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国际传播机理、挑战与应对

在全球力量格局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的时代交汇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指出，要“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这不仅关乎教育本身的现代化水平，更直接关系到国家文化软实力、国际话语权以及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战略地位。教育国际传播，作为展现国家发展理念、分享中华文明智慧、促进民心相通的基础性工程，其效能的提升已成为一项紧迫的国家战略议题。尤其是当前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下，教育国际传播更肩负着构建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中国叙事”体系的核心使命，旨在向世界清晰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道路与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回顾近30年的发展脉络，我国教育走向世界的方式经历了数次深刻演进。从以视听设备为核心的电化教育，到以网络课程（MOOCs）为代表的在线教育，技术始终是推动教育资源跨越国界的重要驱动力。当前，以人工智能，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推动教育进入新阶段。其影响已不限于以往技术演进中常见的效率提升，而开始触及教育理念、传播形态以及互动关系等多个层面。人工智能的角色正从辅助性“工具”转变为能够自主学习、生成内容并与人互动的“行动者”，且开始全面介入到教育国际传播的各个环节。

在此变局之下，一系列问题亟待我们回答：人工智能如何影响教育国际传播的机制与过程？在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又会伴随哪些值得注意的风险？面对这一技术趋势，应如何制定有效对策，从而更好地利用其优势，服务于提升我国教育国际影响力的目标？

本文旨在对上述命题进行剖析。文章将首先阐释人工智能驱动教育国际传播的三重内在机理；其次，辨析其在文化价值、国际秩序与人才培养层面可能引发的深层挑战；最后，立足国家战略高度，提出相应的应对之策。

人工智能驱动教育国际传播的内在机理

理解人工智能带来的变革，需要有别于既往将其视为被动工具的分析视角。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框架，人工智能可被视为一个活跃的核心“行动者”。它通过其算力与算法，对传播网络中的其他要素进行“转译”（Translation），进而改变其角色、功能及互动关系。这些变化集中体现在传播主体、传播渠道和传播受众三个维度。

一是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与人机协同。

传统的教育国际传播模式具有中心化的特点。大学、科研机构等权威实体是核心的行动单元，主要依赖教师与学者生产和输出内容。单向度的传播模式保证了内容的权威性，但也受限于生产效率、覆盖范围和个性化程度。随着人工智能的介入，原有的主体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人机共生”的传播形态开始出现。

过去，制作一门面向全球的多语言课程，对单个学者而言是耗时巨大的工程。如今，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课程脚本的创制、多语言视频的生成、互动式练习的设计乃至虚拟助教的创建均可高效完成。技术门槛的降低，使每一位教师、学者乃至学生，都有潜力成为一个高效能的国际传播单元，促使整个传播网络呈现出分布式与密集化的新特征。

传播主体进而演变为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复合主体”。在新的分工体系中，人的核心价值得到重新定义与凸显：人类专注于思想创新、价值引领、伦理把关及复杂情感的沟通。人工智能则承担大规模的内容生成、模式优化、数据分析和个性化适配等任务。如北京大学考古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基于摄影测量与VR重建高平开化寺大殿，实现了对开化寺文物建筑的数字化记录和展示，可供学生在模型内任意行走，近距离查看学习古建筑大木、彩画等各种信息，充分发挥了虚拟仿真技术在教学中的优势。

传播主体的这一转变，意味着教育国际传播的力量来源得以扩展，能够构建一个由无数“人机共生体”组成的、富有韧性和活力的传播生态系统。这实质上为中国叙事的传播打造了更加广泛的“人力引擎”，使每一个教育参与者都有可能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跨文化主体，极大丰富了叙事的声音，提升了叙事的层次。

二是传播渠道的智能化与精准分发。

在线教育时代，以MOOCs为代表的核心渠道，其角色近似于数字化的图书馆或内容仓库。作为“承载者”，平台陈列课程资源，等待全球学习者检索。此模式的传播效率高度依赖学习者的主动搜索意愿和平台自身的推广能力，其触达的精准度与深度均相对有限。

人工智能则将传播渠道从被动的“信息容器”转译为主动的“文化推广者”，实现了渠道功能的拓展。其核心机制源于数据驱动的智能化分发。智能教育平台能够持续分析海量用户数据，包括学习者的知识背景、互动行为、文化偏好。如2024年1月，中国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国际版上线，支持中文、英语、法语等联合国6种官方语言，平台通过实时采集与分析平台课程信息及学习数据，为教师差异化教学与学生个性化学习提供定制化、精准化支持服务和资源推荐。

