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俊文｜和许倬云先生一起走过的日子

和许倬云先生一起走过的日子

◈ | 冯俊文

2023年某个夏日午后，曼丽师母在聊天时突然说：“我想，你可能是最了解许先生的几个人之一了。”当时，我在先生安排之下，以匹兹堡大学访问学者的身份，作为研究助理在他身边已经工作了一年半。以美国大学制度，校聘讲座教授是终身职位，所以年过九十的许先生，可以担任我的导师。

虽然已经为他服务了十来年，也几乎朝夕相处了这么久，听见这句话，我仍感突兀：“他一辈子有这么多朋友、学生，这些人对先生的理解，应该会比我更深啊？”师母回答道：“他们之间的相处，通常是探讨学问和工作，其实很少有人有这样的机缘，了解他这个人的生命状态。”

直到最近这一两年，我才渐渐懂得师母当初的话——一个活生生的人，尤其他们这种饱经离乱、一辈子生活在多元文化中的生命体，其内在精神世界的丰富性，是何等的复杂、难以骤然定义。

2021 年冬日，抵达匹城后首次与许先生见面

01

很多人误以为，许先生出身于江南“世家大族”，生下来就是金玉满堂、衣食无忧。

他则屡次向我强调，在清末民初的江南，无锡的特点是注重实学、诗书传家，许家只是个普通的读书人家庭。自雍正年间从福建移居无锡以来，许家并未出过高官巨富；太平天国之乱后，家里仅剩两名男丁，耗时数十年才把老宅修补完成，经济上相当拮据。其父许凤藻之所以14岁报考江南水师学堂，是因为学校不收学费，还有生活补助；他甚至每天都会收集课后残留的蜡烛，放假带回家使用。

毕业后许凤藻先后在海军及海关系统任职，按照英国标准领取薪资，家庭的经济状况才有所改善。然而，很快就面临抗战。当时许先生七岁，父亲在湖北担任荆沙关监督，一个人的工资除了供养家族所需，还要应付纷纷逃难而来的亲戚们。在《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八十回顾》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张1937年的照片，是许先生的祖母过太夫人七十大寿留影，其中有28口人。

因为先天身体残疾、不良于行，许先生直到12岁才学会艰难的行走，15岁才插班进入辅仁中学高一，有机会接受正规学校教育。在此之前，他都是在父母身边，主要靠自学及父亲的家庭教育。因为时常和弟弟同看一部教材或一本书，他练就了一目十行、乃至照相机记忆的本领。

直到九十多岁，我陪他在电脑上看书稿的PDF文件，他的阅读方式依然如此——一眼看过去就是两页，通常个把小时就能看完一本二三十万字的书，却能做到要点了然于胸。

这些书稿有些是历史、考古方面的著作，与他当时正在写作的《经纬华夏》相关；有些则是学界晚辈求序的著作，其中相当一部分甚至是与他素昧平生的中青年学人发来的书稿——比如，杜君立的《现代的历程》（2016）、余世存的《先知中国》（2017）、张冠生的《斯人斯土：费孝通先生的一生》（2025）、胡赳赳的《苏东坡传》（待出），都是许先生口述的序言。

《经纬华夏》简体版，南海出版公司2023 年

《经纬华夏》繁体版，香港三联书店2024 年

《经纬华夏》英文版，港中大出版社2025 年

有一次，他和我专门解释自己不惮劳苦的原因——“我身体累一点，力气用完，第二天还能长回来。年轻人治学不易，东西过关的前提下，扶这个人一把，可能后面他的人生能顺利一些，做学问这条路能一直走下去。”后来，余世存、张冠生成为先生晚年交往相当密切的大陆学人，先生甚至将他们列入了自己最后定稿的“师友名录”之中。这个名单中的大陆学人，还包括刘家和、张维迎、葛岩、许宏、刘静等。

提及抗战期间的家庭生活，先生给我讲过两个细节：一个是父母经常在深夜算账，面容愁苦——这一大家子的生活该怎么办？能典当点什么？一个是他经常帮助母亲挑拣稻米中的碎屑或石头，最后一碗米能剩下三分之二就不错了。许先生吃饭向来狼吞虎咽，经常食不知味，速度非常快。其中缘故，一方面是因为少年时期父母要照顾的孩子太多，喂饭非常匆忙；此外，可能也和战乱年月长期的饥饿记忆有关。

