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东
美国对华认知正在发生新的转变吗?最近一段时间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缓和,美国政府一些高官或是作出“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等表态,或是使用“比以往更加温和的外交辞令”,这一系列变化引发一些西方媒体和政策专家的“猜测”。
孤立主义回摆引发美国内外之变
尽管在“到底是战略性转变还是战术性调整”的问题上存在争论,但美国当前的对华认知和行为方式较之以往确实表现出了一些引人关注的变化。这些变化的一个重要背景,是美国当前决策层对于国家当前处境、未来发展趋势及其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理解,与传统主流建制派大为不同。
二战结束后,美国逐渐摆脱外交层面的孤立主义传统,转向更多介入乃至主导国际事务的“干涉主义”或所谓“全球主义”议程,其中一个主要表现就是打造叠床架屋的政治和军事同盟体系。但在现任政府上台后,美国表现出了朝着孤立主义回摆的明显迹象。这个回摆过程,就伴随着对于过去70多年来美国以传统建制派为主的“全球主义者”们主导构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加以否定和破坏。这也是为什么华盛顿现在声称美国并不像“全球主义者”们描述的那样“繁荣”或者在世界上“备受尊重”。相反,正是“全球主义者”们导致美国过去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地遭遇一个又一个失败,当下则是难以快速促成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并从中抽身。与此同时,美国现在的决策者还指责过去由“全球主义者”们搭建的联盟体系日益成为美国的负担,一众盟友“占尽美国便宜”。
正因如此,美国现任政府正在做的,很大程度上是在国内极力削弱那些“全球主义者”的政治实力和影响,对外拆解乃至颠覆“全球主义者”们为美国设计的总体战略框架和诸多重大政策。这带动着美国整体上向着孤立主义或者说一个“民族主义国家”的方向转变,虽然依然没能摆脱“内病外治”的惯性逻辑,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启动“刀刃向内”进程,对着美国国内“全球主义者”展开猛烈攻讦,同时对欧洲那些与美国传统建制派沆瀣一气的“全球主义者”进行口诛笔伐、倾力围剿。在此过程中,美国政府决策层不再一味渲染“民主”“自由”或价值观那套陈旧空泛的话语,转而聚焦能够快速推动美国经济繁荣的“交易艺术”。
虽然面临来自内外诸多方面的批评和反弹,美国政府依然认为自己拥有足够的底气,声称当前体现“美国优先”原则的一系列战略规划和政策举措,是基于国内政治现实尤其是多数选民群体的“主流诉求”。
美国对华认知展现出“无奈的清醒”
这些认知和理念变化也投射到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层面。虽然对华偏见以及掺杂着焦虑的复杂情绪仍在华盛顿广泛存在,美方在经贸、科技等诸多方面对华遏制打压也并未在根本上放松,但在中国的不卑不亢以及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持久稳定等现实面前,美国越来越多的人被迫认清现实,并在政策层面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冷静、理性和务实。
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美国国内一方面是“中国崩溃论”不时泛起,以章家敦等为代表的美国舆论界和战略界一些人隔段时间就会跳出来唱衰中国一番。但一轮又一轮“中国崩溃论”宣扬下来,这些人只落得一次又一次地自我打脸,亲眼见证着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以及综合国力大幅跃升,韧性不断增强。
另一方面是“改变中国”执念不休。拜登政府时期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曾在任内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承认,美国几十年来为塑造或改变中国所作出的努力,“无论明里还是暗里”,都没取得成功。这道出了美国过去对华“接触战略”的目的之一就是“改造”中国,促使中国在政治、经济以及价值观等层面认同美国甚至与美国“接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美国建制派一些人都未停止这种鼓噪。但令他们失望的是,中国始终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也正因为“塑造或改变”中国失败,美国国内前些年掀起一波对华政策大讨论,一些建制派政客开始对华示强,从“明里暗里”的操作转向无底线的围堵遏压。这种“气急败坏”在拜登政府时期表现尤为明显。
进入“特朗普2.0”时期以来,美国对华政策讨论圈里开始展现出某种“无奈的清醒”。美国战略界和舆论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些年来被轮番渲染炒作的“中国崩溃论”不切实际,根本就是一个笑话。至于“塑造或改变中国”,虽然这种论调在美国国内尤其建制派中仍有不少拥趸,但已越来越被证明是一种掺杂着意识形态偏见和霸权思维的政治臆想。美国国内对于自身政治极化、社会分裂以及新自由主义思维等问题的批评和反思不断增多、日益激烈,遑论照此模板“改造”中国。
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逻辑依旧
在“中国崩溃论”“改造中国论”等不断被现实击碎的情况下,美国国内对华“再认知”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新的加深和延展。最近几个月来,美国国内越来越多政策刊物和中国问题专家开始公开讨论中国的实力和优势,承认中国的繁荣稳定不容否认,经济社会发展脚步不会停止,并就此指出美国政府一味对华遏制打压难以达到目的,也不真正符合美国国家和民众的利益。
现实与真相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三度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今年在北京和上海等地考察中国科技发展成果,亲身体验了中国企业在面对外部压力时展现出来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澎湃动能,并向美国国内讲述他如何在中国“发现了未来”。拜登政府时期的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和外交关系委员会“中国战略倡议”主任杜如松,今年早些时候联合发文,警告美国政府不要“低估中国”。这两个人都属于正在美国国内政治中遭到围剿的“全球主义者”,他们发表这番言论目的在于呼吁美国拉拢盟友,构建“新的联盟”对抗中国,对中国“更狠一点”。但在渲染“中国威胁”的同时,这篇文章也道出了中国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等一些关键指标上展现的韧性、活力和潜能。
就在美国战略界和舆论界或主动或被动地“睁眼看中国”、经济界“春江水暖鸭先知”地继续投资和参与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同时,美国政策界也在作出调整和改变。比如今年9月,一支由美国国会众议院跨党派议员组成的代表团时隔6年再度访华,并称“美国众议院不应该间隔六七年才来一次”,表现出加强对华接触的意愿。再如,无论在中美关系紧张还是当前出现缓和的情况下,美国许多地方政府都在积极开展自主对华交往,以确保能够持续分享中国市场红利。
这一系列互动成为中美关系在波折中展现韧性的清晰注脚。对话比对抗好。中美之间各渠道各层级应该保持沟通,增进了解。无论美国国内存在多少对华偏见和情绪,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历史和现实逻辑不会改变。中美关系不是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零和博弈,中美各自取得成功对彼此是机遇而不是挑战。我们欢迎美国各界人士多来中国走一走看一看,进而树立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并将这种正确认知更大程度地反映到美国社会之内以及美国对华政策之中。
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在波折中保持了总体稳定。70多年来,中国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从来没有想挑战谁、取代谁,而是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做更好的自己,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机遇。这是中国成功的重要密码。这样的中国不是“威胁”“挑战”,而是值得信任和合作的伙伴。中美两国做伙伴、做朋友,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需要。当今世界还有很多难题,中国和美国可以共同展现大国担当,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这些都应成为美方深化对华“再认知”过程中更加清晰的共识。无论如何,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作者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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