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 Lucy Easthope 的《When the Dust Settles》时,反复回响着一个原则:
危机管理不是控制现场,而是安顿人心;不是处理事件,而是修复世界。
过去二十年,作为英国灾难善后专家的Lucy 几乎出现在所有重大灾难的第一现场。空难、爆炸、洪水、911、印尼海啸、伊拉克战争……这些历史节点与她的名字紧密相连。
但这本书不是专业操作手册,而是一部“灰烬中的人性手稿”。
她记录了灾难背后那些不被媒体聚焦的瞬间:当一个冰柜里塞满了沾血的背包、雨衣和靴子时,工作人员如何保持尊严;当遇难者家属坚持要触摸孩子身上的伤口时,专业流程与人性需求如何平衡。
在那样的世界里,流程并不重要,制度不是全部;重要的,是人要如何重新站起来。
而这,也正是今天我们讨论危机管理时最容易被忽视的部分。
1.
危机真正的考验:不是灭火,而是复原。
Lucy 在书序里写了一个难忘的场景。暴雨倾盆,她拖着一个装满条形码遗体袋的手提箱走进灾场。警察和应急人员一片慌乱——只有她已经不再陌生。
“我们总是以为会有秩序、有时间、有标签。但现实从不给我们这种奢侈。”
这句话,道破所有组织的幻想:
危机不是可控的,它是可修复的。
在企业舆情中,人们误以为危机的终点是平息,是删帖,是“舆论归零”。
但所有真正的危机专家都知道:
危机的终点,是修复关系、修复信任、修复内部人心。
热度消失后,才是危机真正的开始。
它决定组织能否继续被信任,能否在下一次风暴之前站稳。
真正的考验,往往在热度消退之后的漫长恢复期。
“灾难恢复不是短跑,甚至不是马拉松,而是人类所能想象的最艰苦的耐力赛。”
这跟我 的观点不谋而合:危机的终点,不是平息,而是修复。品牌的信任度、公众对事件的集体记忆、员工对组织的安全感,这些才是危机过后,最需要关注的“长期余波”。
2.“墓碑效应”:制度改革往往比牺牲慢
Lucy 参与过无数灾难的后续调查。她得出的最残酷洞察是:
制度改革常常要等到“墓碑数量”足够多。
这不是宿命,而是惯性。
她提到1989年的希尔斯堡球场惨案:96名球迷因为警察的错误判断被挤压致死。事件暴露了制度失灵、组织推诿和媒体操控。直到惨案几年后,英国才最终修改了大型活动的安全法规。
每一条安全法规背后,都站着沉默的名字。
她称之为The Tombstone Effect。
这让我想起国内许多重大事故的进程:公众的哭声往往比制度的脚步更快。
作为长期研究危机的从业者,我始终强调:
企业不能靠灾难倒逼改革,必须提前建立“战备意识”。
制度的前置,远比悲剧后的修补更有力量。
Lucy 提到的“安全文化(Safety Culture)”特别值得中国企业借鉴:
安全不是写在制度里,而是写在空气里、写在走廊里、写在员工的脸上。
一个组织是否安全,从“气味”就能闻出来。
我在培训和演练中,从跟客户的初步接触中,也能大致闻得到这家公司的“气质”。
3.
人性尊严,是危机修复的起点
书中有一段描写:一位士兵遗孀看到丈夫遗体被“过度修饰”后怒吼:
“他是个该死的士兵,你们却把他弄得像个唱诗班男孩!”
那一刻,Lucy 明白了:
专业流程,有时会抹去生者对逝者的真实感知。
她曾主持一次反恐桌面演练,当场指出一个严重漏洞——所有“幸存者”都被集中到询问区,但没人想到他们可能“衣服全部是破烂不堪的,需要立即遮盖身体”。这是关注人真正的尊严,而不是立刻开始询问事实。
她说:“我们忘了,他们首先是人。”
这与企业的危机声明何其相似。
当公众质疑时,组织迅速遮丑、格式化回应、用技术性语言掩盖情绪。
结果不是平息,而是更深的裂痕。
危机沟通最重要的原则是:
诚实比体面更有力量。
在《危机公关实战手册》中,我写过一句话:
公关不是说“漂亮话”,是为真相“归还姓名”。
每一次真实回应,都是一次信任的缝补。
4.演练不是汇报,是允许犯错
在2005年伦敦公交车爆炸案中,Lucy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她描述看到的景象:“街道上散落着手表、被烧焦的笔记本、写着博士论文的纸张,还有被炸开的沙拉盒。”
媒体称那四十四分钟的救援是“混乱”,她却说:“那是个血淋淋的奇迹。”
她引用军方的格言:“没有计划能在与敌人第一次接触后幸存。”但她强调,计划的意义在于提供一个“心理支架”,让人在彻底的恐慌中能有参照、有秩序地行动。
哪怕只是一张简单的清单,也能让指挥官在极度高压下记得下一步是什么。不是完美的计划,而是清单、步骤、节奏。
在中国企业危机演练中,常见的误区是“把演练当汇报”。流程完美无缺,但没有真实的压力测试。
Lucy 的提醒很重要:
演练的价值在于暴露漏洞,而不是证明优秀。
当她发现演练中“幸存者衣物破碎却无人准备遮盖”时,她说:
“我们忘了,他们首先是人。”
这句话,应该被写进每家企业的危机预案首页。
5.Hiraeth:灾难后的心理地平线
“Hiraeth” 是威尔士语,意为“对失去家园的永恒乡愁”。
Lucy在唐卡斯特洪水后的社区里,遇到两位老太太问她:“这一切要多久才能恢复?”她回答:“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她发现,这种真诚的沉默比任何空洞的承诺都更有力量。
