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社科院廖凡：“中国方案”为全球治理提供改革动能与务实样本

南方财经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郑青亭、实习生倪缤缤 北京报道

“在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历史性时刻，改革的当务之急是让全球治理体系真正‘全球化’。”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廖凡在北京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指出，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从一个由少数国家主导的俱乐部，转变为一个能容纳并响应“全球南方”诉求的有效平台。

廖凡指出，当前，全球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不断抬头，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的是一个“系统性困境”，其核心是体系的结构性滞后与全球发展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他将这一困境解析为三个层面：规则滞后是“病征”，代表性不足是“病灶”，执行力薄弱是“病情”恶化的结果。

在他看来，“代表性赤字”被视为制度性根源。“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已远超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投票权份额。这种经济实力与制度性权力之间的严重错配，侵蚀了体系的合法性与权威性，难以凝聚广泛国际共识。”

廖凡认为，中国在推动“南方融入”的进程正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具体来看，中国可以积极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投票权份额改革，以“中国方案”弥合全球治理赤字，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体系改革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样本”。

廖凡特别提及中国近日宣布在世界贸易组织未来谈判中不再寻求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他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从“市场开放”向“制度型开放”的深化，展现了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意愿，为陷入困境的多边贸易体系注入了建设性力量。

谈及近日签署的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他认为，这一升级不仅体现中国践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决心，更展现中国与东盟共同构建包容、可持续区域经济秩序的共同努力，为动荡中的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

10月30日，《世界开放报告2025》（以下简称《报告》）媒体吹风会在北京举办。报告是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的旗舰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研究中心共同撰写，在2021年成功首发，至今已历时五年。今年世界开放指数的测度时序被大幅扩展至35年，并首次引入跨国公司视角，从数据与实践两个维度强化分析框架。

21世纪：在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你认为现行国际经济治理体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是代表性不足、执行力薄弱，还是规则滞后于新发展现实？你认为框架改革最迫切的突破口应该在哪里？

廖凡：现行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正面临多重挑战交织的复杂局面。最大的挑战在于，这个局面是一个系统性困境——体系的结构性滞后与全球发展现实动态演进之间的深刻矛盾。具体而言有三点：

我们认为这三大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性困境。第一，规则滞后是最直观的“病征”。建立在20世纪经济格局上的体系，面对数字贸易、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等新议题已力不从心。这不仅是规则空白的问题，更是旧规则对新生产力的束缚。

第二，代表性不足则是深层的“病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GDP中占比大幅提升，远超在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份额。这种“代表性赤字”导致体系难以凝聚最广泛的国际共识，进而衍生出执行力的困境。

第三，执行力薄弱正是“病情”恶化的结果。在代表性不足和规则滞后的双重作用下，当主要大国利益出现分歧时，体系便陷入“决策瘫痪”或“选择性执行”的困境。这使得许多重要的全球性协议停留在纸面，无法有效转化为各国的共同行动。

框架改革的关键在于以“南方融入”为杠杆，撬动系统性改革与规则更新的联动。具体而言，应当实质性提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核心机构中的代表性与决策权。在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今天，让全球治理体系从“少数国家俱乐部”真正转变为容纳并响应“全球南方”诉求的有效平台——这不只是公平问题，更是实现未来可持续开放与共同繁荣的现实需要。

21世纪：在推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经济治理改革中，中国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中国近年来相继提出了全球发展、安全、文明、治理等一系列倡议，这些“中国方案”对于完善全球治理有怎样的意义？

廖凡：在推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经济治理改革中，中国可以扮演三重关键角色：建设性引领者、共识凝聚者和改革实践者。

第一， 提供改革动能，推动治理体系包容发展。中国的核心作用之一，是持续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核心机构的投票权份额改革，使其真实反映当今经济格局。从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等实际行动来看，中国致力于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与发言权，增强治理体系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第二， 贡献可行方案，弥合全球治理赤字。全球发展倡议、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中国方案”，正是对当前全球治理赤字的系统性回应。比如，全球发展倡议直指减贫、粮食安全等南方国家所面临的最紧迫挑战，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议程提供了政治动力与务实路径；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化解国际争端提供了新的思路；全球文明倡议则通过尊重文明多样性，为构建深层次国际互信奠定了人文根基。这些倡议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对现有国际体系的补充和完善，为解决全球性挑战提供了更全面、更紧密的思维框架和实践工具。

第三， 坚持开放实践，提供合作示范。通过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举办进博会、建设高标准自贸试验区等实际行动，中国在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同时，也在持续试验新的合作模式，这些实践经验将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渐进式改革提供宝贵的“中国样本”。

