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反犹一边偷鸡摸狗

纳粹党夺权阶段的反犹恐怖活动不仅包括对犹太人的暴力袭击，还从一开始就包括对犹太人的物质掠夺。纳粹宣传并不认为这些财产是理应得到尊重的私人财产，而是从意识形态角度将其描绘为“招摇撞骗来的”和“抢来的人民财产”[359]。纳粹宣传煽动起来的仇恨和嫉妒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可以从奥托·瓦格纳的言辞中窥得一斑。瓦格纳在1933年担任纳粹党的经济政治部门领导，甚至在1945年之后还用《冲锋队员》[1]的煽动风格为反犹主义辩护。他说：“成千上万的德国人被犹太人压榨剥削，财产被榨干，沦为高利贷的奴隶，因此自寻短见。我们想想这些受害者，再看看那些腰包鼓鼓的犹太人和他们的婆娘，她们将偷来的首饰和受害者用血汗换来的珠宝戴在自己的肮脏的手指和又短又粗的肥手上。”[360]这种仇恨的宣传让人没了道德上的顾虑，再加上政治权力给了人自信，于是很多纳粹活跃分子早在1933年2月就开始“搜罗战利品”。在汉堡，冲锋队员们借助伪造的搜查令，抢劫犹太人房屋内的首饰和金钱，殴打犹太社区的代表人，专横跋扈地要求这些代表人交出保险箱钥匙[361]。有的冲锋队员企图用恐吓信来敲诈犹太人[362]。在慕尼黑，抢劫犹太人的主要是党卫队人员，他们还利用这个机会发泄私怨。比如，一名被解雇的职员就袭击了自己先前的犹太老板，从公司的钱柜搞了一大笔钱[363]。在柏林，冲锋队员们绑架并抢劫了一名来自茨肖保的针织服装厂的犹太厂长，将他囚禁在“冲锋酒馆”内，毒刑拷打数日，索取高价赎金[364]。“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柏林分部的工作人员用一种特别奸诈的手段来填充自己的腰包：他们在明知某些人是犹太人的情况下，仍然将他们吸纳进来，然后把他们传唤过来，指控他们“潜入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勒索钱财[365]。在皮劳和埃尔宾，党卫队保安处成员搞到了一份带有东普鲁士省部书记复印签名的文件，跑到富裕犹太人家中，通过威胁手段敲诈大笔钱财[366]。在布雷斯劳，一名冲锋队大队长向一家犹太百货商店的业主索取了1.5万帝国马克的“捐款”，这笔钱的大部分都被转到了他妻子的储蓄账户上[367]。还是在布雷斯劳，纳粹党县级机关通讯部门的工作人员专门从事敲诈犹太人的行当，将他们传唤到机关，通过威胁和暴力榨取钱财[368]。负责调查此案的布雷斯劳地方法院高级检察官认为这是“民族社会主义的过分热心行为”，根据1934年8月颁布的《赦免法》[369]，将这群犯罪分子赦免。在对抢劫犹太人或者暴力虐犹案进行审判时，法庭常常借助这部法律来为犯罪分子开脱。
从1934年中期起，这种犯罪行为渐渐少了。但在1935年夏季纳粹党“喧闹的反犹”浪涛中，此种暴行再次抬头，到1938年初合并奥地利时达到了悲剧性的高峰。对犹太业主的暴力袭击和系统性的掠夺在维也纳尤其普遍。例如，社会民主党流亡理事会的德国事务报告称：“很快就开始了打砸抢和‘征用’，也就是抢劫犹太企业、敲诈犹太商人和普通群众。14到16岁的孩子在20至25岁的冲锋队员带领下，冲进商店，‘征用’食品、鞋、西装、布料等。常常用卡车把抢来的东西运走。内城区（克恩滕大街、红塔街、玛利亚希尔夫大街、格拉本大街）的几乎所有犹太企业都遭到了这样的抢劫。……塔博尔街的席夫曼百货商店被抢了三天时间。戴着万字袖章的工人将仓库抢得一干二净，穿褐色衬衫的人将好奇的围观群众拦住。……警察拒绝提供保护。”[370]在虐犹暴乱期间，有约2.5万名自封的“专员”占据了犹太企业，在犹太业主被抓走后肆无忌惮地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371]。“奥地利回归德意志帝国事务特别专员”约瑟夫·比克尔挖苦地说，这些“专员”中的很多人把“我的”和“你的”都混为一谈[372]。在“老帝国”，这种大规模暴力抢劫活动[373]在1938年11月的虐犹狂潮中也发生了，出现了“疯狂”的没收和劫掠。例如，在“南方—汉诺威—不伦瑞克”省，党卫队冲进了犹太人的商店和住宅，没收了现金、贵重物品、打字机和汽车。纳粹党总财务官对在什切青发生的类似事件报告称：“县级机关的一些党员同志来到这些犹太人家中，首先切断了电话线，然后向犹太人出示了经过公证的‘馈赠证明书’，证明书上写着，这些犹太人要将财产赠送给他们。敢于反抗的犹太人受到了枪毙的威胁。”[374]在慕尼黑，希特勒青年团在虐犹之夜从富裕的犹太企业业主那里强行征收了所谓“赔偿金”，这些钱被用于购置制服等用途[375]。纳粹党柏林省部的领导层以非常有讽刺意义的方式将虐犹和中饱私囊结合了起来。例如，柏林省部的宣传部长韦希特尔就从柏林犹太人的高级代表人物，包括利奥•贝克[2]那里敲诈了高达5百万帝国马克的“自愿捐款”，用于“补偿已造成的损害”[376]。这笔所谓的“碎片基金”中有30万帝国马克被用来资助“冯·拉特同志[3]的国葬”，柏林党组织收到了20万帝国马克，冲锋队和党卫队因为“日夜连续行动”而获得7万帝国马克。有的纳粹党领导人在夜间打砸抢活动中衬衫和大衣被撕坏，从“碎片基金”中得到了赔偿；一名党卫队中尉在准备国葬时因为“超人的努力”而猝死，他的遗孀也从“碎片基金”中得到了补偿[377]。在11月虐犹活动的“没收”和抢劫中出头的不仅是纳粹党人。普通的“民族同胞”也积极利用这个良机，大发横财。例如，在普法尔茨和巴登，在11月虐犹活动期间，就发生了190起抢劫案。其中只有53起有纳粹党员参加。（恩斯特·爱德华·冯·拉特）[1]《冲锋队员》是尤利乌斯·施特莱彻于1923年创办的反犹宣传报纸，以恶毒攻击犹太人和情色内容著称。它并非纳粹党的官方报纸，而是施特莱彻的私产。施特莱彻是激进的反犹主义者，甚至曾经指责希特勒对犹太人过于宽容。[2]利奥•贝克（1873—1956），德国犹太教自由派的领导人和当时德国犹太人无可争议的领袖。[3]恩斯特·爱德华·冯·拉特（1909—1938），德国外交官和驻巴黎使馆的秘书。1938年11月7日，他被一名犹太人暗杀。纳粹党以为拉特复仇为名，掀起了大规模的虐犹打砸抢活动，即所谓“水晶之夜”。本文节选自我的译作

《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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