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到底输在哪里？三大差距让清兵绝望

1841年8月26日下午1时15分，随着英国舰队司令璞鼎查在旗舰“皋华丽”号上下达总攻命令，英军各舰起锚扬帆，沿着厦门南水道向厦门岛进犯。

清廷闽浙总督颜伯焘坐镇厦门，厦门岛南岸、鼓浪屿和屿仔尾的清军严阵以待，他们打算以这三处的炮台，三面轰击英军，阻其前进。

不久后，各英舰进入预定攻击位置，随即向清军的这三处阵地发起炮击，清军立刻发炮还击。

然而，仅仅3个小时后，清军炮台悉数被毁，守军阵亡300余人。金门镇总兵江继芸身中数弹，投海殉国；延平协副将凌志、淮口都司王世俊等亦战死。而英军仅仅阵亡1人，伤16人。

如此鲜明的战损对比，不仅令人悲叹，这不是打仗，而是屠杀。

厦门之战，仅仅是鸦片战争中的一场战役，却代表了整个鸦片战争的进程。那么，清英军队的差距为何会如此之大？他们到底败在了哪里？

一、 火炮质量、威力、射程差距过大

在鸦片战争时期，清军质量最好、威力最大、射程最远的大炮为“耀威大将军”。其全身由铜铁混铸，重达三千斤，口径120毫米左右。

由于其太过沉重，为了能将其固定，必须将其大部分完全卡在炮台中，导致其炮口只能左右移五度，仰射全靠用木楔子将其垫高。

而火药方面，其为各部队自行配置的“军硝”，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这导致每袋火药的硝、磺、炭比例都不相同，再加上保存不良，经常是一块湿一块干，十斤火药里掺两斤土也是常态。

炮弹方面，“耀威大将军”所用的是生铁浇的十斤实心弹，表面由锉刀手工抛光，导致其毛刺众多，弹道不稳，杀伤仅靠砸。

发射时，炮弹最远可飞 800 米，但是炮身每次发射都会蹦起半尺高，令其精度极差。

而且其铜箍极其容易受热胀裂，炸膛率高达两成，这导致每打五炮，就得停下来用冷水降温后再用。守台士兵私下叫它“五炮命”，意思是打到第五发就有可能要了他们的命。

再看英军那边，其最强的火炮为68磅卡隆炮，位于英舰的最下一层。炮管以熟铁锻造，内壁用车床精车，膛壁厚薄均匀，一圈一圈的刀纹在阳光下像镜子。火门里插的是细铜管雷汞火帽，只需一扳就能击发。炮架下面有滑轨和麻绳缓冲，后坐一次只退两尺，装填手站在原地不动就能把下一发推进去。炮弹是空心铸铁弹，表面光滑，里面装满5磅黑火药，弹壳上有三道预制裂缝，落地后能炸开成200块碎片，杀伤力和范围都极大。

实战中，英炮仅需40秒就能完成一次循环，68磅炮以5度仰角吊射——炮弹先爬升到120米高空，再利用重力急速下坠，其最高射程可达3000米。

二、步兵的装备、战术的全方位碾压

在鸦片战争时，清军所用的为火绳枪（鸟铳）。其全长1.2米，枪管长0.9米，口径14–16毫米，重4.8–5.2千克。枪管为熟铁锻造，外箍三道铜箍防炸；木质枪托与枪床分离，必须依托叉形支架射击。 点火则通过火绳阴燃，每分钟消耗 5–7厘米，雨天易灭；夜战则容易因火光而暴露位置。

弹药方面，清军所用的黑火药颗粒大小不均，且每发需自药葫芦“目测”倒药，误差极大，爆速仅为每秒400米。其所用的弹丸重35–40克，与膛壁间隙大2毫米，出膛即翻滚，射击100米外的目标偏差可达1米以上。

而在射速方面，即便是清军装备最好的八旗营单兵也仅能一分钟射击两发；装备较差的绿营则为每分钟一发。

射程方面，清军可以在50–80米内击穿1毫米的铁板，而到了100米外，就只能杀伤无甲目标，且命中率低于15%。

相较于清军落后的武器装备，英军所使用的伯克燧发步枪则先进了不止一个级别。其全长1.16米，枪管长0.76 米，口径15.3毫米，重4.3千克。枪管材质为精选瑞典木炭铁，内膛为拉削膛线；枪托为胡桃木一体，自带贴腮板，可抵肩射击。点火时，其以燧石击铁砧产生火花，火门药池有防雨盖，雨天命中率仍能保持70%以上。

弹药方面，英军所用黑火药为4.3克的标准填装量，颗粒均匀，爆速可达每秒 600米。其弹丸外径略大于膛线，发射时可嵌入膛线，获得旋转稳定，射击100米外的目标垂直偏差小于15 厘米。

射速方面，英军单兵可以在15秒内完成装填；每分钟至少可以发射3发，理想情况下可以发射4发。

射程方面，英军在300 米内的命中率大于50%，400米内仍具有杀伤力。

除了装备上的巨大差距，战术上的落后则更加致命。

清军当时所用的“三段击”是沿用明朝将领戚继光的遗制。编组为每哨120人，分三叠，每叠40人。动作为第一叠跪姿射击→退后；第二叠立姿射击→退后；第三叠预备，循环往复。队形为正面20人×纵深6排，肩距60厘米，总宽仅20米，密度约为每百米600人。在理想状态下，其火力密度为每分钟120发；但实战因紧张、熟练度低、恐惧炸膛等原因，仅能做到每分钟30至40发。

