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 | 哲学家如何谋生？

哲学家靠什么谋生？这个问题的确令人好奇。他们是否不事生产，将所有时间都用来思考和构建各种理论体系？当然不是！爱与智慧无法支持人类的社会生存，每个人都有谋生需求，哲学家也不例外。

本书介绍了古今40位哲学家的“真实”职业。一些看起来理所当然，如记者、编辑、艺术评论家等从事文字与思想工作的职业；另一些出人意料，如法官、解剖学家、地理学家等；还有一些则令人匪夷所思，如自行车手、伪币制造者、抢劫犯等。

作者探讨了不同职业对哲学家的影响，揭示了哲学家赖以谋生的“真正”职业及其与哲学之间的微妙联系。或许，哲学家在哲学思考之外所从事的“真正”工作，才是他们训练思想的“秘密实验室”。

作者 纳西姆·埃尔·卡布利（Nassim El Kabli）

哲学博士，巴黎第一大学讲师，法兰西文化电台（France Culture）节目《与哲学同行》（Avec philosophie）制作人。著有《破裂：一种寻常体验的哲学》（La Rupture. Philosophie d'une expérience ordinaire）、《他人与自我：典范、模范》（Soi-même par un autre. Figures d'exemplarité, figures d'exemple）等。

译者 黄可以

南京大学—巴黎第三大学联合培养文学博士，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法语系，译有《餐厅里的革命》。

斯宾诺莎：镜片抛光师

汉娜·阿伦特：记者

第欧根尼：伪币制造者

伊夫·居赛：喜剧演员和脱口秀演员

帕斯卡：公共交通承包商

塞涅卡：“皇帝的朋友”

马修·克劳福德：机修工

埃米莉·沙特莱：物理学家

蒙田：市长

多米尼克·梅达：高级官员

普鲁塔克：阿波罗的祭司

狄德罗：艺术经纪人

雷克吕斯：地理学家

柏格森：外交家

纪尧姆·马丁：职业自行车手

巴什拉：邮局职员

莱布尼茨：图书管理员

阿涅斯·盖罗：作家—作曲—歌手

柯奈留斯·卡斯托里亚蒂斯：经合组织经济学家

让雅克·卢梭：乐谱抄写员

让·梅叶：无神论神父

孟德斯鸠：法官

阿瑟·丹托：艺术评论家

马可·奥勒留：皇帝

玛丽·德·古纳：编辑与斗士

托马斯·霍布斯：贵族导师

克洛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包税人

西塞罗：律师

芭芭拉·卡森：精神疾病青少年教育家

索伦·克尔凯郭尔：食利者

贝尔纳·斯蒂格勒：抢劫犯

爱比克泰德：奴隶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和蒂娜·德雷福斯：人类学家

伊丽莎白：修道院院长

弗里德里希·尼采：语文学家

霍华德·贝克尔：爵士钢琴家

希帕蒂娅：天文学家

大卫·休谟：历史学家

勒内·笛卡儿：解剖学家

西蒙娜·薇依：工人

哲学家年表

译后记

序言

“您是哲学家？啊！那除了哲学，您还从事别的工作吗？”

的确如此，我们不能只靠着爱与智慧活下去，更不能只靠着对智慧的爱活下去。要当哲学家，首先要当个人，当个人就需要赚钱养活自己，哪怕只是在闲暇时刻出神地思考哲学。总之得有个工作，因为哲学并非一种职业。

不过，要当哲学家，的确需要一些技巧。哲学思考，不（仅仅）是回到家里，手肘撑在膝盖上，庄重地撷取哲思！哲学思考如同一种艺术。当我们面对一位大艺术家时，我们不一定能欣赏其作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欣赏其“职业”，无论是糅合色彩、再现褶裥，还是润色旋律、编写和弦。所有那些画着小人儿或是在储物盒上敲打出一些节奏的孩子都在从事着“小写”的艺术。但是，只有少数人能成为“大写”的艺术家。因为只有将艺术作为职业来从事的人才能算作艺术家。哲学也是如此。所有的孩子都无穷无尽地提着问题：这是什么？为什么？这些问题或天真或深刻。但是，从这些“小哲学”的问题走向哲学家“大哲学”的问题，需要跨越相当一段距离，需要一些独创性、对真实的无限热爱，以及各种各样的职业。职业，在这里指的是“思考的艺术”的另一个名字，它意味着走向他人的思想，从而从中寻见自己的思想。它同时意味着提问、构想、论证、看见行不通的地方，有时还要想方设法地找到行得通的地方。这些步骤对任何一种职业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哲学是一种职业，哲学甚至不是一份工作。那么，哲学家们的真正职业究竟是什么？他们如何谋生？

