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主席关键决策，成就今日天安门伟业

有时候，一栋建筑的命不是看风水，而是看谁在用它。

1948年底的北平城，外面是炮火连天，城里是人心惶惶。

一个国民党军官在撤退前，心平气和地签下一张运货单，收货地址那栏写得清清楚楚：天安门。

这批货，不是绫罗绸缎，也不是金银细软。

是三吨炸药，还带引信的那种。

这事儿后来被捅到叶剑英元帅那儿，抓到的一个国民党少校，人坐着，腿翘着，一点没俘虏的觉悟。

他慢悠悠地吐露了实话：“我们算准了，你们打仗有底线，绝不会对着天安门开炮。

所以，那地方对我们来说，比任何金库都安全。”

这不是简单的甩包袱，这是一场摆在台面上的心理战。

傅作义的部队当时还在“和”与“战”的钢丝上摇摆，这三吨炸药，就是他们给自己上的最后一道保险。

他们没打算用这玩意儿搞巷战炸碉堡，而是把这座六百年历史的城楼，当成了人质。

这手牌打出来，考验的不是军事实力，而是共产党人对自己民族文化到底有多看重。

消息一层层报上去，到了毛主席那里。

他听完汇报，没开会，没讨论，抽着烟，烟雾后面就飘出几个字：“马上弄掉，干干净净。”

命令很短，但分量千钧。

这不是简单的排爆命令，这是在向所有人宣告，新政权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北平，一个有历史根基的中国。

半夜三更，工兵们摸进黑漆漆的门洞，对着那些涂着骷髅头的木箱子，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他们拆引信的时候，手上稍微抖一下，北平的中轴线可能就得重新画了。

几个钟头后，几辆卡车悄无声息地把这些“宝贝”拉到西郊的荒地里。

一声沉闷的巨响过后，三吨炸药在冲天火光里完成了它的唯一一次使命。

天安门，在谁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捡回了第一条命。

炸药的危机刚过，新的问题又摆上了桌面。

1949年开春，中共中央进了北平，在西苑机场搞了场气派的入城阅兵。

苏联援助的坦克、缴获的美式装甲车，排着队从飞机跑道上开过去，那场面，透着一股子工业时代的力量感。

这下，很多人心里就有了个念头：西苑机场，地方又大又平整，阅兵方便，还象征着新时代的开端，开国大典在这儿办，多合适！

到了七月，为了这事，几位领导在香山开了个碰头会，一聊就聊到大半夜。

聂荣臻元帅他们就主张在西苑机场，理由很实在：机场跑道现成的，坦克大炮都能撒开了跑，组织起来省事，拍出来的照片也好看，有那么一股子和旧时代一刀两断的现代气派。

但另一派的声音也相当坚决。

他们觉得，这事不能只算经济账和方便账，得算历史账和人心账。

天安门是什么地方？

明清两代的皇帝登基、大婚、出征，都是在这儿昭告天下。

它是北京城的心窝子，是几百年历史的见证人。

新中国成立，这么大的事，不在这个地方宣布，总觉得名不正言不顺。

两边谁也说服不了谁，会场里就剩煤油灯的灯芯在“滋滋”作响。

最后，还是周恩来拿出了主意。

他让人铺开一张巨大的北平城区地图，手指头在上面比划，从故宫一直划到前门，最后重重地按在天安门那个红点上。

他跟大伙说：“机场是给飞机用的，天安门才是给老百姓看的。

我们的新中国，不能藏在郊区，得立在老百姓一抬头就能看见的地方。

这叫开门立户，堂堂正正。”

这个意见送到毛主席那儿，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屋里烟雾缭绕。

最后，他把烟头往烟灰缸里一摁，一锤定音：“就在天安门。

我们不是皇帝，但我们办的事，比皇帝还大。

要在天安门上跟全世界喊一嗓子，这才算数。”

就这么着，天安门从一个差点被炸飞的“历史包袱”，一下子被推到了共和国“C位”。

决定是做了，可当时的天安门，那样子实在有点拿不出手。

城楼上的红墙，墙皮掉得一块一块，跟长了牛皮癣似的。

房顶的琉璃瓦，缺胳膊少腿，瓦缝里长的蒿子比人都高。

城楼底下那个广场，就更没法看了。

那不是广场，那是个大垃圾场，坑坑洼洼，到处是砖头瓦块、生活垃圾，一下雨就变成一个个烂泥塘，蚊子苍蝇嗡嗡地飞。

时间紧，任务重。

周恩来直接下了总动员令：“军队、学生、市民，一块儿上！”

叶剑英把手下两个师的兵力直接从练兵场拉了过来，枪一放，拿起铁锹撮箕，当起了清洁工。

北大、清华的年轻学生们也坐不住了，自己组织了劳动队，喊着口号就来了。

那两个月，整个天安门广场热火朝天，清出去的垃圾和废土，据说装了两万多担。

修城楼是技术活，得请老师傅。

几十个经验丰富的工匠，搭起简陋的脚手架，吊在半空中，给城楼“整容”。

换瓦的换瓦，补墙的补墙，重新油漆雕梁画栋。

他们干活的时候不怎么说话，手上的功夫却一点不含糊，那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

外表拾掇利索了，还得考虑“软装”。

文艺界的专家张致祥琢磨了好几个通宵，想出了个主意：在城楼的飞檐底下，一边挂四个大红灯笼。

这灯笼做得讲究，外面是红纱，里面是电灯，既有宫灯的古朴味道，又透着一股子喜庆劲儿。

最重要的，是城楼上要挂谁的像。

这个任务交给了画家周令钊。

他领着一个团队，找了一张毛主席最合适的照片，然后用投影仪放大到六米高，一笔一笔地在画布上勾勒。

画像上，领袖的眼神既要慈祥，又要坚定，分寸拿捏极难。

城楼上两条巨大的标语也定了下来。

胡乔木亲自拟稿：“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用什么字体也讨论了半天，最后选了最端正、最大气的宋体，红底黄字，保证广场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只要识字，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月30号晚上，一切都弄妥了。

周恩来不放心，自个儿又跑去检查了一遍。

他登上城楼，看着八盏大红灯笼亮起温润的光，照着底下平坦干净的广场，用手轻轻拍了拍新刷过漆的汉白玉栏杆，嘴里念叨了一句：“可以了。”

那天晚上，他一直忙到凌晨两点才躺下。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点。

《东方红》的乐曲响彻云霄，毛主席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对着麦克风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每一声炮响，都像是在为共产党28年的浴血奋战做一个注脚。

朱德总司令坐着检阅车，从金水桥上缓缓驶过。

那一刻，天安门不再是皇帝的门面，而是人民军队的检阅台。

典礼结束，天色暗下来，广场上的灯全亮了。

好多老百姓就是不走，聚在一块儿，仰着脖子看城楼上的红旗，有人在底下小声跟身边的人说：“这回，咱算是有国了。”

后来，在讨论新中国国徽方案的时候，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领衔的团队拿出了最终方案。

图案的中心，就是天安门。

它的上方是五颗星，周围是麦穗和齿轮。

这个设计，把这座建筑的意义彻底定了性，它和工农联盟、和这个新生的人民政权，从此捆绑在了一起。

国徽方案通过后，天安门的形象被印在了国家文件和公民护照上。

它从一个北京的地标，真正走进了每个中国人的生活里。

《开国大典》，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周令钊：为新中国设计》，《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35期。

《北京党史》编辑部，《天安门广场历史上的几次大修缮》，《北京党史》，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