而且这种战术无地形可以利用，正面宽大目标，一发炮弹即可全部覆盖；由于火绳枪需要支架，在转换射击面时，队伍需要整体移动，机动性几乎为零。

而英军早在1815年前后就完全抛弃了这种战术，转而使用更为先进的“散兵线”战术。其编组为1连辖4排，每排2班，每班10人。在展开后，每班横向间隔5–6 米，纵深3 米；一个连可覆盖 200米宽的正面。

在动作方面，英军会利用沟渠、坟包、灌木等掩体匍匐前进；在300 米外开始独立射击，自行装填、自行瞄准；班长携喇叭口哨，只需短促哨音即可令全体执行相关命令。

火力密度方面，英军由于采用散兵作战，分布面较广，其一百米范围内的火力密度也为每分钟120发，跟清军在理想状态下的火力密度相当。但是英军胜在无火力空档期，且单兵暴露面积小，机动性强，令清军的实战命中率低于1%。

在厦门之战的石壁战场上，英军采用“散兵线”战术，完全对清军的“三段式”战术形成了碾压。英军分散匍匐至石壁外280米处各自找掩体，然后听从指挥官统一哨令展开射击。而清军则为密集队形，且射程仅为100米，不仅打不到英军，自身还成为了“固定靶”。

三、信息差距才是根本

教科书上对鸦片战争的描述，往往都说英军“船坚炮利”，而清军装备落后。但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时，除了装备上的差距，清廷在信息上的巨大不足才是失败的关键。

在定海失陷时，林则徐曾向道光表奏：“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我之炮火不能及彼，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兵顷刻即溃。”

然而，这份奏折被送到北京后，却被军机大臣穆彰阿以“勿长夷人志气”为由扣下。道光皇帝最后看到是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的折子：“将士用命，夷人稍却。”

在镇江失陷后，京口副都统海龄全家自焚。当这份血淋淋的奏折被送到北京时，却被军机大臣祁寯藻批了四个字：“妄言惑众”，之后便留中不发，没有被呈交给道光皇帝。

1841年5月，广州失陷，奕山不得不与义律签署《广州和约》，以600万两白银赎城，之后英军退兵。

然而，这一惨痛的失利被奕山上报时，却写成了“广州大捷”、“击毙英夷不计其数”、“逆夷畏惧乞哀”。道光看后，龙颜大悦，不仅赏赐奕山黄马褂，还把他保举的500多人一并升官。

其实，道光皇帝并非昏庸。他每日都批阅奏折至深夜，连士兵口粮的增减都要追问。但他所看到的信息，全是被层层过滤的“好消息”。这导致他过度乐观，从而没有做好十足的防御准备，甚至还批示“酌量裁撤防兵”。直到1842年8月，英军兵临南京城下，道光才如梦初醒，原来这一切都是朝廷上下一起编织给他看的巨大谎言。

而直到《南京条约》签订后，道光皇帝才知道英国女王是个22岁的女人，他不禁感叹道：“妇人之毒，烈于豺虎！”

然而，道光不知道的是，英国其实早已实行了君主立宪制，英女王只是签了个字，剩余对鸦片战争的参与极少。鸦片战争主要是由内阁首相与殖民大臣负责的。

相较于清廷信息的落后，英军对清廷却是了如指掌。

1832 年，东印度公司租了两艘 10 吨级双桅测量船,以科学考察为名义前往中国沿海，实则是在测量中国各港口的水深、炮位、航道宽度等详情。

1840年，当英军入侵中国时，他们对从香港到天津的1800里海岸线一清二楚。在厦门之战时，英军炮舰甚至能在浅滩附近准确找到三处可以停泊的地点，而当时的清军却以为英舰必然会在那里搁浅。

1835年，东印度公司还曾在中国沿海以“清理障碍物”为由打捞起5 门清军生铁炮，之后将其送往了英国皇家兵工厂。英国技师对其进行了仔细研究，得出了“平均3发必裂膛，无法承担现代野战火力需求；皇家海军无需针对此类火炮增加装甲厚度”的结论。

除了这种明面上的情报获取，英国人还在中国安插了众多间谍。比如广州十三行买办伍秉鉴的账房先生每月都会把粤海关“红簿”（关税底册）抄一份，经英国商馆大班转手寄加尔各答；伦敦《泰晤士报》驻加尔各答的通讯员会把这些关税数字换算成“可养兵多少、购米几何”；半年后，这些情报就出现在了英国议会蓝皮书中。闽浙总督衙门的幕僚每天都会把当日清廷的最新消息告诉英国人，其目的却仅仅为了换取面值20元的西班牙银洋。

四、总结

面对上述三大差距，清廷可以说是在开战之初就已经输了。这些冷冰冰的数据背后，是工业齿轮与农耕轱辘的转速差；更是透明的情报体系对层层欺瞒的奏折体制的无情碾压。清廷是被英军的舰队所击败的，更是被自己的谎言所击败的。

鸦片战争的失败告诉我们，没有人能阻挡时代的洪流，只有与时俱进才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