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在中国，居民生活成本是决策的核心考量之一。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强大生产力支撑下的超大规模经济，极大降低了工业制成品价格，注重普惠的基本公共服务进一步降低了生活成本。负面性在于通胀很难涨上去，经济遇冷的时候，需要想尽办法才能摆脱通缩。

在对物价的看法上，决策层与市场机构看法差异巨大。温和通胀当然是最好的，但在快速通胀和通缩之间，决策层显然把低物价当成巨大的政绩，比如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保持物价总体稳定”，2025年两会确定的年度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之一还是物价稳定。

在具体施政上，很多政策就是奔着降低居民生活成本去的。

比如“菜篮子工程”、普惠的全民医疗养老社保体系、财政兜底的房屋安全管理等等，这些已经说了很多次了，不赘述了。

与大众关系最紧密的就是水电气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电价：

居民电价已经20多年保持5毛一度，只是在采取阶梯电价后，达到二三档会有大幅提高，但一个家庭能够每年用2000度以上电，显然电器设备使用达到相当水平，多收钱也是应该的。

目前，中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居民电价低于工商业电价的国家，这是不符合基本市场经济规律的。因为工商业用电多、更集中，向这些用电大户供电，电网建设和管理运营的度电成本更低，而且作为电网，需要更关注用电大户的需求；反而是居民用电，零零散散，成本高得多，更应该加价供应。比如在菲律宾，最贫穷群体的度电价格反而是最高的。

当然，能够长期保持居民用电价格稳定，关键是全球最强的电力基础建设，持续降低电力生产成本，随着新能源的壮大，电力资源几乎没有上限，现在需要解决的是消纳难题。

但水和气就不一样了，有限资源压力下，成本不断抬升，迫切需要进行市场化价格改革。

气价。

2013年开始的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针对的是非居民用气。

2023年发改委发布上下游顺价政策，要求全国地方政府执行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目的是推动终端销售价格与上游采购成本联动。但这一机制被采纳的很少，有的地区虽然报告已经建立联动机制，但没有实际落地。

主要是地方政府不允许城燃公司根据市场价格波动进行顺价，长期压制天然气价格，导致城燃公司售气价格低于购气成本，出现倒挂。

既然是地方政府限制涨价，那理应提供补贴，但财政又极为紧张，拿不出钱来，所以还是以工商业高气价补贴居民供气亏损，城燃公司资金不足也影响了供气安全升级。在这一背景下，2024年三中决定提出“优化居民阶梯气价制度”，基本延续用电的思路，针对收入显然更高的家庭用气大户。

相比电和气，自来水就是各地政府最头疼的了。

水价：

自来水在国外是非常优质的投资项目，稳赚不赔，毕竟不用电、不用气，总得用水吧。入世后，2002年国家开放城市水资源项目建设运营权，外资集中投资中国自来水业务，采用溢价并购迅速控制部分市场，之后带来了水价暴涨和水质问题，于是国家开始限制水价、收回经营权，用土地财政收益补贴全民。

而随着水网更新、水质要求提升，自来水处理成本大增，导致财政压力越来越大。国家一直希望推动自来水价格上涨，最起码能够覆盖多数成本，主要是污水处理费标准调整的问题。

在这里简单科普下，中国居民水费主要由基本水价、污水处理费、水资源费构成，基本水价比较稳定，水资源费体量相对小，目前成本压力最大的就是污水处理费。

污水处理成本上涨是一方面，更大头的是目前自来水管网建设与维护没有纳入污水处理费征收范围，成了财政资金支持的公益项目。想想看现在的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自来水管网更新就面临很大困境，可见管网更新维护的成本有多高。

所以目前一些地方探索厂网一体化，把管网建设和维护同自来水厂项目捆绑，推动污水处理厂有更大动力去改善管网，降低污水处理的成本。

但这仍然解决不了自来水价格太低的问题，目前中国水价、污水处理费等无论从绝对值还是人均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上，都远远低于国际水平。这是有数据支撑的，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给出了居民水价承受能力的基准范围，标准是相对可支配收入的占比，世界银行认为是3%到5%，美国标准是2.5%，纽约、伦敦等国家大都市是1%。

而中国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在内的36个大中城市，人均年水费支出平均占可支配收入的0.42%。

国家政策支持甚至要求地方涨价，比如2015年出台《关于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了居民最低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城市居民每吨不低于0.95元，但目前全国超过三分之一城市低于10年前的这一最低标准，达标的六成也不过是踩线达标，比较发达的36座大中城市，污水处理费平均也只有每吨1.03元。

根据测算，如果把管网也包括在内，全国范围内污水处理全成本计算最低每吨2.5元。按照这个标准，假设所有人都按时足额缴纳自来水费，仅2023年全国生活用水总量为909.8亿立方米，财政就需要补贴1400多亿元，实际补贴规模更高。