1957年，他前往芝加哥大学读博士，由基隆乘坐货船历时五十多天到达美国，也是因为家里实在拿不出多余的钱——临行时，母亲章舜英准备了许多穿好的针线，以便他在美国可以自己缝补衣物。

师母告诉我，1970年，许先生带着她和出生不久的儿子乐鹏，前往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落地时几乎身无分文——房子是弟弟许翼云帮忙租的，第一个月工资还没发，找亲戚借了200美元生活费。究其原因，是因为许先生在台大八年，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母亲。老太太辛苦了大半辈子，晚年近乎返朴的天真，全然接受儿子的供养，不事积蓄——当然， 大概也是因为许先生作为大学教授，结婚前并没有什么大的经济支出。直到在匹兹堡大学历史系任教（1971年转为长聘教授），他们的生活才稍微宽裕，那时许先生已经40岁了。

《万古江河》，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

2020年，许先生获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终身成就奖，由我代为领取奖项，50万奖金捐给了母校辅仁中学。2024年，许先生获第六届“唐奖⸱汉学奖”，5000万新台币奖金又悉数捐给蒋经国基金会，设立“许-孙奖学金”，用于资助全球汉学研究的博士生。尽管那时候，照顾他的护工费用已高达每年二三十万美金。这里面牵涉到二老对于金钱的看法：得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儿孙自有儿孙福，够生活就行，留给他们太多财富未必是好事。此外，许先生始终主张有限的资金要优先用于培养人才，而非建设场馆等硬体设施。

然而，对于年轻人以及劳苦大众，先生最先关心的，是他们的收入和生活。还记得2021年冬至日，我到匹兹堡自我隔离两周后，首次登门拜访。在日常工作的卧室兼书房，靠窗边的书桌上，先生侧过头来，轻声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次出来，你身上的钱够用吗？要不要我找个基金会，给你申请一笔补助？

02

以师母的话来讲，许先生最后的五年，过得相当“热闹”。尤其《经纬华夏》（北京三联书店，简体中文，2023；香港三联书店，繁体中文，2024；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英文版，2025）及“许倬云学术著作集”（北京三联书店，2024）的出版，包括互联网上如此多年轻人的回响，令他甚为欣慰。然而，这背后的不易之处，外人殊难体会。

《许倬云十日谈》简体版，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

《许倬云十日谈》繁体版，香港三联书店2024年

我印象最深的是2020秋天，许先生在高山书院进行“许倬云十日谈”系列讲座时的情形。那时他九十大寿刚过，下肢瘫痪不久，正在经历极其严重的神经痛；靠吗啡止痛，才能维持一天数小时相对正常的生活。

然而，面对瘟疫带来的全球乱局，他觉得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于是，先生给我发来邮件，表示希望与中国的知识、文化界进行十次对话，讨论人类社会当前面临的系列问题，诸如瘟疫、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中美贸易战、新技术与人工智能等等。并且表示，这个系列谈话可能就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后的交代了。

其中某一讲结束时，许先生与大家告别道：“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是每次讲完以后，就需要躺下来一两个小时，才能恢复力气。但是，这是我心里愿意做的事。今天结束后，我要去医院做个检查；如果情况不妙，或许还要做个手术。若是一切顺利，我们下周继续见面讨论；如果下不来手术台，这就是我与大家最后的告别，谢谢你们。”幸运的是，那次检查过后并无大碍；先生的神经痛，很快也被刚刚拿到职业执照的儿媳归诗雅以针灸治愈，这才有了此后数年落日余晖般的故国回望。

记得2023年9月，樊登来访匹兹堡前数日，许先生坐在我们经常录制视频的餐桌旁，忽然感叹道：“可能这些看我对谈、讲课的人，会觉得我的状况还不错。其实我自己知道，已经只剩下一个架子勉强撑着，随时会倒掉。”所以，在倒掉之前，他所秉持的理念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过去几年的相处中，先生时常问我：“我们还有没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今天能做的，希望不要拖到明天，我这个年纪朝不保夕，我不愿意欠债。”

