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选择生活，生活却让我们愧疚

父亲是作家书写中绕不开的重要人物，对很多作家而言，或许都存在两个父亲。作品中的父亲，或生动可感，或森严可畏，都更有可能是某种社会主题的化身，我们藉此得以洞悉人性的幽微和生存的本相。作品外的父亲，或者说现实生活中的父亲，无论可亲、可敬，抑或可恨、可憎，都以其独特的方式或隐或显地影响着作家的写作。薛舒、哲贵和陈集益这三位作家，在他们的文章中，不约而同写到作品内外的父亲。他们的书写，让我们明白，对父亲的理解不只是一个态度，更不只是一个认知，真正的理解，需要行动。而理解不仅仅是名词，更应该是动词。——编者按

当我们选择生活，生活却让我们愧疚

薛舒

《广场KTV》是我最近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故事的开始是这样的：母亲突发脑卒中瘫痪，三年来，父亲承担起了照顾母亲的责任。有一天，父亲早上出门买菜后再没回家，他失联了，作为女儿的主人公开启了寻找父亲的旅程。

这部小说的灵感起源，来自我的家庭。2012年，我的父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直到2020年离世，其间的整整八年，我们全家经历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说“战斗”并不为过，尤其是我的母亲，她从起初的拒绝接受，不愿意放弃退休后返聘的工作，不愿意留在家里照顾她日渐遗忘一切的丈夫，到勉强接受，直到后来，把照顾丈夫作为她全新的工作。她承受了我父亲患病之后八年的照护工作，尤其在病初三年间，那时候，我父亲的失忆和失智正急剧发展。

那是阿尔茨海默病病人家庭最为黑暗的阶段，病者自是痛苦，而家人，需要陪伴与照顾病人，特别是失智、失能，甚至卧病在床的病人，其艰难程度，并非亲历者也许无法体会。当病人失去智能，他失去的是健康，以及自由，而照顾病人的家人，同时也失去了自由，并且，很有可能，他们会渐渐失去健康。

父亲患病的前三年，我的母亲几乎没有自由自在地逛过一次街，没有旅游过一次。父亲住进老年病房之后的五年内，我的母亲每天都要去医院，倘若哪天有事去不成，她会为此自责与愧疚。在我父亲生病的八年中，尽管我也竭尽全力地分担了许多照顾父亲的责任，但我依然时刻处于愧疚中，因为工作而无法全身心投入照顾父亲而愧疚，因为让年纪也已七十多岁的母亲承担过多而愧疚。愧疚的同时，也因为付出太多时间与精力来应对父亲的疾病，安抚母亲的情绪与精神，而严重影响创作，于是又感觉愧对自己的工作。

2020年初春，父亲去世了，艰难与痛苦的时光戛然而止，我们似乎很难接受那个被我们照顾了八年的人突然离开了我们，在伤心欲绝的同时，我和我的母亲蓦然发现，似乎，我们自由了。但是，恐惧也随之而生，我的母亲，我，以及我们每个人，都将遭遇人之将老时所要面临的一切，那时候，我们该怎样活得不那么痛苦？抑或，不必因为自己的衰老与疾病而绑架那个我们最爱的人，于是一边需要他（她）陪伴在身边，一边又对他（她）愧疚不已？

我把父亲患病八年的经历写成了长篇非虚构“生命两部曲”，《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和《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书出版后，受到了很多读者的关注，也听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声音。

在我父亲被确诊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的起初，我的母亲作为一名退休人员，正被一家饭店返聘为财务工作人员。她喜欢她的工作，不仅在于能赚一份小小的薪水，更因为在工作中，她有获得感和成就感。但是父亲生病了，需要有人看护他、照顾他。那时候，我的想法很简单，在子女都要上班的情况下，已经退休的母亲是最适合的人选，她只需放弃返聘的工作，就可以回家照顾相伴了50年的伴侣。但是，母亲似乎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那段日子，我感觉到了严重的身心疲惫。一方面，父亲正在飞速地失忆和失智，需要有人看护，但是请来的保姆都被他赶走或吓跑，他唯独不排斥他的妻子。另一方面，母亲又一时不能接受家庭角色和责任的全方位调整，于是整日处于抑郁的情绪中。而我，几乎每天都奔波在自己家与父母家之间，有时候半夜三更飞车赶往父母的住处，最后，干脆住在了父母家……当然，母亲还是辞掉了工作，成了父亲的全职“保姆”，直到三年后，父亲被送进医院的老年病房。

