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01
2018年的上海，夏天似乎来得比往年更早一些，空气里总是弥漫着一股粘稠的、让人心烦意乱的湿热。
那一年，我四十二岁，在一家颇有名气的国际广告公司担任创意总监，是外人眼中标准的都市女强人。
我的丈夫周博文，是一家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我们从大学校园里的青涩恋情，一直走到了中年夫妻的平淡如水。
我们住在浦东滨江的一套大平层里，将近两百平的面积，巨大的落地窗外，就是璀璨夺目的陆家嘴夜景。
我们的儿子，在上海最好的国际学校里念书，成绩优异，是亲戚朋友聚会时永远的焦点和骄傲。
在所有人的叙事版本里，我林蔓的人生，无疑是成功的，是令人艳羡的，是那种可以作为范本的幸福。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在那光鲜亮丽的表面之下，我正被一种深刻的窒息感死死地包裹着，日复一日，无处可逃。
我的人生，像一个被设定好精密程序的机器人，在公司和家庭这两点一线之间，不知疲倦地高速运转。
我的生物钟比闹钟还要准，每天早上六点准时起床，为家人准备不能重样的早餐，然后送儿子去上学。
之后，我会驱车一个多小时，穿越大半个上海，赶到位于市中心的公司，开始一天无休止的会议、提案和头脑风暴。
我需要像一个战士一样，去应对挑剔的客户，去管理手下那帮富有创造力但也极难驾驭的年轻人。
晚上，我拖着被掏空的身体回到家，卸下职业女性的面具，立刻就要切换到母亲和妻子的角色。
我需要检查儿子的功课，关心他的心理状态，还要处理家里各种繁琐的账单和人情往来。
那套价值千万的房子，更像一个用钢筋水泥和玻璃幕墙打造的华丽牢笼。
每个月近五万块的房贷，像一条无形的锁链，牢牢地捆住了我，让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停顿。
我们拥有的东西越多，肩上背负的担子就越重，我感觉自己的人生轨迹，已经被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昂贵但乏味的轨道上。
我甚至能清晰地预见到我未来二十年的生活：升职，加薪，换更大的房子，送儿子去更好的大学，然后退休，带孙子。
这种一眼望得到头的人生，让我感到一种发自心底的恐惧和厌倦。
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因为一个紧急项目在公司加班到深夜，回家的路上，我看到天桥下一个背着吉他弹唱的流浪歌手。
他很年轻，歌也唱得跑调，但他的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芒，那是对远方和未知的一种纯粹的向往。
他唱着一首我没听过的民谣，歌词大意是关于挣脱和自由，每一句都像锤子一样敲在我的心上。
那个瞬间，一个疯狂的、离经叛道的念头，像一颗被深埋多年的种子，突然在我早已荒芜的心田里，破土而出。
我想要逃离，逃离这一切。
那个周末，我特意没有安排任何工作，等儿子去了兴趣班后，我给周博文泡了一壶他最喜欢的茶，想和他认真地谈一谈。
我告诉他，我感觉自己快要被现在的生活压垮了，我不想再这样过下去了。
他起初以为我只是工作压力太大，在发牢骚，还很体贴地劝我请个年假出去散散心。
然后，我向他提出了我那个酝酿已久的想法：我们把这套大房子卖了，我辞掉工作，我们带着儿子去环游世界。
他当时正在看一份医学期刊，听到我的话，他缓缓地摘下眼镜，用一种极其陌生的、看神经病一样的眼神看着我。
“林蔓，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是不是最近太累了，开始胡思乱想了？”
我告诉他，我从未像此刻这样清醒过，我是认真的，我想换一种活法，一种不被物质和身份定义的活法。
他站起身，像一只被激怒的狮子，在客厅里焦躁地来回踱步，脸上的表情从最初的震惊，迅速转变成了无法抑制的愤怒。
“把房子卖了？林蔓你脑子进水了吗？我们俩奋斗了半辈子，从一无所有到今天，才有了这套房子，你说卖就卖？”
“你知不知道这套房子现在值多少钱？你知不知道再过几年它可能还会涨？这是我们这个家庭最优质的资产，是我们的根！”