2023年7月8日，与陈航一起提前庆贺先生93岁生日，当天凤凰卫视为他颁发“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壮年时期，许先生被媒体誉为“台湾改革开放的幕后推手”。他参与推动当时台湾社会民主化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其一是以顾问的身份，与国民党高层如蒋经国、严家淦等谈话，分析西方民主制度的特点、利弊，以及在台湾施行的可能性包括风险；其二，是参与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协助引进大量科技、实业界旅美华人返台，参与当时台湾的经济建设；其三，就是撰写评论文章，以笔为旗，介入当时的社会改造。六七十年代，他在《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的社论文章，往往“洛阳纸贵”；也因此，他和余纪忠、王惕吾保持了终身的友谊，余纪忠临终前，甚至力邀他返台执掌《中国时报》。

而先生之所以决定将“唐奖·汉学奖”的 5000 万新台币奖金，悉数捐给蒋经国基金会，原因在于这个基金会不啻于他“另外一个孩子”。1988 年，经国先生故去以后，许先生与余英时、李亦园等同仁商议成立一个旨在推动中国文化研究及国际学术交流的公益基金会，以纪念经国先生对于台湾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所作出的贡献。最初，基金会成立相关的章程、条例、学术审查包括财务等制度的设立，许先生都深度参与。台北以外，还先后在华盛顿和波士顿设立了北美中心。许先生主持北美中心的工作，时间长达二十余年，直到他八十岁以后，经历脊椎大手术无法坐飞机，才由哈佛大学东亚系的王德威教授接任。10 月 26 日上午，我在北大与王老师见面，回忆当年的情形：许先生除了做学问，在办事上是极其老到的干才。基金会对于北美学术项目的资助金额，一度高达一两百万美金。除了具体会务的统筹之外，每个人文领域的申请项目，许先生都要总结评述，并作出最终决定，同时也承担责任。也因此，这段时间他通常是彻夜不眠，审读第二天开会要做决定的申请文书，每年多达百余件。

2025年10月26日，与王德威教授在北大相见

2023年10月24日，《思与言》杂志总编辑潘光哲发来邮件，希望许先生为杂志创刊六十周年写篇文章。这是许先生博士毕业返台后，与胡佛、李亦园等同仁共同创办的刊物：

回顾当年，意气如虹。虽然台湾刚从播迁进入稳定阶段，一切主要的建设尚未真正开始，经济发展也还有待进行。这一帮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总盼望拿自己在外面读书获得的一点新知识，起锅趁热，能够介绍给自己的学弟们。我们当时知道，台湾的局面艰困。然而我们还有信心：我们盼望……等待中国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和我们的学弟们，可以“接力赛”一般，为中国从困苦艰难中再次起跑，终于可以走向和平安乐，朝气蓬勃的新世代，奠定一个基础。

在复函中，许先生感叹道：“我现在已经瘫痪数年，基本上什么都不能自理，凡事仰求曼丽和护工。其心情之烦闷可想。这次收到你的信，数数当年的故人，真是去者多而不知存者何人。附上拙稿，就算代表当年创办人之一，祝《思与言》长长久久。因为，那代表的是一代代青年的希望。”

人生的最后几年，他一方面极其主动投身新媒体与年轻人互动，成为大陆年轻人口中的“宝藏爷爷”“赛博老师”。有些朋友或学界同仁却非议，认为他“想不开、出风头”。其实，他内在的心情，是将自己视为祭坛上的一只猪、一头羊，“摩顶放踵”奉献给社会。（《以远见超越未见：当今时代的教育、文化与未来》，答朱永新教授问，2021年春）

《以远见超越未见》，湖南文艺出版社2025年

先生与同仁在创办《思与言》时，寄希望于当年的“一代代青年”，正如他寄希望于当前中国大陆的青年们。跨越海峡和六十年的时光，此间心情别无二致。为此，在最后五年时间里，他忍耐着挥之不去、无从逃避的身体疼痛——后脑勺、脖颈、后背、脚腕乃至脚底的不适，日复一日的口述、讲学、对话，倾尽全力将自己一生所思所学，吐露给大众。

先生曾有言：理想就是尽我的能力，做我可以做的事情。他也曾反复教导我：要重视人本身的价值，要注重人的尊严和情感，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

