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 《岳阳楼记》的泾州渊源

《岳阳楼记》的泾州渊源

□谢君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这篇堪称文学史上巅峰的《岳阳楼记》，是范仲淹为滕子京写的正名之作，也是自励和勉励友人之作。这缘起于他们的一桩“泾州公案”。

据《宋史》记载，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年逾五旬的范仲淹受命主持西北防务,开府泾州（今泾川区域）。同年四月又调往环庆路（今西峰市区域）任庆州知州，宋廷任命滕子京知泾州事，协助范仲淹与西夏作战。

公元1042年，西夏国主李元昊率军大举犯边，泾州首当其冲，由于城内官兵不足，敌兵又数倍于己，滕子京遂出资招募乡勇，动员民众共同守城。滕子京率众与党项人殊死相搏，战况惨烈，陷入苦战。范仲淹听闻之后立即率兵援助，内外合力反击之下，党项人战败退去。战后，滕子京花了16万贯公使钱（官府小金库）用于犒赏军民、抚恤烈士和祭奠英灵，后因功升任庆州知州。

在泾州的战事中，他们驰骋沙场奋勇杀敌。纵马泾河川，热血染红泾河水，穿梭南北二塬，苦寻御敌良策。在高皇寺（今高峰寺）顶，互诉宦海沉浮，在泾州雪夜，纵论朝政得失，在泾州城上，哀怜天下民生，在回山之颠，构想革新时弊。他们深感国力衰微，更洞悉问题所在，最终定下“革除时弊、富民强国”的君子之约。后来滕子京因这段往事屡次被贬，却也成就了文学史上的经典《岳阳楼记》。

然而，命运总是难以琢磨和出乎意料。公元1043年，西夏主动求和，边境恢复安宁，范仲淹被召回京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主导“庆历新政”。就在新政实施的关键时期，以朝廷监察御史为首的保守派突然发难，弹劾滕子京在泾州费公使钱十六万贯，贪污了公款，要求严惩。虽然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派极力周旋，但仍被转调凤翔府(今陕西宝鸡市境)，不久被贬虢州(今河南灵宝市境)，后又被贬至岳州巴陵郡（今湖南岳阳一带）。

实际上，对“泾州公案”，《续资治通鉴》中已有定论：使者“燕度勘到滕宗谅（字子京）所用钱数分明，并无侵欺入己。”此案在宋代就已查明，并非贪污案。滕子京被贬是因其极力支持范仲淹的新政，引起守旧派的强烈不满，借机打击新政官员，意在瓦解新政。果不其然，在庆历五年，主导“庆历新政”的范仲淹被迫引退邓州（今河南南阳市），新政也随之人走政息。

二人互为挚友，性格耿直，行事但求本心而不谋私利，更不屑于圆滑世故，仕途自是坎坷不断。迁居巴陵郡的滕子京并未就此沉沦，而是不计个人荣辱，勤于政务。他轻徭薄赋，修筑防洪长堤，兴办学校，很快境内大治，于是重修了岳阳楼，并给范仲淹寄去书信请求写文章记录此事，附《洞庭晚秋图》一幅。

远在邓州的范仲淹，因新政失败被迫请辞外调，兼济天下的道路被无情封堵，愤懑于心终成郁结，难以排解。收到滕子京的书信和《洞庭晚秋图》，看着画中晚秋时节洞庭湖的美景，陷入沉思，刻骨铭心的过往浮现脑海：有治理江南时的竭尽全力，有在朝为官时的犯颜直谏，有泾州御敌时的忠诚果敢，有施恩施惠后的百姓爱戴，有实施新政时的排挤无奈，有失魂落魄时的友人安慰。

那一刻，积压已久的酸楚、委屈、挣扎和不甘纷纷涌上心头，激荡心胸，痛到难以自拨。刹那间，画中八百里惊涛骇浪袭面而来，冲溃了心中的块垒，冲破了得失成败的羁绊。横无际涯的洞庭湖让他的内心豁然开朗，郁积的烦恼一扫而光，灵魂挣脱了荣辱的束缚，往昔的桎梏皆成虚妄，心灵澄澈空明，仿佛生命得到了升华。

空灵澄澈中出现了一个楼和一个湖，那个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就像是古君子的浩然之气，磅礴而厚重。人生际遇如同天气，有晴有阴。“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此时这个楼独属迁客，登临此楼，顿感“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仕途失意被迫离京，思乡之情愈发浓厚，遭受非议有志难伸，四下满是萧瑟之景，令人心生悲凉之感。

然人生诸般苦难终有尽头，待得意之时，往昔阴霾烟消云散，放眼望去“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景致美妙宜人，彼时心宁神安，痛苦屈辱随风而去，唯留神清气爽，怡然自得。同登此楼，在志得意满者和落魄潦倒者眼中，景色判若云泥，然楼外风光亘古未变，实是心境使然，亦是世之常情。

范仲淹历经人生浮沉，遍尝悲喜苦乐，于得失中彻悟，于荣辱间释然。心境已超脱于荣辱成败之外，与古仁人遥相契合，神思相通。已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心旷神怡，宠辱谐忘”。这也是劝诫滕子京放下荣辱得失，不为世俗纷扰所束，以求豁达超脱之心境。但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应时刻以社稷为念，以民生为怀，这是自勉也是劝诫和激励滕子京，希望他能守此正道，不懈不怠。最后，他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千百年来让人们为之敬仰和动容的话，表明自已的追求和抱负。忧在人先，乐在人后，将天下兴亡担于已身，心怀百姓忧乐，国家兴衰。这也是劝勉滕子京坚守济世安民的初衷，时刻以天下苍生为念，莫失本心，勇毅前行。

范仲淹和滕子京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幼年丧父，成长艰辛，仕途坎坷。同样经历过生命里最为极端的磨难，但他们没有消沉和抱怨，而是驱尽生命中的黑暗，释放人性最为耀眼的光芒，时至今日依然熠熠生辉，为人们照亮前路。

“泾州公案”把两人的命运紧紧相连，“庆历新政”让两人命运急转直下，匡正时弊的理想被现实活活埋葬，令人窒息，范仲淹一吐为快，把失意的痛苦、内心的挣扎、超脱后的自在和对百姓、国家命运的担忧付诸笔端，用景色的变化反映心中的波澜起伏，物我一体，情景交融。《岳阳楼记》是自我抒怀，也是对滕子京的遥相慰籍，更是对志同道合者的勉励，其声锵锵，其志赫赫，其情切切。这就是君子的道义所在吧，历经磨难而愈发至纯至真。范仲淹“立功、立德、立言”，终是超凡入圣，垂范千古。

有些事，还是要去做的，虽千万人吾往矣！

来源：泾水副刊

编辑：市文旅局信息统计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