我试图跟他解释，我想要的不是资产，也不是一个地理位置上的根，我想要的是人生，是体验，是灵魂的自由。
但他完全无法理解，他觉得我一定是疯了，是被那些不切实际的文艺电影和鸡汤文章洗脑了。
他说：“什么是自由？有钱有稳定的生活才是最大的自由！你现在拥有的一切，是多少人梦寐以求都得不到的！”
我们之间的裂痕，从那个气氛凝固的下午开始，被狠狠地撕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并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再也无法弥补。
我悲哀地意识到，我们追求的东西从根本上就是截然不同的。
他所要的，是稳定，是社会地位，是一种可以被量化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
而我，在压抑了半辈子之后，内心深处最渴望的，是挣脱所有的束缚，去看看这个世界的广阔和人生的其他可能性。
02
之后的一个月里，我们之间爆发了结婚二十年来最激烈、也最频繁的争吵。
家里不再有温馨的晚餐和轻松的交谈，取而代之的是压抑的沉默和随时可能爆发的互相指责。
空气里充满了火药味，我们都像绷紧了的弦，稍有触碰就会断裂。
最后，在又一次因为这个问题而激烈的争吵过后，我看着他那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突然感到了一阵前所未有的疲惫。
我不想再吵了，也没有力气再试图去说服他。
我走进书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和一支笔，沉默地写好了离婚协议。
我平静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把协议推到了他面前。
周博文看着那份协议，整个人都愣住了，他可能怎么也想不到我会如此的决绝和干脆。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会把协议撕掉，或者再次对我发火。
但他没有，他只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拿过笔，也在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他说，“也许，你是对的，我们已经不是一路人了。我给不了你想要的，你也理解不了我所坚守的。”
我们就这样，以一种近乎和平的方式，结束了这段长达二十年的婚姻。
没有互相的指责和谩骂，也没有在财产分割上的纠葛和拉扯。
按照协议，那套价值千万的江景大平层归我个人所有，而另一套小户型的学区房和家里的大部分流动存款，都归了他和儿子。
走出民政局，拿到那本墨绿色离婚证的那一天，天空很蓝，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悲伤，反而有种前所未有的解脱和轻松。
仿佛压在我身上十几年的那座无形的大山，终于被我自己，亲手给搬开了。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给我最好的闺蜜，也是大学室友的苏晴打了电话。
她在上海滩一家顶尖的房产中介公司做到了高管，是个雷厉风行的女强人。
“晴晴，出来陪我喝一杯，我离婚了。”我的声音很平静，听不出一丝波澜。
半个小时后，苏晴风风火火地赶到我约定的地方，一见面就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她以为我会哭，会崩溃，已经准备好了一肚子安慰我的话。
但我却笑着告诉她：“别这副表情，我好得很，我前所未有的好。现在，我有件更重要的事情要你帮忙。”
“帮我把那套房子挂出去，用最快的速度卖掉它。”
苏晴正在喝水，听到这话一口水差点喷出来，她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像在看一个外星人。
“蔓蔓，你真离了？而且你真要把房子卖掉？你可想清楚了，这房子卖了，凭你一个人，再想在上海买回同样地段的房子，就难如登天了！”
我告诉她，我想得很清楚，并且心意已决，我就是要和过去的生活做一个彻彻底底的了断，再也不会回头。