晚年先生总结了自己一生的心路，经由大众传媒广为人知：往里走，安顿自己。对此，他曾有过解释：我们的人生，其实可以分为“内外”两部分——外面的一半，是所处的环境、社会，以及所遭遇的种种，往往是我们无法控制的；里面的这一半，则是我们可以自己可以选择、创造、经营，以此锻造自己、安顿生命的部分。关于这一点，先生曾和我讲过一个故事，或可作为注脚。七八十年代，某次他去拜访大病初愈的台湾前领导人严家淦，严先生告诉他：“人这一生，事功是靠不住的，及身而止。我们唯一可以把握的，是求心之所安。”

在2022年出版的《往里走安顿自己》一书序言结尾，先生借此机会总结自己的人生：

“说实话，我这一生的日子不好过。天生残缺，到老了已经病了几十年，如果不往里走，我不可能活到今天。我也曾感觉活着没有意义，但是我也不能随便自杀，因为周围还有我爱的人，他们爱我，我爱他们……单就身体而言，我的状态不如任何人，哪天我走了也只是走了一个残缺者而已。但我内在的部分，和天地、宇宙是共通的。我可以为这个世界哀怜，为这个世界痛苦，为这个世界半夜流泪，但我也为世间人性光辉的部分欢喜且心存希望。”

《往里走，安顿自己》，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

可以说，对于人生价值的思考、追问和践行，以及由此产生爝火不息的微光，伴随着先生的生命一直燃烧到最后一刻。直到5月26日，他向我交代：“我这岁数心里很坦白，哪天老天爷叫我走，我就走了。等我走了以后，就凭你的良心了，把我的志业逐步逐步推到人间。”如今思之，泪下如雨。

03

许先生曾说过，自己是“一辈子的旁观者”。

可以说，他的一生囿于身体的困顿，很多时候只能“坐地观天”，反而更有时间和精力专注于思考、玄想、锻造自己，走出了一条“直方大”的厚德之路。他从小就在颠沛离乱的生活间隙，观察蚂蚁搬家，观察抗战时期内地农村的生产、生活形态，观察世间万物并思考期间的道理和内在关联——这段经历，直接影响了此后他历史研究和写作的“常民立场”。也正因如此，他获得了某种以管窥天、建构大框架的能力和前瞻眼光。

他的博士论文《先秦社会史论》，援用当时最为先进的计量统计学结合社会学方法，从贵族瓦解、士阶层崛起、平民编户齐民三个角度，分析了中国“轴心时代”这一空前的社会重整——这本书刚刚出版，就被费正清誉为“小经典”。此后的《西周史》及《汉代农业》，无一不是追根溯源、大处着眼，分别从政治、文化及农业方面，系统论述了传统“天下国家”整合为一的内在过程。

在《西周史》1993年的“三联版序”中，许先生曾有一段学术自白：“我治史的重点为社会史与文化史，注意的是一般人的生活及一般人的想法。在英雄与时势之间，我偏向于观察时势的演变与推移。也许，因我生的时代已有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为一般小民百姓添了无数痛苦，我对伟大的人物已不再有敬意与幻想。”

《许倬云学术著作集》，北京三联书店2024年

先生一辈子治学，深受法国年鉴学派影响，更注重推演历史进程下中长期的时势转移，而非着眼于某一人物、政权或时代。他曾说过：“只有全体人类，还有个别的个人，这两个才是真实不虚，其他都是假的。”

也因此，他对于现实世界及身边的人，有着超乎常人的感知。在1990年，他就提出“现代性危机”：“在全世界各处，生活的意义本身又变成一个大问号……每个个人都散失在陌生的城市、陌生的人群里……我们花了八千年时间，最后回到另一个丛林，丛林里的大树就是都市里的摩天大楼，狩猎的工具是金钱，过去用弓箭、今天用钞票打猎，猎取的对象是其他人类……”在2005年回复许医农的信件中，他写道：“……我们隔着两个世界：你的感伤是六十年来的大变化；我的感伤则是目睹曾寄厚望的‘民主’两字，并且融化了我大半生奋斗的目标竟在台湾变了质，而近年来在美国（自从上次大选），也变了味。”