总而言之，中国的作用不仅在于提出理念，更在于通过扎实的行动，与各国共同探索一条更加包容、公平、有效的全球治理之路，推动国际社会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1世纪：在当前地缘政治和科技革命交织的背景下，全球贸易面临的最大挑战和最大机遇分别是什么？

廖凡：当前全球贸易体系正处于历史性的十字路口。在地缘政治紧张与科技浪潮交织的复杂背景下，挑战与机遇并存，共同塑造着未来国际贸易的新范式。

就挑战而言，全球贸易面临三重压力。其一，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抬头导致贸易摩擦加剧，多边贸易规则的有效性受到冲击。其二，新兴经济体在债务困境与外部需求萎缩间艰难平衡，全球发展失衡问题凸显。其三，数字鸿沟持续扩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可能强化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加剧国际分工体系的结构性分化。

与此同时，新时代的机遇同样显著。数字技术与绿色转型正催生新的贸易增长点，数字服务贸易与新能源贸易已成为最具活力的领域。区域经济合作呈现深化态势，《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新型区域贸易协定通过降低贸易壁垒，为构建更具韧性的供应链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预计将在未来数十年为全球贸易增长贡献超过三分之一。

展望未来，全球贸易体系的演进方向取决于各国在封闭与开放、对抗与合作之间的战略抉择。唯有坚持多边主义原则，加强数字基础设施的国际合作，推动包容性发展，方能在变局中构筑互利共赢的全球贸易新格局。

21世纪：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对于中国自身经济发展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有何意义？

廖凡：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中国持续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既是推动自身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抉择，也是对多边贸易体系的有力支撑。这一政策取向具有双重重要意义。

对中国自身发展而言，扩大开放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动力。通过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优化营商环境，中国正积极吸引全球高端要素资源，促进国内产业在竞争中提升效率。实践表明，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不仅带来了资本与技术，更通过产业链协同推动了创新生态的形成。同时，扩大开放倒逼国内改革深化，有助于构建更加透明、规范的市场监管体系，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对全球多边贸易体系而言，中国的开放举措提供了重要的稳定性力量。在保护主义抬头、全球贸易规则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主动降低关税水平、深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实践、积极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些实际行动为陷入困境的多边贸易体系注入了确定性。中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等倡议，为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创造了新通道，增强了全球贸易体系的包容性。

这种内外联动的开放战略，既满足了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内在需求，也通过扩大进口市场、提供公共产品等方式回馈全球。这种双向互济的开放模式，正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重要优势，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贡献着中国智慧。

21世纪：中国近日宣布在世界贸易组织当前和未来谈判中不寻求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这对于中国未来的贸易、对于全球贸易格局将有何影响？

廖凡：中国近日宣布在世贸组织未来谈判中不再寻求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这一政策转变体现了中国根据发展阶段变化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的意愿，对全球贸易治理具有深远影响。

从国内层面看，这一决策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从“市场开放”向“制度型开放”深化。通过在电子商务、投资便利化等新议题谈判中主动承担更高标准义务，中国意在构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这既有助于倒逼国内产业升级，也将提升其在全球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就全球影响而言，中国此举为陷入困境的多边贸易体系注入了建设性力量。在当前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停滞的背景下，中国以实际行动支持多边主义，为重塑全球贸易治理机制提供了关键动力。同时，中国在调整自身立场的同时，仍坚持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力求在规则谈判中为新兴经济体争取合理的发展空间。

这一战略选择展现了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独特定位：既保持发展中国家身份认同，又根据能力变化承担相应国际责任，为构建更加包容、均衡的全球经贸秩序提供了重要实践范例。

21世纪：10月28日，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正式签署。这对于提升中国东盟经贸关系以及区域一体化发展有何意义？

廖凡：中国与东盟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区3.0版升级议定书，标志着双方经贸关系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此次升级聚焦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和供应链联通等新兴领域，不仅深化传统货物贸易自由化，更致力于构建适应21世纪经贸需求的制度框架，对区域一体化具有深远意义。

从双边关系看，3.0版协议通过数字贸易规则协同、绿色产品关税减免等举措，为双方企业创造更优化的制度环境。这将推动产业链从传统制造向数字赋能、绿色低碳转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特别是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基础上，进一步降低非关税壁垒，增强区域供应链韧性。

就区域发展而言，该协定为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重要制度支撑。通过构建更高标准的规则体系，为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安排树立新标杆，有效对冲当前全球贸易碎片化风险。中国与东盟作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区，其制度性合作将产生显著示范效应，推动更大范围的区域合作迈向更高水平。

这一升级不仅体现中国践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决心，更展现中国与东盟共同构建包容、可持续区域经济秩序的共同努力，为动荡中的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