“我不要再被房子绑架我的人生了。”我看着她说。
在2018年那个依旧火热的房地产市场上，我的这套房子因为是稀缺的江景大平层，挂牌之后立刻就吸引了很多有实力的买家。
不到两个星期，房子就以一千万的净到手价格，顺利成交了。
买家是一位姓张的太太，自己经营着几家服装品牌店，看起来精明而又富态。
签合同那天，在交易中心，张太太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藏不住的同情和某种优越感。
她大概觉得，一个四十多岁还离婚的女人，现在又卖掉了自己唯一的豪宅，下半辈子的境遇可想而知，一定非常凄惨。
我懒得去解释什么，只是微笑着，在那份将我从过去彻底解放出来的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当那一千万的巨款，实实在在地打入到我的银行账户时，我做出了第二个让苏晴觉得我彻底疯了的决定。
我没有像她建议的那样，把这笔钱分散投资到几套小户型公寓里去，做一个安稳收租的包租婆。
我也没有听从银行那些理财经理的建议，把钱投入到当时看起来一片大好的股票或者基金市场里去。
03
我带着苏晴，走进了一家在上海滩有着百年信誉的老字号金店。
当时是2018年的下半年，国际金价在经历了前几年的大幅波动后，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国内的基础金价在二百六十五元一克附近徘徊。
我找到了金店的黄老板，开门见山地告诉他，我要把我银行卡里所有的钱，全部换成规格统一的投资金条。
黄老板和苏晴一样，都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他甚至还小心翼翼地确认了一遍：“林女士，您是说，一千万，全部？”
苏晴再次把我拉到一边，急得声音都变了：“蔓蔓，你到底在想什么？一千万全买成黄金？这玩意儿不会下蛋，不会生利息的！你等于把所有的钱都存成了一个死期啊！”
我握住她的手，看着她的眼睛，前所未有地认真地说：“晴晴，你听我说，我不要再被房子捆绑了，我也不想每天去盯着那些红红绿绿的数字心惊肉跳。”
“我要的，是一种绝对的自由，是一种可以随时带走的、在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能被认可的硬通货。”
“这些黄金，它不是我的投资，它是我接下来要去流浪世界的底气，是我一个人的诺亚方舟。”
我的坚定和决绝，最终还是说服了她，也让金店的黄老板看到了我并非一时冲动。
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通过金店和银行的双重渠道，我分批次、悄无声息地，购入了整整三十八公斤的黄金。
当那些沉甸甸的、带着冰冷金属触感的金条，被一块块整齐地码放在我面前的丝绒垫上时，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到骨子里的安心。
这比我拿到那套千万豪宅房产证的时候，要安心得多。
紧接着，我办理了一系列复杂但绝对必要的手续。
我把这三十八公斤的黄金，分成了两部分，通过专业的安保公司，分别存放在了以顶级安全和私密性著称的瑞士银行，和亚洲金融中心新加坡的银行超A级保险柜里。
做完这一切，我感觉自己仿佛卸下了身上所有的枷锁和重担，轻盈得快要飞起来。
我回到那个已经不属于我的“家”，在清空了我所有的个人物品后，只收拾了一个简单的双肩背包。
包里只装了几件换洗的衣服，一些旅行必需品，和我的护照。
然后，我用手机订了一张飞往土耳其伊斯坦布林的单程机票，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的第一个目的地。
在浦东国际机场那个巨大的、人来人往的候机大厅里，我给前夫周博文发了最后一条短信。
短信内容很简单，只有一句话：“我走了，勿念。照顾好自己和儿子。”
发送完毕，我便关掉了手机，换上了在国外使用的电话卡。
透过飞机的舷窗，看着脚下这座我生活了四十多年的繁华都市，在视野中变得越来越小，最终化为一个模糊的光点。
我第一次，为自己的选择，流下了眼泪。
那不是悲伤或者不舍的眼泪，而是告别过去，彻底拥抱新生的喜悦和激动。
林蔓，从今天起，你自由了。
