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的兴衰——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音乐厅

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历史上一个剧烈变革的时期，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均发生深刻化。在这一背景下，音乐厅（Music Hall）作为一种独特的娱乐形式应运而生，并迅速成为英国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厅不仅满足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休闲的需求，还成为阶级认同、文化和政治交锋的重要公共空间。

音乐厅的兴起

英国音乐厅的起源可追溯至18世纪的酒馆和咖啡馆，这些地方的顾客在吃喝时可以欣赏音乐表演并参与其中。到维多利亚时代，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非正式的聚会日益流行，并逐渐演变为更具组织性的活动，如“自由自在”的非正式表演。这些演艺活动为音乐厅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最著名的早期音乐厅之一是伦敦的“老鹰”（The Eagle）。“老鹰”是伦敦东区的一家酒馆，位于城市路和牧羊女步行街的拐角处，定期举办音乐娱乐活动，生意兴隆。1852年，查尔斯·莫顿（Charles Morton）在伦敦兰贝斯开设了第一家音乐厅——坎特伯雷音乐厅，可容纳700人，并在表演期间提供餐饮服务。1856年坎特伯雷音乐厅扩建，可容纳1500人，配有吊灯、阳台和艺术展览，大厅的入场费为6便士，楼座为9便士（相当于今天的2英镑和3英镑）。坎特伯雷音乐厅的巨大成功激发了伦敦各地音乐厅的蓬勃发展。“19世纪80年代，据估计伦敦有500座音乐厅，而到19世纪90年代初，仅35座最大的音乐厅，每晚平均就能容纳4.5万名观众”。音乐厅被誉为“人民的宫殿”，其出现标志着大众娱乐向商业化、专业化转变，并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

“坎特伯雷音乐厅”，1856年12月6日的《伦敦新闻画报》

值得注意的是，1843年《剧院法案》推动了音乐厅的发展。该法案明确禁止在“剧院”内饮酒和吸烟，但音乐厅却不受限制。这一规定明确区分了音乐厅与传统剧院的运营模式，并影响到大众体验。因为音乐厅允许观众在表演期间饮酒和吸烟，所以营造了一种更为轻松、更具互动性的氛围，从而吸引了更广泛的观众群体。因此，这一法案不仅为音乐厅发展出独特的文化，而且为其作为一种与“高雅艺术”剧院并存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大众娱乐产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基础。

表演形式与艺术特色

维多利亚时代音乐厅的节目内容极其丰富多彩，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并催生了众多成为时代标志的明星艺人。音乐厅的节目通常包括歌曲、舞蹈、喜剧、戏剧、魔术、杂耍、动物表演、杂技、口技、模仿秀以及大力士表演等。表演通常由一位主持人主持，他坐在舞台上，负责维持秩序并介绍节目。观众互动性极强，他们通过欢呼或喝倒彩来表达他们的喜好与厌恶。玛丽·劳埃德（Marie Lloyd）被誉为“音乐厅女王”，以其对双关语和暗示的精妙运用而闻名，其代表作包括《我爱的人在画廊里》（The Boy I Love Is Up in the Gallery）和《哦，波特先生我该怎么办》（Oh Mr Porter What Shall I Do）。丹·莱诺（Dan Leno）以其悲伤而滑稽的形象和在圣诞哑剧中扮演“老妇人”闻名。维斯塔·蒂莉（Vesta Tilley）是最成功的女扮男装表演者之一，她通过男性装束讽刺和颠覆性别角色。

这些音乐厅明星之所以能获得巨大成功和民众的爱戴，不仅因为他们的表演才华，更因为他们被视为工人阶级的代表。他们的表演内容和表演风格深刻反映了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状况：房客、婆婆、法警、拖欠的房租、酗酒、债务、逆境、不忠的妻子（和丈夫）、怕老婆的丈夫（和妻子）。玛丽·劳埃德的热门歌曲《我的老男人说要跟着货车去流浪，别在路上磨磨蹭蹭》（My Old Man Said Follow the Van，and Don’t Dilly Dally on the Way）讲述了为了逃避房租而“月光下逃亡”的故事，而格斯·埃伦的《如果房子不是那么拥挤》（If it Wasn’t for the Houses in Between）则讲述了伦敦东区拥挤不堪的生活环境。表演者在表演中广泛使用双关语和暗示，这是一种巧妙规避审查的方式，同时又能取悦观众。例如，被称为具有“表达人民灵魂能力”的玛丽·劳埃德就以其各种姿势赋予看似“正经”的歌曲以暗示性而闻名。这种双关语和暗示并非简单的幽默手法，而是表演者在维多利亚时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下的一种“共谋策略”。通过“心照不宣的粗俗语言”，表演者可以传达挑逗或政治敏感信息，从而迷惑审查者，同时也与观众建立一种私密的、心领神会的联接。因此，这些艺人不仅仅是表演者，也是工人阶级文化身份的象征，他们的成功也为普通民众提供了社会流动的榜样和希望。同时，观众的互动使得他们不仅是旁观者，更是音乐厅文化的共同创造者，增强了他们对音乐厅文化的归属感和忠诚度，因此，音乐厅被认为是工人阶级情感表达的主要场所。