此类功能演进的意义在于，平台成为一个拥有强大议程设置能力的传播媒介。在其“投其所好”的过程中，无形中塑造着海外受众对中国教育与文化的认知框架。基于智能平台，可将构成当代中国叙事核心篇章的重大实践（国家治理、精准扶贫、生态文明建设等），精准推送给对此感兴趣的特定国家或专业群体的学习者，亦可将构成中国叙事哲学根基的“和而不同”“天下为公”等中华智慧，以最易于被目标文化群体接受的方式进行包装和呈现。

传播渠道的智能化，使得教育国际传播得以从“大水漫灌”式的粗放推广，转向“精准滴灌”式的深层影响。

三是传播受众的角色转变与沉浸式体验。

在以往的教育传播中，海外受众的角色主要是知识的“接收者”。他们通过阅读文本、观看视频进行学习，过程多是被动的、非沉浸式的，且常伴有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理解隔阂。以“认知”为核心的单向信息传递，难以触及深层次的情感认同和价值共鸣。

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沉浸式技术，正在将受众从被动的“旁观者”转译为主动的“参与者”，构建起一种以“体验”为核心的全新互动关系。

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人工智能打破了物理时空与认知感官的壁垒，实现了“具身性”（Embodied）的学习体验。海外学生不必亲临中国，即可通过VR设备“进入课堂”，如“数字敦煌”提供的在线洞窟资源与“寻境敦煌”沉浸式展览，通过佩戴头显设备即可在虚拟洞窟中环视壁画、放大细节，并配合课程讲解完成相关历史与艺术学习。

学习过程本身也从单向的知识灌输，演变为双向的互动与共同创造。学生不再被动地完成预设任务，其每一个行为、每一次提问，都可被捕捉并获得实时反馈，从而动态地影响学习内容的走向。如2023年“国际中文日”期间，华东师范大学组织了“智能VR学汉语：上海6000年历史”全景现场课程。该课程面向来自多个大洲的海外中文学习者，将线上教学、VR全景与现场直播相结合，构建了一个“全球互联体验营”，以数字身份“漫步”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上海，与虚拟场景互动，实时感受城市文化的变迁。

从“接收”到“参与”的转变，提升了教育国际传播的有效性。传播的内涵也得以加深，从知识的单向传递，转变为文化浸润与情感连接的双向过程。当海外学习者在一个由中国文化元素构建的虚拟世界中获得乐趣、成就感和归属感时，他们对中国教育理念和中华文化的理解与认同也会更进一步。通过亲身体验建立的认同，为中国叙事在全球范围的共鸣奠定情感与认知基础。

人工智能在教育国际传播中的潜在风险

人工智能在重构教育国际传播机理、释放巨大潜能的同时，其技术逻辑本身亦蕴含着“异化”（Alienation）的风险。技术作为人类的创造物，当其发展逻辑偏离了人的主体目标时，亦可能负向影响创造者。在教育国际传播领域，这类风险正从文化价值、国际秩序与人才培养三个方面显现，对我国的应对能力构成考验。

一是文化价值风险：教育内涵的浅层化。

人工智能其运行逻辑基于海量数据的概率预测与模式生成，内在追求是效率、优化与可量化。这种工具理性倾向，在应用于教育国际传播时，可能导致内容实质价值的稀释，产生“价值赤字”。

首先，教育的人文精神面临被算法逻辑同化的风险。深刻的教育理念、复杂的文化内涵与细腻的人文关怀，本质上难以数据化和标准化。当传播内容的生产与分发由算法主导，易于量化、能引发高参与度的内容（如技能教学、语言练习）会获得更高的权重，而需要静心体悟、长久沉淀的价值与思想内容，则可能因传播效果难以量化而被边缘化。传播内容因而趋向同质化与浅表化，中华教育“立德树人”的追求，在国际传播中可能被简化为一套高效的知识传递体系。

其次，传播过程可能出现“术”盛“道”衰的现象。过度依赖技术手段，可能使传播的重心从“传播什么”转向“如何传播”。教育的“道”，即其承载的哲学思想、价值关怀与育人理念，有被传播的“术”，即技术手段的炫目与高效所遮蔽的危险。最终对外呈现的中国教育形象，可能是一个技术先进但精神内核模糊的功利化躯壳，既无法展现中国教育的真正魅力，亦无助于实现深层次的文明互鉴与价值认同。

二是技术平台风险：话语权的不平等。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的核心基础设施，包括底层算法、基础大模型与主流分发平台，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和科技巨头之手。技术权力的集中，催生出更加隐蔽但影响深远的“数字霸权”，对国际传播秩序的公平构成挑战。