此后，他在十年间，陆续口述了《现代文明的成坏》《中西文明的对照》《文明变局的关口》《许倬云说美国》及《美国小史》（包括《许倬云十日谈》及《天下格局》中的部分内容），从不同角度比较中西文明的异同，并一再申述他所经见的、愈演愈烈的“现代性危机”。其中，对于当前美国政治批判最为激烈的，是2020年出版的《许倬云说美国》一书。当时，很多国内自由派知识分子表示惊诧、无法接受。直到今年特朗普二度上台后的种种肆无忌惮、倒行逆施，而美国现有的制度居然无法加以制衡，才有不少朋友反馈，原来许先生不是“老糊涂”了。

在美三年，我不止一次和许先生谈到上述认知的差异，包括国内某些朋友对他这本书的态度。有一次他简而言之：“我们讨论任何问题都无法穷尽，而需有其立足点和出发点。”这段话我思考了很久，后来才明白先生所指：他讨论当前美国的问题，其立足点往往是基于后现代、当前美国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其出发点是当前美国社会（包括台湾）的现实状况；而国内许多人看待美国的立足点，是基于当前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其所根据的信息和材料，也更多限于书本——而现实的政治实践和发展，与书本上的制度往往是“两层皮”，这在中国历史上早就被反复验证。这也是为何数十年来，先生一直希望中国的赴美留学生不仅要读书，更要注重“读美国社会这本大书”：这是活生生的，当前正在发生的社会现实和政治实践。此外，有关民主政体好的一面，在美国社会也好，在当年台湾民主化过程中也罢，早就被反复讨论过。对于许先生而言，这些已经被他默认为不言自明的“背景音”；然而，若是不了解这一出发点，则难免认为他立论偏颇。我至今还记得，他在谈及这一问题时，明亮而略带狡黠的眼神：“我练的是百花错拳，持有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所以哪边都不站，哪边都打。”

只是囿于现实种种，先生的某些论断时常显得过于温和，或幽隐难解。为此，在8月31日的追思会上，我选了几段他的视频讲话，希望在场诸位能由此一窥老人家的心迹：

现在我九十多岁了，老病伤残，我必须回馈世界，让大家理解一个忧患中艰难困苦的残疾人是怎么过来的。没有畏缩，也没有放弃。我愿意在离开这世

界以前，尽一份该尽的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做一天教员跟大家谈一次话。

目前中国需要的，正如华盛顿离任时对美国公民所劝告的一样，对内、对外均有所趋避。对内要建立良好的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对人权要有一定的保障。人权之中，生存权固然最重要，人的尊严也是极为重要的。如果为了吃饱饭而不要尊严，这种人权就不是真正的人权，中国必须在人的生存权的基础上顾及人权的其他方面，顾及公正和公平的法律，公正和公平的分配。对外，要避免招惹无谓的是非，远离霸权主义。

中国要切除台独这个瘤，但瘤长在胳膊上。所以台湾问题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尤其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切肤之痛，刻骨之痛。我心里苦啊，很苦很苦。

04

许先生他们这一代从大陆流寓海外的知识人，对于中国情感和自我身份认同相当复杂。余英时先生曾有言：“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张灏教授回顾一生的学思历程，开篇就讲到：“我这一生的基本事实就是漂泊，我是一个东南西北人，我是一个没有根的人。”美东时间2022年6月22日傍晚，我也与金耀基教授讨论过这一话题，他说：“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太复杂的变动，对于我们而言，政权、政治都是不可靠的，我们最大的共识是认同文化意义上的中国。”

在2022年12月19日与余世存的网络对话中，许先生对几位朋友的文化取向，曾逐一说明、补充：

我的老朋友余英时，……他的为人，外在是很温和的绅士，里面有儒家的谨严约束他，使他本人成为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一个样本。所以他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这句话他可能讲得简化了，我认为他的意思是:我在哪里，哪里就存在一个中国文化的“产品样本”。

张灏一辈子都在讨论“幽暗意识”，“幽暗意识”是一个否定的部分。我与他讨论:“幽暗的对立面就是光明。”他说:“对，我就是觉得要看见什么是幽暗，才明白光明之所在。”这恰好也就是程朱理学所言:“不欺暗室。”我们能见到幽暗，即可点亮自心，烛照光明。