这个问题鲜少有人提出，因为如今，哲学家往往是“哲学老师”，或是大学里比较常说的“科研人员”。他们在完成了漫长的学业后，在阶梯教室里授课、指导论文、组织讲座与研讨会、审阅、在专业杂志中发表文章，有时出版书籍。康德以来的大部分哲学家都是如此。康德是第一位在大学持续授课的哲学家，他授课的机构是当时的柯尼斯堡大学，在如今的加里宁格勒。此外，为了生活，康德也教授数学、物理、逻辑、伦理。他甚至还会教授地理、军事建筑或火药学相关的课程。的确，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从胡塞尔到福柯，相当一部分“大哲学家”的作品其实都是他们的课堂记录。然而，哲学家毕竟不都在体制内工作。如今不是，从前显然也不是。

这便是纳西姆·埃尔·卡布利想要展现给我们的内容，哲学家“真正”从事的职业。这数十位哲学家或男或女，或有名或无名。有些哲学家的职业不足为奇，因为这些职业与我们对职业哲学家的印象相关：有的从事与科学相关的工作（解剖学家、数学家），有的与语言艺术相关（律师、法官、外交家），有的与交流沟通相关（记者、图书管理员、牧师）。另一些人的职业则出人意料（爵士钢琴家、皇帝），甚至与哲学根本毫无关系，因为这些职业讲求的是腿部力量（自行车手）或手部灵巧度（摩托车维修、工人、乐谱抄写员、镜片抛光师）。斯宾诺莎就是镜片抛光师，他宁愿继续从事这份收入微薄的职业，而不是去于1673年向他发出邀请的海德堡大学任教。晚一些时候（1816年）黑格尔承接了这门课的教学工作，他倾囊而授，毫无保留。在哲学家的职业清单中，我们甚至看到了一位奴隶，即斯多葛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同时有一位皇帝马可·奥勒留，他也是斯多葛派哲学家。这对例子让我们看到古代斯多葛主义启示的多面。除了伊壁鸠鲁学派，很少有哲学流派能够展现出这样的普遍性。

除了纳西姆·埃尔·卡布利在这本独特又有趣的书中研究的特殊案例，还存在着一些哲学家，我们不清楚他们靠什么养活自己。他们可能在收租，或者有别人养着。说到底，“为了生活就得工作，这是社会所必需，也是道德义务”，这样的观点对于古代大部分思想家来说都很陌生，而正是这些“游手好闲”之辈为我们的文学与科学遗产带来了如此丰富的作品。长时间以来，哲学首先是一种奢侈品，然后才成为口袋书。

有这样一个神秘的例子：第一位哲学家，苏格拉底，这位流浪汉，到底靠什么活着？或许是他众多仰慕者中的富家贵族子弟在供养他，或许是他先继承了父亲石匠（或者是雕塑家，彼时两种职业之间区别甚微）的职业。如果我们研究苏格拉底，可以像纳西姆研究各位哲学家一样，“将悖论之绳拉到头”，然后尽力从中整理出苏格拉底的哲学与他真正职业之间的隐秘联系。我们可能会这样说：就像石匠用榔头、大锤和越来越利的尖锥一点一点地将石料切割成为尽可能整齐均匀的几何形状，苏格拉底也通过反驳的方式将对话者模糊与原初的观点逐步雕琢为以理性形式呈现的回答。同样，就像雕塑家只是让材料中已经有的形象展露出来，辩证学家也只是揭露已然存在于对话者思想中的知识。因此，苏格拉底不仅仅同助产士母亲费纳瑞特一样为灵魂助产，也同石匠父亲索佛洛尼斯科一样专注于为思想石料雕琢。

这位哲学家“真正”职业的例子是否能加入本书的清单呢？或许能，其他的例子可能也行，读者们也可以享受自己为作品加入新例子的乐趣。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感谢本书的作者，他让我们打开视野，看到了这样一个如此为人忽略的领域，让我们惊讶地发现，我们竟然从未想到过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哲学家和其他所有“大人物”一样，人们往往会忘记这些哲学家可能是女性，以及这些哲学家不能仅靠“思想”生活。这样一部作品需要纳西姆·埃尔·卡布利的严谨与幽默，需要他写作的才华与研究的耐心。简而言之，需要他所从事的哲学家的职业，才能敢于提出这个问题，才能知道如何回答。

蒙田：市长

《随笔集》的著名作者米歇尔·德·蒙田于1581—1585年在非自愿的情况下成为波尔多市长。不过，在他尽心履行市长职责的同时也没有完全沉醉于公共事务，而是给自己保留了一些自由空间，他将这种自由空间称作“店铺后面的小房间”。