04
接下来的六年，我过上了一种自己以前在梦里都不敢想象的生活，一种彻底放逐灵魂、肆意流浪的生活。
我彻底切断了和国内过去工作圈的所有联系，删掉了大部分社交软件，不再是那个需要对公司业绩负责、对下属未来负责的林总监。
我也不是任何人的妻子或母亲，我只是林蔓，一个四十多岁的、正在独自探索世界的中国女人。
我不再去计算投入产出比，不再去规划未来的五年十年，我只活在当下，活在每一个日出和日落里。
我去了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亚，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和漫天飞舞的五彩热气球一起升空，感受着那种极致的不真实与浪漫。
我去了冰岛的黑沙滩，在零下二十度的刺骨寒风中，裹着最厚的羽绒服，终于等到了那道如同神迹般在夜空中舞动的绚烂极光。
我去了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大草原，坐在颠簸的越野车上，追逐着成群结队的狮子和迁徙的角马，感受着生命最原始的脉动与野性。
我去了尼泊尔的博卡拉，背着比我还宽的沉重行囊，在喜马拉雅的安纳普尔纳雪山群峰之下，徒步了整整十天，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身体在地狱，眼睛在天堂”。
我开始习惯住最便宜的青年旅社，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比我小二十岁的年轻人挤在同一个房间，听他们讲各种天马行空的故事和梦想。
我开始热爱品尝最地道的街头路边摊，在越南河内的街头，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吃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米粉，在墨西哥的小镇广场上，啃一个淋满浓郁酱汁的塔可。
我不再关心最新的时尚资讯，不再追逐最新的口红色号和奢侈品包包，我衣柜里的衣服，永远是那几件最耐脏、最方便行动的冲锋衣和速干裤。
我的皮肤被高原的紫外线晒得黝黑，眼角也多了几条风霜刻下的细密皱纹，但我感觉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年轻，更有活力。
我的内心，像一个原本干涸的湖泊，被这六年的经历，重新注入了丰沛而清澈的活水。
我重新拾起了很多年轻时的爱好，甚至解锁了许多新的人生技能。
我学会了自由潜水，在菲律宾巴拉望的海底，可以像一条鱼一样，和巨大的鲸鲨、五彩斑斓的珊瑚群共舞。
我学会了驾驶滑翔伞，在瑞士因特拉肯的阿尔卑斯山脉上空，像一只鹰一样，自由地俯瞰雪山和碧湖。
我甚至在瑜伽发源地，印度的瑞诗凯诗，待了整整三个月，在一所严苛的瑜伽学校里，考取了一张国际认证的瑜伽教师资格证。
这六年，我彻底地、不留余地地活成了另外一个我，一个我自己更欣赏、更喜欢的我。
在这段漫长的旅途中，我偶尔会和前夫周博文通个视频电话，这主要是为了了解一下儿子的近况。
儿子已经顺利地上了国内一所顶尖的大学，他很独立，也很懂事，他非常理解和支持我的选择，甚至有些羡慕我这种勇敢的生活方式。
周博文也已经再婚了，娶了一个比他小将近十岁的年轻护士，并且很快又有了一个女儿，他的生活看起来非常安稳和幸福，也完全符合他一贯的人生追求。
每次视频，当他看到我这边画面里黝黑的皮肤、简单的背景，以及我身后那些不同肤色的嘈杂人声时，他的眼神里总会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悯和庆幸。
他大概觉得，一个女人到了我这个年纪，没有一个固定的家，没有一个稳定的伴侣，一个人在外面餐风露宿地漂泊，一定是非常“可怜”的。
“蔓蔓，在外面看看风景也就算了，玩够了就早点回来吧，一个女人，总需要一个安稳的家才行。”他不止一次这样语重心长地对我进行“规劝”。
我总是微笑着，不解释，也不反驳，因为我知道，我们对于“家”这个字的定义，已经有了天壤之别。
他所谓的家，是一套房子，一个伴侣，一种被社会主流价值观所认可的、安稳的生活状态。
而我的家，在我的心里，在我背上那个轻便的行囊里，在我随时可以从海外银行提取的、沉甸甸的底气里。