林毓生自师从殷海光以后，对“自由”两个字的信念非常真诚，他对“逻辑思考”这四个字也非常坚持。跟随哈耶克学习以后，他所从事的是非常严谨的法律学背景的规律研究和阐释。所以，他一辈子信守自由，从未放弃。这是三位老朋友他们各自坚持的取向。

至于他自己，毫无疑问，他所持守的同样是“文化中国”的立场：“我真正的归属，是历史上的、永远不停的中国。不是哪个点、任何面，是一个文化体，那是我的中国。”要考察许先生晚年对于两岸中国的态度，尤其广为人知的“但悲不见九州同”这句话的涵义和出发点，从他这一立场出发，或许才能明白其间的隐衷。

其实，许先生对于“无锡人”这一身份的认同，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文化的无锡”。终其一生，他在无锡真正长期生活的阶段，也就是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到1949年远赴台湾的两年半时间。但是，无锡文化、无锡人所组成的这一跨越时空的文化体，却是他一辈子的生命底色。

至于许先生更内在的身份认同，以我从旁观察，似乎停留在九十年代及其以前的中华民国，近乎陈寅恪身处民国时面对前清的遗老心情。他曾对我详细讲解辛亥以后，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格局、风土民情，最后总结道：“中国的国格，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中国人对于国家的认同，是靠抗战时的共赴国难打出来的。”

也因此，他一辈子自认为“不仅是学问中人，更是问题中人”，其志业是要解决现实社会面临的问题，让老百姓过上平稳安乐的日子。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台湾的社会民主化及经济腾飞，他都深度介入其中——我想，那是他生命中的黄金时代。以至于2023年10月10日上午，甫一见面他就对我感叹：“今天是双十节，可台湾早已不是我们当初所设想的样子。我这是海外孤忠啊！”

05

从2011年至今，为许先生服务已近十五年，共同经营这项事业的还有身在美国的陈航。我们一起完成了十六本新书的写作和出版；其中绝大部分题目，包括写作框架，都是我和先生共同讨论，有七本是先生口授、我补充整理完成，并联合署名。

先生生前也曾数度表示，“俊文啊，我是拿你当做自己的学生和家里的孩子”，我却时常感觉惶惑，不知自己从先生身上继承了什么。毕竟我没有跟随老人家读学位，也不在高校体系内。

《中国文化的精神》，九州出版社2018年

直到昨天，看到陈平原教授回忆当年跟随导师王瑶先生读博时的经历：“说来有点不可思议，我读博三年，老师从来没给我正儿八经上过专业课……我的任务是陪我老师聊天，然后按照他的指点，在校内校外寻访名师。”这段话给了我莫大的安慰，才得以提笔，回顾过去三四年间，在先生身边的日子。

先生训练我的方式，主要是就若干主题谈话，以及逐字逐句的改稿——《经纬华夏》这部他晚年最为看重的著作，我们四个月写完，却前后逐字改了八次，历时一年多。后来我才知道，这也是先生训练我的方式。在此期间，考古学家许宏教授，承担了主要的学术审查的任务，不辞辛劳，以非常巧妙的方式，提出了多达数十处修改意见。也让我有机会，亲身见证了两代学人之间，基于学术共同体的非常纯粹的往来细节。许宏老师还为《经纬华夏》这本书，先后撰写了两个版本的序言。

首次见面后，他对师母私下说：“他的程度还不够，我要磨一磨他。”大概这个过程持续了九个月，2022年10月的某一天，我觉得自己看待事物的方式，包括写文章的风格突然就变了——似乎多了一份不由自主的审视，和前后左右结构性思考问题的框架和本能。以先生的敏锐，当天见面没多久，他就发现了这一变化。如今看来，我从青年到中年整个生命的转型，从思维方式、行文风格到待人接物，几乎可以说是在二老耳提面命的悉心教导之下，逐渐完成的。

2024 年 12 月 31 日晚，我从纽约肯尼迪机场起飞，北京时间 1 月 1 日凌晨落地首都机场。先生吩咐我，要在机场免税店帮他给许宏老师带一瓶加州产的威士忌，要求甚至具体到大致的金额——“他们做考古常年跑工地，喝惯了白酒，尝点不一样的。”2025 年初，中信出版社的编辑找到我，说许宏老师的《给孩子的考古》即将出版，希望许先生同意推荐。很多年来，先生推荐一本书的前提，一定是自己看过全稿。但当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太好了。思索良久，在一次通话结束时，我还是提出这件事。谁知先生干脆利落地回答：“许宏的书，那就免检吧！”

