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骗中央、下骗百姓，三下大狱，他到底是首富还是首骗？

牟其中的名字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商业史上，始终伴随着极端的争议。这位曾被誉为“中国首富”的企业家，通过“罐头换飞机”的传奇案例一举成名，却又因三次入狱的经历被贴上“首骗”的标签。他的人生轨迹，既是个体野心的极致展现，也是特定历史阶段商业规则混沌的缩影。

牟其中的商业起步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段物资紧的时间，街面上钟表是硬货，冰箱也是硬货，他从小件到大家电倒来倒去，省和省之间跑，车站和货场都熟，价格双轨制留下了缝，他顺着缝钻过去，供销社的票据有人要有人出，他把货从这头送到那头，别人口里叫投机倒把，法律风险一直挂在脑门上，实际就是货更快到了需要的人手里，1991年那次事把名字推得更高，苏联轻工业品缺，中国的航空公司外汇不够，他把五百车皮的日用消费品拉过去对换，铁路车皮整列那种规模，回来四架图一五四客机，图一五四就是那个型号，账面算下来差不多一个亿人民币，不是直接拿钱，是以物易物这条路，那个时候以物易物不算常规操作，计划往市场过渡的背景还在身后，他没去碰到体制的正门，改走旁边能开的通道，这一招成了当年的看点。

名声上去，想法也跟着往天上去，喜马拉雅山说要炸开一个口子让暖湿气过去把西北的气候改一改，这话一出来不少人停一下，满洲里说要砸一百亿做个北方香港，地图上好看，论证不够，报告不齐，落不到地上，多半停在概念和宣传里，南德集团那边资金转得紧，项目不停转就得让现金不停转，账上压力一直在，贸易背景这块被虚构，信用证一环套一环去开去周转去拿银行的资金，这些钱再去撑那些盘子，1999年案子下来，信用证诈骗罪，判无期，社会上有人用“上骗中央、下骗百姓”的说法，他自己一直强调是融资策略，不把它归到诈骗。

三次进去三个时代的味道，1974年因政治言论受罚，那段时间的话语管得紧，1983年轮到投机倒把的案子，计划经济那套不认这种买卖，1999年成了经济犯罪的判决，法治往前走，商业的规矩更硬更明白，人进到里面没有停下，写方案，画流程，看资料，互联网的路子当时刚冒头，他也抓来研究，性格里一头往前探的劲，一头敢试的手法，两个面一起在身上。

2016年出来，七十六岁，外面的商业社会已经换了几轮，移动互联网跑起来，资本的节奏也变了，他又把满洲里开发计划拿出来说，面对的市场窗口已经不宽，他过去那种空手套白狼的路径很难被接受，很难拿到资金和资源，贴一个词不准，把人放到时代里更合适，转型期规则不全的时候，胆识和新法子能做出价值，把规模一路往上推又容易把控制力拉断，项目线拉得太长风险就放大，给后来做事的人留一条清楚的线，创新和合规要并排摆，现实的地基不够就别往上加层。

牟其中这段浮沉像一面镜子，个人命运的起落映着中国商业文明演进的复杂过程，前面的成功靠改革开放初期制度弹性给的机会，后面的失败把市场规则不完善时的治理隐患露了出来，评价一个商业人物要把具体历史语境摆进去，看到他去试着突破体制的边，还得看到边界意识没画好的问题，他自己有一句话一直在被引用，“我的悲剧在于总是比时代快半步，但这半步可能是天堂，也可能是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