我把那段最黑暗的日子如实地记录在了《当父亲把我忘记》这本书中。在书中，我写下了那段时间的矛盾与崩溃，对母亲的抱怨，对自己的责问，写下了“荒废”生命的无助感，以及对母亲全身心付出的无尽感激。然而，一些读者却对我提出了质疑，同时为我的母亲感到痛心，他们认为在父亲患病的过程中，我让母亲辞去工作，是对她最大的不尊重，我让母亲承担了体力与精神的双重压力，我的母亲因此而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作为一个现代女性，她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而不该被患病的丈夫捆绑住自己……这些批评的声音让我一度疑惑，是否，我是一个接受了太多规训的传统女性？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我应该对我的母亲感到抱歉，我可能需要为自己感到羞愧。然而，我又想象，当我老了、病了，当我需要我的爱人陪伴在身边照顾我的时候，我有没有勇气对他说：你有权利选择你的生活，我不想成为你的羁绊，你不用每天陪在我身边，你去旅行吧，你去跳广场舞吧，你去过你的自由生活吧……

倘若我那同样已入老境的爱人内心确有这样的需求，他的确不想被生病抑或垂老的妻子绑架，那么，他能坦然说出他的想法甚至抽身而出吗？或者，当他的妻子卧病在床，他还能理所当然地去享受自己的生活吗？

“广场KTV”是我在一个内地县城见到的场景，早晨的广场上，老年人聚集在移动“KTV”前，一辆三蹦子，一张投影幕布，一群老年人，花两三元钱，唱一首20世纪的老歌。他们的脚边放着菜篮子，或者环保袋，里面是蔬菜、鱼肉。他们多半不会夫妻双双出现在广场上，他们逃离家庭，享受着早晨这一时段有限的自由。那种时候，我会想，有没有可能，他们的家里，躺着一个卧病的丈夫或妻子？

用《广场KTV》这个小说中女主人公的丈夫庄勇的话说：难道因为妻子瘫痪了，丈夫就没有娱乐的权利了？

是啊！我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但我们一边想要抓住这种权利，一边却要承受着也许永远无法逃避的愧疚，以及痛苦。我们要怎么办，才能过得心安理得？

小说发表后，被《小说选刊》转载，我个人比较喜欢编辑安静老师的推荐语，她是这么写的：如果说父亲的出走是一场近乎悲壮的温柔反抗，那么女儿的寻找就是一次踏过岁月积尘的跋涉，而母亲的瘫痪之躯则成了他们父女无法言说的痛楚。薛舒不动声色地书写了家庭内部的各种碰撞和摩擦，也写出了那种愈演愈烈却又无可奈何的状态，在生活的真相面前，唯有沉默和祝福。出走之事，一浪逐一浪，事过不问因由。唯愿踏过千重浪的他们能其乐融融地吃上西瓜，能让生活中曾经的暗影变成滋润生命的柔和之光。

小说中，父亲突如其来的失踪仿佛是现实中出现的一个意外，然而，我只是想在一次“离家出走”事件中寻求某个答案，当一个家庭在面临变故时，要如何做到自我修复，而不是走向分崩离析？没有一个家庭从未经历过曲折和困扰，是什么样的理由，能让我们在未必懂得与理解时，依然选择和解与祝福？是苟且？是无力？还是爱？我并不确知，却依然抱以希望。

也许，在父亲生病长达八年的过程中，我感受过太多的愧疚，以及痛苦，我便不太愿意让小说传递过多的负能量，我让出走的父亲很快回归了。但我相信，那颗出走的心，还在人的胸腔里跳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