5月26日，结束《写给年轻人的中国大历史》口述以后，先生两度入院。7月2日回家以后，师母给我打电话：“许先生状况很不好，可能时间不多了，他希望你早点回来。”我们最后一次视频通话，是在7月16日。除了回顾学问，先生说：“俊文，我盼着你早点回来，我们好好告个别。我很怀念过去三年的日子，我们一起做了那么多事。”

美东时间2025年8月3日下午2:40，先生在家中安然离世，我还在等待邮寄途中的美国签证。六个小时后，北京时间8月4日8:47，师母发来微信：“许先生已经在今天下午两点四十分钟安静的走了。”紧接着，当天下午蒋经国基金会网站刊出讣告，许先生获得了远超我们预想的、来自民间的哀荣。

8月9日落地匹兹堡，我待了整整一个月。除了参与筹备中美两地的追思会，协助师母处理治丧相关事宜，我们也经常聊天，谈论许先生过世前后的种种细节，如同他还在我们身旁。

美东追思会现场，左起许归仁、许乐鹏、师母

美东时间8月31日下午，在匹大对面 Courtyard Marriott 举办的美东追思会，主要由许乐鹏负责统筹。与会者主要是许家在美国的亲戚、许先生匹大的同事如林嘉琳（Kathy Linduff）、罗友枝（Evelyn Rawski）、罗斯基（Thomas G. Rawski）等，以及孙岩、杨红育、陈宁等在美的学生。先生的双胞胎弟弟许翼云教授，也携夫人从马里兰赶来。

许先生北京追思会留影

北京时间 8 月 31 日晚上，在凤凰卫视北京中心举办的北京追思会，主要由我远程统筹流程、邀请嘉宾及与会人员，北京的场地则悉数委托给好友迟鑫和凤凰卫视的杨韵仝，以及现场的义工团队代为安排。2023 年 7 月 8 日，许先生生日前两天，也是在同一个地方，凤凰卫视为老人家颁发了“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许宏老师代为领取。以是因缘，这次他们免费提供了三天场地，供我们筹备追思会，以及布展《时光倒流一百年：许倬云先生生平影像展》，策展人也是迟鑫。

此外，洪建全基金会与蒋经国基金会，分别在九月和十月，在台北为先生举办了两场追思会。

2023年7月8日，许宏在凤凰卫视北京中心，代为领取“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时光倒流一百年：许倬云先生生平影像展》

北京追思会除了师母和樊登老师是远程发言，现场致辞者有王石、马毓鸿、许宏、李银河、俞敏洪、许知远、李伦、文厨、常绍民、潘岳、赵冬梅、胡赳赳、王君和赵野。为了体现先生一贯主张的平等、自由、开放，我们选择了透着天光的阶梯教室，大家席地而坐；每位嘉宾的发言尽量限制在五分钟，还计划了约半小时，留给在场的其他嘉宾，每人约三分钟。整体而言，我们希望呈现的是美国式的 A Celebration of the life of Cho-yun Hsu，而非中国式的沉重哀伤。所以，现场音乐也特地选了诺兰《星际穿越》的钢琴曲《cornfield chase》，因为许先生是资深科幻迷。

李银河老师在追思会现场

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李银河老师致辞中关于死亡的定义：“每个来过这个世界的人都会经历三次死亡：第一次是物理死亡；第二次是从熟人的记忆中消失；第三次是从地球上所有的记忆中消失。相信对先生的记忆还会在我们这些后辈学子中保留很长时间，还会在地球上的记忆中保留很长时间。”

许先生北京追思会义工团队留影

还清醒的时候，许先生表示：可以平静的接受死亡，人生很圆满，没有遗憾。临命终，他是睡在家中自己熟悉的床榻，身边有太太和儿子相伴，一左一右握着他的手：“别害怕，你好好走，我们都在身边，爸爸妈妈在那边等你。”

2025年9月21日初稿，11 月 7 日增订

冯俊文于北京和平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