随着环保要求提升和管网老化，处理成本就更高了，全靠财政撑着。

所以不要再觉得土地财政是政府把钱吞掉了，抱怨国家收了土地出让金，然后搞得房价这么高，现在还要求掏钱搞房屋中期维护。实际上，土地出让金能够被地方政府灵活使用的部分并不多，大头直接转换为了房地产开发项目周边的配套设施建设以及城市设施维护，剩下的还要用于包括水电气等在内的公共事业补贴。

刚进城的农民可以抱怨土地出让金，但所有城市居民，都是土地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无论是否享受到了房价上涨带来的资产增值。甚至可以说，越是收入低、资产少的，政府财政补贴对个人生活的重要性越大。

现在问题是，土地财政搞不下去了，地方政府没钱了，短时间内还可以拆了东墙补西墙，到处筹资来补贴自来水等公益服务，以后怎么办？

这也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2025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提到健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公用事业价格机制，优化居民阶梯水价、电价、气价制度等。

涨价制度容易制定，关键如何让全民接受呢？又如何通过价格改革推动社会治理进步？

正如小镇本周在《》分享的，政府兜底当然是大好事，但负面作用是导致社会运行成本不断上升，而这个成本由政府承担，政府的钱从哪里来的呢？

总是想着大不了政府兜底，也导致很多问题的解决陷入困境，市场、社会、居民力量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成了深层次改革的阻力。

这一点并不奇怪，正如小镇此前分享的《》。比如自来水、物业费，从长期来看，需要建立一个健康的调价模式，这才能保证服务的可持续，满足更好的生活需求，但是短期，一说涨价，就群情激愤。

这就是人性，如果一开始就没给，也就罢了；但一旦给了，后来停了，那反而成了深仇大恨。

而保持低物价，又是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的基础。

这不仅仅是执政的基本理念，也是现实需要。

中国作为百废待兴的后发展国家，自建国开始就面临巨大的外部压力，内部也需要彻底改变贫困面貌，那么就必须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集中资源完成工业化体系建设。

经过前三十年的艰苦建设，中国拥有了初步的工业化体系，奠定了后来崛起的基础。比如20世纪70年代中国化肥工业快速发展，尤其是合成氨工业极大解决了氮肥供应问题，这才带来了之后的粮食产量大增。

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仍然需要解决发展问题，所以延续重视投资的发展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控制居民生活成本，把稳定基本生活物价作为保障社会大局稳定的压舱石，物价稳定也成为重要的政绩显性指标，这也成为后来度过几次价格危机的关键。

在“先富”时代，物价如果上涨，会极大影响到广大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于是“稳定压倒一切”就格外体现在水电气等公用事业价格上。也正是在这一局面下，基于稳定物价、改善生活、发展产业等综合考虑，1988年提出“菜篮子工程”，起初主要是为了保障城乡居民副食品供应，后来不断发展壮大，纳入了肉蛋奶水产水果等各种产品。

中国工业现在很强大，但实际上，中国农业的优势更大。

好处说了，就得说坏处了。

长期依靠政府兜底和管控的低生活成本，无形中塑造了居民乃至全社会对政府和基层组织的稳定预期，把解决各种需求的期望寄托在政府身上，而非依靠自身主动作为去改变，这就为后续深层次改革带来了巨大阻力。

阻力就来自居民到底是站在消费者还是公民角度看待社会问题。

比如在公共事务参与上，调整物业费、水电气价，往往会听取意见、组织听证会，但是之所以组织调价听证，本质就是因为现在的价格无法覆盖成本，目的当然是希望与居民达成共识，确定一个能够覆盖成本的合理价格，然后居民可以提出其他诉求。

但站在消费者角度，追求的是个人效用最大化，对于水电气物业费等最关注的就是价格是不是最低，对于这项服务是否能够长期维持、质量能否保证以及隐形的成本由谁来承担等等问题，并不在乎。

于是任何调价听证会，无论调价多么合理，都很容易引发居民的强烈抵触。说一千道一万，涨价就是不对，国家凭什么不管。

但国家兜底，钱来自哪里？

总是说纳税人养活了国家，按照这一主张，国家兜底的钱就来自纳税人。从居民角度，对价格最敏感的往往个人直接支出，于是会对水价上涨导致每月支出多了几元感到愤愤不平，但对维持低水价背后的巨额财政补贴却缺乏关注，更不会去问责凭什么补贴这么多？

从政府角度，推动公共事业市场化价格改革，这就是深层次改革，一定要把民众引入进来进行监督。毕竟建立了随行就市的价格调整机制，相关企业就必须建立公开透明的机制，接受居民的监督问责。这要比依靠政府补贴，更能限制某些腐败行为。

但习惯了低物价，居民又缺乏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就导致大多数地方只能继续想办法用巨额财政补贴维持表面低价，能拖一时是一时，把改革任务一再后移，这又进一步延缓了公民理性和责任意识的成长。

公用事业领域的改革就陷入想改不敢改、不改扛不住的困境，如何破局，是未来一大难题。

难就难在：如何在继续维持低生活成本基础上，解决上述难题。

目前看，党建引领，慢慢培养基层自治能力，几乎是唯一路径，已经成为社会工作的重点，也是未来改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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