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发动千人检举、被列五条罪状：76年中组部约谈原公安部主任

施义之出身普通，1917年在江苏武进一带长大。

年轻时正赶上国家危难，1938年他参加了新四军，从此走上军旅生涯。

战争磨练出他的性格，实战经验也让组织看重，慢慢在部队里从基层军官升到政委这种政治领导岗位。

解放战争时期他带队攻城拔寨，立过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担任师级和军级的政治工作，做过第六十二师政委，也做过第二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到了1965年升为二十一军政委。

在军队里，他主要是管思想教育、纪律和干部体系这些事，习惯了军队里的层级和规矩。

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很多事情都打乱了。

那年8月的一次会议上，军区领导突然安排他去公安部担任副部级政治部主任。

最初他有点不情愿，但在劝说之下还是同意了。

1966年12月正式调到公安部后，他从军队的体制进入了公安系统，这里处理的是社会治安、侦查和行政事务，和军里的工作有差别，需要适应。

公安部当时内部也不太平，原来的政治部主任尹肇之已经被边缘化，后来还有来自四川的干部接手，部门里派系纷争明显。

施义之到任之后主要负责日常政治工作、干部教育和组织协调，尽力把军队的管理办法带到机关里来。

在公安部，他和李震的关系比较近。

李震多年前就参加革命，后来做过沈阳军区第四政委，1966年9月调到公安部，担当党组副书记和革委会主任，基本上管着部里大事。

两人都是从部队转来的，背景相似，合作也比较默契。

到1970年，李震在部里位置更稳了，担任重要小组副职，施义之则分担机关纪律与干部培训的任务。

1973年10月21日夜里发生的事情改变了部门气氛，也改变了施义之的命运。

那夜，李震的尸体在公安部机关大院地下的热力管道里被发现，位置奇怪，膝盖跪着、身体后仰，衣服口袋里有很多安眠药，地上也散落着药片。

管道空间小，也很复杂，没人知道他是怎么进去的。

22日一早发现后，最高层马上关注。

部里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两位副部长被牵连。

周恩来总理让施义之临时负责部里事务，要求他把机关先稳定住，还要配合调查组工作。

破案组最先得出结论，说是李震服药过多后昏迷并自缢身亡，解剖也有专家参与，认定服药导致昏迷继而自缢。

但这个结论并没有让部里的人都信服。

李震平素工作活跃、性格开朗，很多同事不能接受他会以这种方式离世。

加上有人说他离世前在办公室接了电话，那通电话是否有关联变成疑点；还有人注意到他与于桑、刘复之等人在一次核心小组会上就一些问题发生过争论，尤其是关于处理旧账的问题，大家的意见不一样，场面曾经很激烈。

因此，于桑与刘复之很快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并被隔离审查。

从10月底开始，施义之推动部里开展大规模检举，动员机关上千人提供线索，翻查档案、做笔录、勘查现场、核对值班记录、查李震的日记和办公文件，试图找到异常或可疑之处。

检举活动持续了几个月，覆盖整个机关，大家被动员参与，气氛越来越紧绷。

1974年1月中旬，华国锋主持会议后宣布李震之死与于桑无关，解除了对于桑的审查，但刘复之仍然被继续隔离。

尽管如此，施义之并没有停下检举的步伐，群众性的揭发活动在部里还在持续，这让机关里很多人感到压力巨大。

这些检举与复查花了很多时间和资源，但并没有带来对事件性质的完全清晰。

施义之作为军人出身，习惯于下令与组织动员，但在侦查技术和公安机关常规办案上缺少足够经验，导致行动没有突破性的进展，还得罪了不少人。

1976年10月之后，随着全国形势变化，公安部开始恢复一些正常职能。

到了1976年12月，中央组织部约谈施义之，纪登奎主持谈话并指出他的“问题很严重”。

这使他受到警告，随后在1977年5月正式被停职审查。

审查过程拖了多年，调查组对他的历年工作逐项核对，直到1985年才形成最终结论，并列出五条主要罪状。

这些罪状包括：1967年在处理一名叫赵明的人的材料时，没有做到充分核实便上报，导致其被捕；在李震事件中，他被指推动了扩大化的检举运动，使问题复杂化并导致多人受牵连；以及其他若干工作失误。

调查结束后，施义之被撤职并开除党籍，处分文件上有刘复之的签字。

此后，施义之离开机关，靠每月约150元的生活费维持生活，直到1995年因病去世。

这一生的起伏显示出一个人在特定历史阶段所能承受的政治波动。

施义之有战争年代的业绩，也有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经历，但在文革的政治冲击下，个人职业轨迹被外部力量所改写。

检举运动、长期审查和最终定案，使他的晚年生活与早年的军旅生涯形成强烈反差。

整件事没有华丽的结局，只有一段复杂的历史和一个人的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