其一，核心生态的竞争劣势构成了潜在风险。尽管我国在大型语言模型（如DeepSeek、Kimi、Qwen等）的研发上取得了显著进展，打破了单一的技术垄断格局。然而，在全球化应用生态、开发者社区、行业标准制定以及高质量、多语种训练数据等方面，仍与顶尖水平存在差距。教育国际传播不仅依赖于模型本身，更依赖于围绕模型构建的整个应用生态。若我国的模型在国际主流开发者社区中的渗透率不足，或在关键国际教育平台的适配上处于次要地位，那么我国的教育内容即便优质，也可能在传播的“最后一公里”面临技术壁垒。在核心生态位上的竞争劣势，使我国的战略自主性与全球影响力仍面临考验。

其二，算法的非中立性可能固化并加剧话语权不平等。算法并非价值中立的技术工具，其设计与训练数据必然携带着特定文化群体的知识结构、价值偏好与认知框架。以西方为主导的算法体系，可能对非西方的知识范式与文化内容产生“权重折扣”，使中国优质的教育内容在国际信息流中难以获得公平的推荐与展示。

三是认知层面风险：“信息茧房”与思维固化。

人工智能驱动的个性化推荐，在提升用户体验的同时，也蕴含着窄化学习者认知视野、构建“认知茧房”的内在风险，这与教育国际传播旨在促进广阔文化理解的初衷相悖。

一方面，精准推送可能阻碍对中国的全面认知。算法以最大化用户参与度为目标，倾向于持续推送符合用户既有兴趣和观点的“舒适区”内容。海外学习者可能因此长期沉浸在同质化、富于迎合性的信息流中，对中国的认知被固化在某些特定领域，难以形成全面、辩证的认识。

另一方面，便捷的答案获取可能侵蚀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当人工智能成为全能的“答疑者”，学习者主动探索、多源求证、质疑辨析的认知习惯可能被削弱。知识的获取过程被简化为“提问-回答”的路径，深度思考与独立判断的能力在技术便利性面前逐渐让位。其最终结果，可能并非培养出真正的“知华者”，而是塑造了一批被动的信息消费者。

人工智能时代我国教育国际传播的应对策略

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与挑战，被动适应或简单应用已不足以把握主动。我国教育国际传播的未来，取决于能否建立一套有效的应对框架，在利用技术优势的同时，化解其风险。这就需要从理念、技术动能和体系建设三个层面入手，制定相应策略，将技术变量转化为提升国家教育国际影响力的有利因素。

一是理念层面：坚守人文价值与教育本位。

理念层面的调适是应对“价值赤字”与“术盛道衰”的起点，其核心在于重申教育的人文主义本质，为技术发展确立价值航标。

其一，实现从“智能”到“智慧”的理念升维，回归教育目的。人工智能所代表的“智能”（Intelligence），本质上是数据处理、模式识别与效率优化的能力。教育所追求的“智慧”（Wisdom），则关乎价值判断、伦理思辨、健全人格与文明传承。教育国际传播的目的，应是分享构成中国叙事核心、蕴含中华智慧的育人理念与文明观念。因此，确立“以人为本”的原则至关重要，AI须定位为放大与延伸人类智慧的工具，而非取代人类价值判断的主体。在实践中，评价传播成效的标准，不能仅限于触达率、参与度等可量化的数据指标，更要包含对文化内涵理解深度、价值理念认同广度等维度的评估。传播内容的设计，必须确保技术服务于人文精神的表达，避免人文精神屈从于算法逻辑的偏好。

其二，推动中华优秀文化内容的“守正创新”。“守正”在于坚守中华教育与文化的核心价值，这是传播的根基。“创新”则在于善用人工智能等新工具，对这些核心价值进行符合时代特征与国际语境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应对内容浅表化的风险，关键在于构建高质量、蕴含深厚文化底蕴的语料数据库，用以训练专属的教育大模型。例如，可将历代经史子集、思想经典、艺术瑰宝进行结构化处理，利用AIGC将其转化为互动式数字人文项目、沉浸式历史体验场景或多模态哲学思辨课程。如此，AI可成为中华文明智慧的现代化“转码器”与“放大器”，通过生动、多元的形态，将中国叙事的哲学根基转化为具有全球亲和力的文化产品，确保传播工具始终服务于文明内核。