我的流浪，非常巧合地，与这个世界经济和格局发生剧烈动荡的几年完全重合了。
05
2020年初，当疫情的阴云开始在全球弥漫时，我正好在意大利的一个美丽小镇上学习油画。
我亲身经历了从最初的不在意，到后来封城、禁足、商店关门、街道上一片死寂的整个过程。
那种如同末日电影般的景象，让我第一次在旅途中感受到了强烈的恐慌和不确定性。
我看到了经济的瞬间停滞，看到了许多我刚认识的、靠旅游业为生的朋友因为失业而陷入了生活的绝望。
我更看到了在巨大的危机面前，人与人之间那种脆弱的信任链是如何轻易地崩塌。
在那个混乱的、人心惶惶的时期，我反而愈发感觉到了自己当初那个“疯狂”决定的远见和正确性。
当周围的人都在为自己的账单、为不断缩水的资产和不可预知的未来而焦虑不堪时，我知道，我在遥远的瑞士和新加坡的银行保险柜里，存放着一份最坚实的、对抗一切风险的终极保障。
黄金，这个在和平富足年代常常被很多人遗忘和嘲笑的、古老的避险工具，在动荡的时代里，重新闪耀出了它最理性和最坚定的光芒。
在那段日子里，我甚至都不需要刻意去查询国际金价，我就能从身边每个人的脸上，从新闻里不断滚动的通胀数据里，读出它的价值正在节节攀升。
那份安心感，是任何股票、基金或者房产都无法给予我的。
时间就像流沙，在我指缝间不经意地溜走，一晃，就到了2024年的春天。
在外面漂泊了整整六年，我已经四十八岁了。
这六年的流浪生活，让我看遍了世间无数的风景，也让我感到了一丝源自身心的疲惫。
我开始想念上海弄堂里那碗热气腾腾的小馄饨的味道，想念那股熟悉的、带着吴侬软语腔调的市井烟火气。
我决定回国，回到上海，这并不意味着我要重返过去的生活轨迹，我只是想换一种方式，继续体验我的人生。
落地浦东机场的那一刻，我深吸了一口那熟悉的、带着黄浦江潮湿水汽的空气，内心感慨万千，仿佛隔了一个世纪。
我没有提前告诉任何人我回来的消息，只是拖着一个简单的行李箱，在市区找了一家舒适的酒店住了下来。
安顿好之后，我才给苏晴打了一个电话。
她在电话那头听到我的声音，先是愣了几秒钟，然后爆发出了一阵惊天动地的尖叫声。
半个小时后，她就开着她那辆骚气的红色跑车，风风火火地冲到了我住的酒店。
我们俩一见面，就什么话也没说，紧紧地抱在一起，又哭又笑，仿佛要把这六年来所有的思念和牵挂都发泄出来。
她拉着我的手，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看着我黝黑健康的皮肤和简单随意的穿着，眼圈红红地说：“蔓蔓，你可算回来了，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想你，多担心你。”
她的小心翼翼的眼神里，还是带着一丝不易察服的心疼。
“你一个人在外面这么多年……一定受了不少苦吧？”她轻声地问，生怕触碰到我敏感的神经。
我笑着摇了摇头，发自内心地说：“不苦，晴晴，这一点都不苦。这六年，是我这辈子过得最心安、最舒坦的日子。”
我们聊了很久很久，从我这些年在世界各地的奇闻异事，一直聊到她这些年在上海地产圈的起起落落。
聊着聊着，她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一拍大腿，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非常戏剧性。
“哎呀，蔓蔓，我跟你说个天大的巧事儿，你猜怎么着？你以前卖掉的那套江景房，又挂出来卖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也愣了一下，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真有这么巧合的事情。
“就是六年前从你手里买走房子的那个张太太，听说她老公的服装生意这两年出了大问题，资金链断了，现在急着要套现还债呢。”苏晴绘声绘色地跟我八卦着。
我的心里并没有太大的波澜，那套房子对我来说，早已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名词，是我人生中早已翻过去的一页。
我只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好奇，随口问了一句：“那她现在挂多少钱？应该涨了不少吧？”