1581年8月1日，蒙田被选为波尔多市长，彼时波尔多约有4万居民，是法国第五大城市。

那个时期的市长选举分为两个阶段。首先，由6位市政官吏投票选出市长。市政官吏是贵族、资产阶级和律法人士（即律师及法官）的代表；然后，由法国国王批准选举结果，任命市长。彼时的法国国王是亨利三世。

但是，蒙田当选波尔多市长的过程与众不同。蒙田当时没有参加竞选，自然也没有当市长的意愿。就他个人而言，他更希望成为一名大使。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借用法律的表达，那么他的选举是以所谓的“缺席抗传”的方式进行的。他实在是太不想当市长了，以致在选举的时候他跑到意大利去了。即便当选了他也完全不着急回法国，而是花了45天，骑马骑了1550公里回到波尔多的土地上，而通常情况下，只需要花一半的时间就能回来。

他本人兴致缺缺，市政官吏却坚决地一致投票给他，亨利三世更是打定主意要他当市长。1581年11月25日，当蒙田回到家时，他读到了亨利三世给他的信，信中国王命令他担任市长一职。那时，国王的什么要求都不能拒绝。虽然不情不愿，但是哲学家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一公职。在这一情况下，“职责”一词大概也可以理解为“负担”。

在《随笔集》中，蒙田提及了他担任波尔多市长的经历，他说这一经历异于他的真正天性。在此意义上他写道：“市长和蒙田一直是两个人，两者之间有着清晰的区隔。”

如今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说法：这种区隔是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区隔，其实不然。这种区隔更多是想表达个人内在与公共及市政事务之间的距离。这一距离的保持，也在他与波尔多这座城市之间的关系中以具体的方式呈现出来。连续好几个月，他都拒绝住到波尔多，更倾向于住在42公里之外、骑马5小时才能到的城堡里。

如果这般兴致缺失，似乎很难胜任有着诸多要求的市长一职。然而，1583年蒙田再次当选。蒙田完成了两个任期。1581—1583年为第一个任期，相对平静；1583—1585年为第二个任期，因为新教徒和天主教之间的宗教冲突日益加剧而更为复杂。蒙田是天主教徒，但是他和新教徒也很亲近，因为他的兄弟姐妹之中有不少新教徒。虽然他的家庭故事与此并无关，但是由此可知蒙田的家庭让他远离了任何一种宗教狂热。

在一个如此动荡的年代，将蒙田这样强势的哲学家放到掌管城市的位置，有利于缓和冲突，找到妥协的方式。但是，蒙田作为市长的活动不仅是在两个敌对的宗教团体之中商量与协调。蒙田还是平衡公共财务的管理人。波尔多是港口城市，因此城市经济生活的一大部分依赖于商品的流通。蒙田必须要处理的棘手问题之一就是税收问题。经过城市但是没有停留在城市的商品不用交税，这与在波尔多销售的商品不同。因此，很多商人选择走私，这给市长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不同冲突的成功管理都离不开蒙田克制谨慎的态度。作为人文学家，他从未对市政事务充满热情，也没有以个人的身份介入其中。在上文中提到的《随笔集》中《论意愿》这一章节里，蒙田解释道，他永远都与介入公共议题的热情保持距离。他漠不关心，而这种漠不关心保证了他的判断力处在一定的高度。往往是个人的兴趣让我们蒙蔽了双眼，而我们有时又会把个人兴趣包装为公共利益。蒙田身处激烈的缠斗之外，因此最有能力梳理危机的情势。所以，漠不关心并不总是走向无动于衷。一种冷漠的智慧，让他得以想清楚一些决定。

在某种意义上，蒙田实现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绘的哲学王的理想形象，因为管理城邦的哲学王应当摒除一切对权力的欲望。

蒙田不渴望权力。从这一视角出发，这位哲学—市长很接近柏拉图笔下的哲学—王。但是在柏拉图笔下，哲学—王是全知的人物。而蒙田并非如此。蒙田以怀疑论著称，这种怀疑主义在他的思想中和生活方式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第一次当市长的时候，蒙田以自我描述的方式发表了惊人的论说。他说：我“没有记忆、没有警戒、没有感受，也没有力量”。这与我们今天的候选人的就职宣誓相去甚远！

让我们将悖论之绳拉到头：我们常常会赞颂投入公共事业之中努力工作的女性和男性，有时却遗忘了他们的私人生活。蒙田可能证明了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一面：想要更好地对公共利益负责，恰恰应该不要过度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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