二是技术层面：发展自主可控的核心能力。

化解“数字霸权”与核心生态竞争劣势带来的挑战，需要通过构建自主的技术基座与传播平台，保障我国教育国际传播的战略自主性与安全性。

首先，为降低对外部技术体系的依赖，国家层面应推动面向教育垂直领域的人工智能基础模型研发。这需要深度融合教育学、心理学、汉语言文学等多学科知识，构建真正理解中国教育逻辑与文化语境的专用模型。核心任务之一是加速“数字中文”基础设施建设，即构建一个规模宏大、标注精良、多语种对照、覆盖中华文化全谱系的权威语料库，使其能够为世界提供一套深刻解释“中国奇迹”背后制度逻辑与文化密码的知识内容，为人工智能讲好中国故事提供高质量的“原料”。这些“原料”应系统地涵盖能够解释中国发展道路的知识体系、体现中华文明“和而不同”智慧的价值理念，以及展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案例，形成一个结构化的“中国叙事”知识库。如国家图书馆建设的“中华古籍资源库”自2017年上线以来持续扩容，至2024年已发布超过10.5万部（件）古籍影像资源，并通过专题库建设、标准化编目与多机构联合发布向社会开放共享，正在形成可直接支撑教育与研究的权威底座。

其次，应构建国家级智能教育国际平台作为传播主渠道。这需要规划并建设一个由国家主导、多方参与、开放共享的智能教育国际平台，通过打造一个功能完善、体验良好、文化特色鲜明的“窗口”，进而逐步改变当前国际教育资源过度集中于西方平台的格局，吸引全球学习者进入由我方主导的传播网络，并逐渐掌握议程设置的主动权。

三是人才与制度层面：优化内外培养体系。

为破解“认知茧房”困境，并提供持续的人才与理论支持，需要通过“内外兼修”的方式，夯实智识教育的传播基础。

对内，须深化“国际观教育”改革。技术的先进性最终需要由具备高阶素养的人来驾驭。为培养能够应对智能时代复杂性的新一代国际传播人才，国民教育体系须进行变革。这要求将人工智能素养、数据伦理、批判性思维与跨文化沟通能力融入各级各类教育。例如，教育部发布的《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标准（2022年版）》就将“数据、算法、网络、信息安全、人工智能”作为课程主线，明确要求学生认识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并理解相关的伦理与安全挑战，强调信息社会的责任感与正确价值观。这类课程标准的推行，正是从基础教育阶段入手，为未来国际传播人才储备必要的数字素养和批判性思维。在此基础上，我国的教育国际传播事业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人才储备——即培养出一批既深刻理解中国国情与中华文化，又具备全球胜任力，且能娴熟驾驭智能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对外，引领“智能教育”的全球理论与规则构建。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体现在产品与技术的输出，更体现在思想、标准与规则的引领能力。在人工智能与教育结合这一新兴领域，全球性的理论框架与治理规范尚在形成中。中国应抓住机遇，积极从实践者转变为引领者。这包括加强对智能教育的基础理论、伦理规范、评估体系的研究，并将中国的实践经验与哲学思考，提炼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范式与治理方案。当国际学界开始研究和讨论源自中国经验的理论与案例，抑或“中国之治”成为全球课堂上的分析对象时，中国叙事的话语权才算真正扎下了深根。通过积极参与甚至主导相关国际组织、学术联盟的标准制定与伦理对话，我国可以实现从“产品出海”“平台出海”到“思想出海”与“标准出海”的战略升级，为全球智能教育的健康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叙事。

我国教育国际传播的未来图景

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教育国际传播，其机理表现为对传播主体、渠道和受众的转译，提升了传播的范围和可能。然而，技术逻辑中也潜藏着“价值赤字”“数字霸权”与“认知茧房”等风险，对我国构成了考验。

应对这一局面，核心在于确认和巩固“人的主体性”。本文提出的理念、技术和体系建设三个层面的策略，其内在逻辑是一致的：确保人的价值引领技术的发展方向，确保国家的主权驾驭技术的应用路径，确保人的心智在技术环境中保持独立与开放。无论是强调“智慧”，构建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还是深化以培养批判性思维为核心的“国际观教育”，其最终指向，都是在人与技术的新关系中，防止人的异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展望未来，我国在教育国际传播领域应力求从技术变革的追随者转变为塑造者与引领者。凭借丰富的教育资源、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体制优势，通过实施一系列前瞻性的策略，我国不仅能够有效化解风险，把握发展机遇，向世界更生动、更深刻地讲好“中国教育故事”，也有可能为全球智能教育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个兼顾效率与公平、融合技术与人文的“中国方案”与“中国叙事”，在与世界各国更高水平的文明互鉴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作者成生辉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计算机科学博士；包晟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为AI生成）

来源：《神州学人》（2025年第11期）

作者：成生辉 包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