴兑付细则,突然听到敲门声,赵县长端着碗热面条走进来:“我刚才路过办公室,看你灯还亮着,听说你胃不好,别总啃饼干。”面条上卧着个金黄的荷包蛋,香气直往鼻子里钻,她坐在我对面说:“这是我跟食堂刘师傅特意说的,少油少盐,加了点山药粉养胃。”那段时间,我的办公室抽屉里塞满了苏打饼干和方便面,保温杯里永远泡着浓茶,胃药更是从一盒变成了三盒,放在办公桌最显眼的地方。
家电下乡政策刚步入正轨,汛期就来了。6月底的一场暴雨连下了三天,我县境内的大清河水位突破了历史警戒线,沿线的城关镇、李店乡、固城乡三个乡镇有漫堤风险。赵县长带着水利、应急、公安等部门的人驻在了大清河大堤前线,我在后方坐镇政府办,统筹调度所有后勤保障和应急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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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刚上班,水利局长就打来电话:“王主任,大堤东段有个管涌,急需编织袋和砂石,交通局的车堵在半路了!”我一边让小李给交通局局长打电话,让他亲自去疏通道路,一边给砂石厂老板打电话,让他组织工人紧急装货,还联系了附近的武警中队,请求支援搬运物资。
刚安排完物资,民政局又来报信:“安置点已经接收了200多个转移群众,但是被子不够,还有几个老人高血压犯了,没药吃!”我赶紧给民政局拨了笔应急资金,让他们去超市采购被子和生活用品,又给县医院打电话,让他们派医疗队去安置点。
忙到中午,我才想起没吃早饭,刚拿起饼干咬了一口,赵县长的电话就打来了:“小王,前线的同志们三天没好好吃饭了,盒饭要保证热乎,还要加个荤菜!”我放下饼干,给市场监管局打电话,让他们盯着配餐公司,每一份盒饭都要保温,还要检查卫生;又给屠宰场打电话,让他们紧急供应新鲜猪肉。
最紧张的那三天,我几乎没合眼,办公室的沙发成了我的床,手机从早到晚响个不停,电池换了三块,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只能靠润喉糖顶着。第四天早上,水利局长传来好消息:“水位开始退了,大堤保住了!”我趴在桌子上,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不是因为累,是因为想起了前线的同志们——赵县长在大堤上摔了一跤,膝盖肿得像馒头,还坚持指挥;应急局的小张为了堵管涌,跳进齐腰深的水里,回来后发高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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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推开门就看见小宇举着张奖状跑过来,奶声奶气地喊:“妈妈,我作文拿一等奖啦!”奖状上印着“《我的妈妈是‘大忙人’》获县小学生作文比赛一等奖”,我接过作文本翻开,里面写着:“我的妈妈是政府办的主任,她每天都在打电话,有时候我睡着了她还没回来,早上我醒了她已经走了。有次我发烧到39度,妈妈在办公室忙防汛,爸爸带我去医院,我躺在病床上说想妈妈,爸爸给妈妈打电话,妈妈说‘等妈妈忙完就回去陪你’。妈妈的办公室灯比星星还亮,她在帮很多很多人,我为妈妈骄傲。”
爱人站在一旁红着眼圈说:“孩子发烧那天,哭着要找你,我没办法,只能带他去政府办门口看了一眼,他看见你办公室的灯亮着,就说‘妈妈在工作,我不打扰她’。”我蹲下来抱住小宇,他在我耳边说:“妈妈,我给你留了个苹果,放在你枕头边了,吃了苹果就不累了。”
2010年工业园区一期建设,涉及到城关镇5个村的征地,有几户村民不愿意搬迁,有的甚至躺在工地门口阻拦施工。我带着办公室的人去村里蹲点,每天早上就去村民家串门,帮着挑水、喂猪,跟他们拉家常。村民老张跟我说:“我们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搬了家没地种,以后靠什么生活?”我跟他说:“工业园区建起来后,会招很多工人,优先招咱们村的人,还会建农贸市场,你们可以摆摊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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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带着老张去市里的工业园区参观,让他看搬迁村民的新生活。最后,老张带头签了搬迁协议,其他几户村民也跟着签了。
看着工业园区三栋标准厂房拔地而起,第一批企业入驻时,老张穿着新的工作服来给我送喜糖:“王主任,我现在在厂里当保安,一个月挣3000多,比种地强多了!”攻坚任务的推进中,我愈发意识到,民生改善既要解燃眉之急,更要固长远之基,而农村教育的薄弱,正是我调研中最放不下的一块心病,这也成了2011年我最想啃下的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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