大众文化的熔炉

维多利亚时代音乐厅不仅仅是娱乐场所，更是社会交融和文化交流的复杂熔炉，深刻地反映并塑造了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和阶级意识。音乐厅主要吸引的是工人阶级，他们通常将音乐厅视为逃避现实的去处和社交的场所。因此，为了迎合工人阶级所需，音乐厅推崇“反文化”价值观，例如粗俗、放荡、感官享受、酗酒、嘲弄权威，以及中产阶级所推崇的节制、体面和纯洁等价值观。音乐厅为工人阶级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非正式空间，让他们能够发展自身独有的阶级认同和自信心，并展示他们的幽默，这种幽默感是“民族的自然产物”。他们可以在这里宣泄不满、并形成共同体意识。这种“反文化”的文化并非旨在颠覆当时的社会秩序，而是在既定社会框架下的一种“表演性抵抗”。因此，音乐厅的意义不仅仅是对不言而喻的既定事实的反映，而且是对现实生活中不满发泄的一个出口，它让工人们沉浸在一种“安慰文化”中，这种文化是保守的、爱国主义的，且在政治上具有压制性。

音乐厅通常是“喧闹的地方”，主要是男性主导的空间，但查尔斯·莫顿等音乐厅的经营者积极鼓励女性光顾音乐厅，甚至设立“女士星期四”专场，他们认为女性的在场能够对男性观众产生文明的影响。这一举措反映了中产阶级试图将音乐厅纳入其“理性娱乐”的努力，以提升其“体面性”。然而，这种尝试与音乐厅固有的“粗俗”和“放荡”元素存在内在矛盾。一方面，女性观众的出入可以带来更多收入并改善音乐厅的形象；另一方面，音乐厅的吸引力恰恰在于其非正式、甚至有些低俗的氛围。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音乐厅受到当时社会和道德评论家的严厉批评，一些人将其视为“罪恶和腐败的巢穴”，对酗酒和卖淫的担忧持续存在。在伦敦，没有男性陪同进入音乐厅的女性常被认定为妓女。这种矛盾导致了持续的道德批判，揭示了维多利亚社会在推广大众文化时，精英阶层与工人阶级之间价值观的冲突。

音乐厅的衰落

维多利亚晚期，音乐厅的物理空间和观众体验发生了显著改变。音乐厅建筑变得更加宏伟，最大的音乐厅可容纳多达5000人，被称为“综艺宫殿”。早期的桌椅被长凳取代，观众席的散步区被移除，这使得观众无法在表演期间聊天、饮食和吸烟。音乐厅早期以观众的喧闹、互动和边吃喝边观看表演为特色，但随着监管的加强和“体面化”的努力，音乐厅禁止在观众席饮酒。这些规则的改变，从根本上改变了观众的体验，使其从积极参与者转变为被动的观赏者。这种体验模式的转变，使得音乐厅失去了其独特的魅力和“反文化”的活力。同时，随着电影和广播等“新媒体”兴起，音乐厅难以保持竞争力。

1907年爆发的“音乐厅罢工”是娱乐行业内部专业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此次罢工是由于表演者对低薪、福利取消和工作时间增加的不满引发的。这场为期两周的罢工得到了玛丽·劳埃德等著名艺人的支持，最终促成了表演者薪资上涨和工作条件改善。此次事件还促成了“综艺艺人联合会”等工会的成立，标志着行业内部的自律和专业化水平的提升。

20世纪初，新的剧院（如伦敦的帕拉斯剧院、新剧院）开始出现，它拥有固定的座位和独立的酒吧区。观众在黑暗的礼堂中观看表演，互动性降低，音乐厅精神逐渐消退。当然，在维多利亚晚期，随着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的改善，国家福利的开启，社会矛盾也有所缓和。1930年代以后，随着BBC电视服务的推出导致综艺剧院的受欢迎程度下降，许多剧院在20世纪30年代关闭或被改建为电影院。此外，爵士乐、摇摆乐和电影的流行也加速了音乐厅的衰落。

结语

维多利亚时代音乐厅在英国大众文化发展史上占据着里程碑式的地位，深刻反映并塑造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价值观、阶级关系和休闲生活。音乐厅不仅是娱乐休闲的场所，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评论和阶级表达的平台。音乐厅表演的歌曲和喜剧揭示了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艰辛，嘲讽了社会权威和中产阶级价值观，为工人阶级提供了发展自身认同和集体意识的空间。因此，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音乐厅是“唯一可以被称为独特的大众娱乐形式”，他们强调了音乐厅在英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是维多利亚时代社会经济条件（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

音乐厅对后来的综艺节目、歌舞杂耍、音乐剧以及现代的单口喜剧和电视综艺节目（如《英国达人秀》）产生了深远影响。其独特的表演形式和观众互动模式为现代娱乐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尽管音乐厅作为一种娱乐形式已经衰落，但它不仅是一个历史性存在的娱乐场所，而且是理解英国大众文化的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