苏晴的表情变得有些古怪，甚至可以说是哭笑不得，她默默地伸出了八根手指。
“八百万。她现在的挂牌价是八百万，比你当年卖给她的那个价格，还低了整整两百万。”
这一下，我真的彻底愣住了，半天都没有说出话来。
我完全没想到，六年过去了，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和市场的起伏，被无数人视为最保值、最可靠的上海核心区豪宅，竟然经历了一个如此巨大的过山车。
那个曾经被无数人追捧、甚至需要摇号才能买到的“硬通货”，最终还是没能跑赢这个时代洪流的冲刷。
世界的变化，就是这么的奇妙，又充满了黑色的讽刺意味。
06
我的心里突然一动，一个大胆而又带着几分荒诞的念头，像一颗石子被投进了我平静无波的心湖，瞬间激起了一圈圈涟"SDFSDF"的涟漪。
我看着苏晴，嘴角勾起一抹神秘的微笑，对她说：“晴晴，你帮我个忙，立刻联系一下这个张太太，就说有一个非常有诚心的客户，想马上看看房。”
“记住，千万千万别说是我，就说是一个常年在海外生活，刚刚回国的客户，就说我姓林。”
苏晴虽然满心的不解和困惑，不知道我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但她还是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立刻拿起手机打电话过去预约看房时间。
第二天下午，我特意换上了一身从国外带回来的、看起来低调但质感很好的衣服，跟着苏晴，以一个普通看房者的身份，重新踏进了这个我阔别了整整六年的“家”。
来开门的，正是房主张太太，她显然已经完全不记得我的模样了，只是把我当成了一个急于寻找接盘侠的潜在“大客户”。
她比六年前看起来憔悴和苍老了不少，脸上虽然依旧带着生意人特有的、热情的笑容，但眼底的那份焦虑和急切却怎么也掩盖不住。
她极力地向我介绍着这套房子的各种优点，从装修用料到窗外景观，说得天花乱坠。
我走在熟悉的客厅里，看着熟悉的房间格局，墙上甚至还挂着我当年亲手挑选的那副巴斯奎特的抽象画，心里有一种极其不真实的、恍如隔世的感觉。
“林小姐，您看这无敌江景，真是没得说，整个上海滩都难找出第二个。要不是我家里实在是急着用钱周转，我说什么都舍不得卖啊。”张太太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用一种十分惋惜的语气叹着气说。
我站在她的身边，看着窗外那片我曾经看了十多年的黄浦江景，内心平静无波，像是在欣赏一幅与我毫无关联的风景画。
我没有表露出任何情绪，只是不咸不淡地、像所有挑剔的买家一样问了一句：“这房子看起来是不错，之前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比如风水什么的。”
张太太一听，以为我是在打听房子干不干净，有没有出过什么事，连忙摆手，脸上堆满了笑容。
“没故事没故事！绝对干净！这房子的前房东我知道，是个女强人，也是个可怜人，听说后来跟老公离了婚，没办法才卖了房就出国了。”
她顿了顿，语气里不自觉地带上了一丝过来人的优越感，和一种对“失败者”的廉价同情。
“唉，女人嘛，事业再怎么成功，终究还是要没个家才行啊。听说啊，她一个人在国外过得也不怎么样，漂泊无定的，也怪可怜的。”
我听到这话，心里只觉得好笑，但脸上依旧不动声色，只是笑了笑，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在房间里慢悠悠地看了一圈后，我表现得有些兴致缺缺，在临走的时候，我故意淡淡地对苏晴说：“房子还行吧，但跟我预想的还是有点差距，总感觉少了点什么味道，我们再看看别家吧。”
张太太一听这话，以为这笔她寄予厚望的生意要黄了，脸色立刻就变了，也顾不上那么多了，连忙追了上来，语气急切得近乎乞求。
“林小姐，林小姐您别走啊！价格都是可以好好商量的！您要是真心想买，我还能再给您降一点！您给个诚心价！”
我停下脚步，缓缓地转过身，看着她那张因为焦急而涨红了的、充满期待的脸，然后，轻轻地摇了摇头。
“张太太，我说了，价格不是问题。”
然后，在苏晴和张太太两个人完全不解的目光注视下，我做出了一个让她们无比震惊的举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