她观察到:媒体只会在灾难当天、三天后和一周年纪念日回来。但居民却要日复一日地生活在那场洪水留下的阴影中。
这与中国舆论场的“七日记忆”现象如出一辙。热点迅速消退,公众转移了注意力,但当事企业和受影响的群体仍在恢复之中。
前两天,记者节前后,我在朋友圈看到央视《新闻调查》栏目编导冯健老师转发百色排涝情况报道。
一个多月前,我在南方为某央企培训时,正值台风肆虐。我也提到了洪水灾害的巨大影响力以及与此并不相称的报道规模。
关于排涝,社交媒体上相关报道稀少。传统媒体报道模式固定且短暂:通常在洪水发生初期进行现场报道,几天后关注漂浮物品,一年后在纪念日回顾社区重建。
与爆炸、空难等戏剧性灾难相比,公众普遍轻视洪水影响。由于通常(被认为)死亡人数少,且缺乏大规模受害者安置的场面,公众对洪水的关注度有限。
洪水是一种长期性灾难。其深远影响远超媒体报道的短暂周期。对当地社群的影响可持续几年到十几年,甚至波及1-2代人。
造成财务损失、迫使居民居住临时居所,累积财务和资产的丧失,并导致“自我丧失”等身份认同问题。这长期损害社区的“心理社会健康”。
感谢 ,在记者节的前后,看到这样的报道,让人依然对新闻的影响力和社会价值怀有希望。
我在《危机公关实战手册》也曾提出“社会记忆管理”:危机的终结,不在于删帖的成功率,而在于集体记忆能够被温柔、妥善地安放。
制度承诺、公开整改、定期回访,这些都是“未来的地平线”。
危机之后的每一个行动,就是未来的第一块砖。
6.给他一杯热茶:危机沟通的情感温度
Lucy曾直言不讳地批评英国政府让“从未进过太平间的公务员”来撰写灾难预案。因为他们不懂得恐惧,也无法理解尊严。结果是,计划看上去天衣无缝,却无法真正落地执行。
在中国企业危机管理中,这种“纸上理性”的弊端也普遍存在。流程设计得精致,但语言是冷漠的;声明足够规范,却缺乏人情味。
而真正的危机沟通,必须让制度理性与情感理性并行不悖。
Lucy曾在一次洪灾现场,只做了一件事:为一位哭泣的家属沏了一杯茶。
她说:“那杯茶不是用来安慰的,它是一种存在的确认。”
在商业世界,这意味着一句真诚的“我们理解你的失望和愤怒”,往往胜过十句“请理性看待”。
危机处理不是控制情绪,而是允许情绪存在。制度用来止损,情感用来疗愈。两者缺一,信任难以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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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当危机成为镜子
书的最后一章,Lucy回忆起她参与的一次流行病演练。演习设定了学校停课、葬礼取消、餐馆关闭。
她写道,那是她参加过“最令人恐惧的情景”。更讽刺的是,几乎所有参与演练的部长都在几年后亲历了真实的疫情。
她写道:“那是关于破碎的梦想、失去的街角咖啡馆和无法再举行的婚礼。”这段文字,与我们对过去几年集体创伤的记忆是相通的。危机不仅改变了生活方式,也改变了社会对信任与秩序的根本理解。
Rebecca Solnit在《地狱中的天堂》中写道:“灾难摧毁制度的同时,也让我们看见更广阔的可能。”Lucy引用这句话作为全书的结尾。
危机,是一面镜子。它让组织看清自身的裂缝,也让公众看清制度的真实面貌。灾难不是终点,而是组织和个人重新学习建立信任的起点。
危机不是清算,而是更新。不是终点,而是重新建构信任的起点。
8.
行动建议:写给中国的危机管理者
以下是我 从 Lucy 的经验与中国组织实践中提炼的可执行方案:
建立“安全文化”指标体系:不仅看文件,更要用环境整洁度、员工反馈频率、沟通透明度来衡量组织健康。
制度化“情感演练”:在危机预案中增加共情语言和安抚姿态的训练。
设立“事后复盘委员会”:将每一次危机都转化为组织内部的学习事件,提炼经验教训。
坚持“公众尊严优先”:回应时多使用真实人名和具体场景,避免使用空泛的抽象名词。
延长“恢复期沟通”:危机热度过去后,持续、低调地发布改进进展,直到信任真正恢复。
建设“组织记忆档案”:完整记录每一次危机与改进过程,形成内部的危机案例库。
引入跨学科专家:邀请心理学、舆论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共同参与预案制定。
将危机管理转化为品牌资产:让“责任、透明、温度”成为长期赢得信任的核心价值。
9.
当尘埃真正落定
这本书提醒我们:危机管理者不是那个在废墟中灭火的人,而是那个在废墟中拾起碎片、缝补尊严的人。
当尘埃落定,我们真正应该问的是:
经历危机之后,我们是否变得更真实、更稳固、更值得信任?
我们是否学会了以人性修复人性?
我们是否能在废墟里长出新的韧性?
这,才是危机管理的终极目的。
The End
友声誉的使命是“陪跑品牌至暗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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