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张治中逝世，国务院吵了一整晚，周总理拍板作出两项决定

这事儿得从1969年北京的一个春寒料峭的晚上说起。

有个大人物走了，可这身后事怎么办，统战部和国务院的人，愣是掰扯了一宿都没个结果。

统战部那边觉得，这年头风声紧，一切从简，告别仪式都免了算了。

国务院这头不干了，说这位老先生的功劳和为人，必须得风风光光地送。

两边人谁也说服不了谁，眼看天都要亮了，一通电话打过来，直接拍了板。

电话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的，声音里透着累，但话里不容商量：“两点。

第一，告别仪式必须搞，我本人要参加。

第二，他在世的老朋友，一个不落，全都通知到。”

能让周总理在大半夜里亲自下命令、破规矩办后事的人，是张治中。

一个国民党那边过来的高级将领，还是蒋介石手底下响当当的“八大金刚”之一，凭什么能在那个年代享受到这份哀荣？

这事儿要捋清楚，就得把时间倒回到几十年前，看看这个被称为“和平将军”的人，是怎么在国民党、抗日名将和共产党的朋友这三个身份之间打转，最后又是怎么选的路。

故事得从黄埔军校那会儿讲起。

1924年的广州，热烘烘的，革命的气氛也热烘烘的。

就在黄埔的操场上，两个人遇上了，这两人的碰面，给后来的中国埋下了一根长长的引线。

一个是周恩来，26岁，政治部主任，风度翩翩；另一个是张治中，比周恩来大8岁，三期新生总队的代理总队长，人看着就稳重。

张治中是苦出身，祖上是泥腿子，老爹是手艺人，他是揣着老娘给凑的24块大洋出来的。

从一个小警察干起，一路考进保定军校，骨子里有种庄稼人的实在劲儿，对国家大事特上心。

到了黄埔，接触了共产党那一套救国救民的主张，他打心眼儿里觉得，这才是条正道。

他跟周恩来的交情，特别纯粹，不掺杂质。

不是那种官场上互相利用的套路，就是俩人脾气对路，互相佩服。

这关系好到什么程度？

1925年8月8号，周恩来跟邓颖超结婚，战友们凑一块儿热闹。

周恩来酒量不行，一圈人下来就有点晕乎了，最后把他彻底灌趴下，第二天中午才醒过来的，就是张治中这个老大哥。

这一场大醉，是过命交情的见证。

没过多久，张治中就私下里找周恩来，正儿八经地提出要加入共产党。

当时组织上考虑到他在国民党内部，能起到的作用更大，就让他先潜伏下来。

但这颗红色的种子，算是种下了。

可惜，好日子没过几天。

1927年，蒋介石翻脸了，在上海搞“四一二”，昨天还称兄道弟的黄埔师生，今天就得战场上见。

张治中一下子被顶到了墙角，一边是提拔他的蒋介石，一边是他认同的共产党朋友。

他怎么选，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

从1928年到1937年，整整十年，中国大地上炮火连天。

张治中是蒋介石眼里的红人，按理说该是“剿共”战场上的头号打手。

可他干了件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事：主动把兵权交出去，跑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里教书去了。

他不是怕死。

这十年里，他四次被拉出来带兵打仗，可每次的枪口，要么是对着日本鬼子，要么是对着跟中央掰手腕的地方军阀，就是没朝红军放过一枪。

1930年，中原大战打得昏天黑地，他带着教导二师，在陇海线上跟冯玉祥、阎锡山的人马硬碰硬。

1932年，日本人打进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

十九路军在前头顶着，蒋介石在后头磨磨蹭蹭。

张治中急了，在蒋介石面前拍了桌子，主动请战，遗书都写好了，带着第五军就往淞沪战场冲。

庙行那一仗，打得是真狠，差点把日本人的王牌第九师团给包了饺子。

后来他说：“当时就想着死了拉倒，能活下来纯属侥幸。”

到了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一响，他又是第一个站出来，当上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指挥了绞肉机一样的淞沪会战。

他把命都豁出去打外战，但心里有条底线——自己人的事，能不动枪就不动枪。

这股子犟劲，让他在国民党高层里头显得格格不入。

他有个怪毛病，每次打完仗，就把兵权上交，这让疑心病重的蒋介石反倒最信他，因为他手里没自己的队伍，构不成威胁。

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里头一片喊打喊杀的声音，张治中却顶着天大的压力，给蒋介石上了个“万言书”，直说这事儿老蒋你办得不对，还坚决反对取消新四军的番号。

气得白崇禧当面指着他鼻子骂：“你这个政治部长，说的是什么话！”

蒋介石更是被他气得够呛，不止一回，指着他鼻子吼：“我到底是在跟谁谈话？

是在跟共产党的代表谈话吗？

蒋介石可能到死都没想明白，张治中的忠，是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忠，不是对他一个人的。

所以，等到抗战胜利，国共两党需要一个能说话、能办事儿的中间人时，蒋介石脑子里唯一能蹦出来的，也只有张治中这个人选。

历史就把他推到了一个新角色上——和平使者。

1945年8月，他第一次坐飞机到延安。

那时候，抗战的硝烟还没散干净，内战的乌云已经压到了头顶上。

他跟美国大使赫尔利一起来，是接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

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张治中干了件绝事儿：把自己在重庆的官邸“桂园”腾出来，拖家带口地搬走，还把他最信得过的警卫排调过来，专门负责毛泽东的贴身保卫。

《双十协定》，就是在桂园的客厅里签的字。

同年10月，他第二次飞延安，是护送毛泽东回去。

有传言说，蒋介石动了歪心思，想在半道上动手，就是因为有张治中全程跟着，才没能得逞。

在延安机场，毛泽东握着他的手，一个劲儿地夸他为了和平是真心实意。

1946年3月，他第三次到延安，是跟周恩来、马歇尔搞军事三人小组，谈停火整编的事。

毛泽东又一次亲自到机场接他，这位“三到延安的好朋友”。

可他一个人再怎么卖力，也拽不回一心要打内战的蒋介石。

他把在延安看到的情况，跟共产党合作的好处说给蒋介石听，换来的又是一顿大吵。

正好马歇尔也在场，看见这俩人吵得脸红脖子粗，都看傻了。

蒋介石气头上，又吼出了那句经典台词：“我正在和共产党的代表谈判！”

到了1949年，国民党的江山兵败如山倒。

张治中作为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头儿，在北平做最后的努力。

南京那边拒签和平协定，解放军过了长江，张治中走到了人生的最后一个岔路口。

他对蒋家王朝算是仁至义尽了。

念着当年的知遇之恩，他想着得回南方去，当面跟蒋介石交个差。

就在这时候，周恩来找来了，对他说了句后来被写进历史的话：“我们不能再眼看着第二位姓张的朋友被毁掉了！”

这话里说的，是张学良。

一句话，戳中了张治中最软的地方。

周恩来紧接着就秘密安排，把他一家老小全接到了北平。

张治中心里最后那点念想，彻底断了，他留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张治中当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当年讨论国旗方案，是他提出来，原来的设计里有条杠，看着像分裂国家，不好。

这个意见被采纳了，才有了今天的五星红旗。

他用后半辈子，兑现了他对国家统一的承诺。

1969年4月9日，在北京八宝山，周恩来站在他灵前，深深三鞠躬。

那一刻，送走的是几十年的风雨故交，也是一个在红白两个世界里都赢得敬重的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