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拉·卡特：读一本书就像为自己重新书写它

无论是对安吉拉·卡特的作品有深入了解还是仅稍有涉猎的读者，都不难注意到她对“改写”或“重述”的兴趣，无论是以《染血之室》为代表的对经典童话文本的改写，非典型女性主义的文化批评专著《萨德式女人》，还是其短篇、长篇小说中丰富的互文——从《简·爱》、波德莱尔的“黑维纳斯”组诗、莎剧、圣经典故，到民间传说、好莱坞电影明星、历史上的罪案……在这些充满了改写、重述冲动的故事中，卡特为我们生动地展示了她本人以及她的作品所依存的那个年代的时代精神、感受方式——质疑一切，拆解一切，重新审视从每天的日常生活到长久以来的文化规范等一切事物。

安吉拉·卡特

有时候，这会让我们不禁好奇，这位信手拈来、旁征博引却又充满不敬的作家会是一位怎样的读者？她是怎么“阅读”的？

好在，卡特从不吝惜与读者分享她的真知灼见。卡特一生除了创作了九部长篇小说、大量短篇小说，并翻译、整理编辑了许多童话和民间故事以外，同时曾长期撰写社会评论、文化批评与书评。这些评论与书评在不同时期均曾集结成册，包括《毫不神圣》（Nothing Sacred），《删除咒骂》（Expletives Deleted）以及在卡特去世后出版的《即刻行动》（Shaking a Leg）。

在卡特看来，“读一本书就像为自己重写它。你在读小说或任何可读的东西时，你总是带着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经历去读。你带着自己的人生经历，然后用你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它”。一方面，她对一些经典文本如查尔斯·佩罗、格林兄弟编辑的童话集、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的评论几乎与她的童话改写作品同样精彩。另一方面，基于某种后结构主义的立场，作为读者的卡特惯于将一切文本视作可批评的对象——“所有的书都包含叙事，连烹饪书和汽车维修手册也一样。叙事是用语言写下的，却是在时间中形成的。”对卡特来说，一切在时间中形成的叙事，都具有文化建构的含义，因此具有“可读性”。而由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仍处处为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所结构，这些文化建构往往遍布裂隙、充满可疑，因此亟待重新审视。

在南京大学出版社最新引进出版的这本《删除咒骂》中，卡特将她在十五年间写作的大量书评“根据不同的兴趣点划分为几个部分”，其中包括英国、美国的当代文学，“食物和食物的符号学”，好莱坞与美国文化，等等。尽管从卡特的评论文章中，我们不难辨认出二十世纪那些人尽皆知的批评流派的术语与解读方法，精神分析（尽管她更多时候是借用其术语来批评庸俗的精神分析解读），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对“叙事”的理解，意识形态分析，女性主义……但卡特的书评却从不遵从特定的文学评论模式，同时也与“经典的”“主流的”文学趣味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她在书评中保持着一贯的对乐趣、令人愉悦的事物的歌颂，对差异性（无论是来自种族，性别抑或是阶级）的关注，以及某种独特的孕育自其成长环境的文化直觉——有时候，这会让她的评论文字在语言上显得跳跃，时而直白、迅速、一针见血，时而缠绕、迂回。

《删除咒骂》

正如卡特自己所言，她是“一个先进、高度工业化、后帝国主义的衰落国家的纯粹产物”。她的趣味、思想与她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密不可分——二战末期约克郡小镇的生活、战后福利国家及其教育福利、六七十年代的激进与反叛、随后十年的探索和幻灭，然后是英国撒切尔时代的新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而另一方面，卡特自身的人生选择与经历，也成就了她独特的视野与风格。关于卡特的生平，其好友兼早期研究者洛娜·塞奇（Lorna Sage）有过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社会流动的背景，青少年时期的厌食症，在各种伟大传统的废墟中接受教育并自我教育，早婚和离婚，角色扮演和形象转换，旅行，选择一个比自己年轻得多的男人，四十岁时的生育——这是一个走钢丝的人的故事。这一切都发生在‘边缘，无人区’，在过去的信念留下的碎片中。到最后，她的生活或多或少像手套一样适合她，但那是因为她将它们经由试验、错位和拼贴放在一起，所有的顺序都是（传统上）错误的。她关于疏离与陌生化的才能来自于她对她的生活环境和时代迹象的极端反应。”

没有什么是“自然的”，没有什么是可以自外于文化建构的。这一切似乎给予了卡特一种不依附于任何“主义”的文化直觉和批判冲动，以至于生活本身与小说创作、阅读与写作之间不再有完全确定的边界。

在《删除咒骂》中，对《爱尔兰民间故事》、《阿拉伯民间故事》、《格林兄弟的德国传说》甚至《简·爱》的评论，反映了卡特在70年代中后期对童话与民间传说持续的兴趣。以翻译17世纪法国佩罗童话集为开端，卡特的创作与童话、民间传说从此密不可分。对卡特来说，佩罗的童话是“刻意伪装成经验政治的寓言”，而安徒生、格林兄弟的童话也大多都为成年世界而设，旨在“使用童话的自由惯例来投射一个充满恐怖和恐惧的私人世界”——这些故事从口头流传到进入童话故事集的那一刻，就被“体制化”了，被置入了关于阶级、性别的社会规范与“教学议程”，其中一些最经典的文本甚至成为了早期资产阶级神话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民间传说对卡特来说则意味着一种更为野蛮生长、充满生命力与可能性的存在。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些民间传说常常显得怪异、矛盾、缺乏明确的意义，也没有童话中幸福美满的结局。但别忘了，正是这些丰富而差异化的民间传说来源，给予了卡特改写童话的灵感，给予了我们将经典童话“去神话化”的资源。在这些书评中，卡特提醒我们，民间传说都如此紧密地与自己诞生的土地联系在一起，是不同国家、地区人民历史中不可替代的部分，它们如此生动而毫不妥协的部分正是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环境的时代精神的化身。当然，卡特也没有忘记提醒我们不必对此过分理想化：“民俗学研究的兴起和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之间的关系很有趣，其中有些东西撩拨着我们的思想，让人很不自在。”

而在几篇关于“食物与食物的符号学”的书评中，卡特的敏锐与“毒舌”再次用于拆穿中上层阶级骄矜的自我粉饰。当资源短缺、只求温饱的时代记忆逐渐淡去，在选择多样的时代里，食物的选择、搭配、烹饪具有了象征性的意义。在《<时尚>中的美食》一文中，卡特写道：“作为记录英格兰中产上层及有志攀升中产上层的饮食和社会习俗变迁的一部通俗历史，《<时尚>中的美食》相当成功，如果被解读为关于时尚生活本质的一种‘得偿所愿’幻想的具体化，那就更好了。”在精神分析中，“得偿所愿”常指通过梦境、神经症状象征性地实现欲望。同样的，这个术语也可以直接用于概括文学与艺术的某种功能——通过虚构、叙事象征性实现欲望。而在“食物与食物的符号学”中，特定类型的中产阶级的食谱与某种关于食物的“艺术”（注意，这也是一种叙事）则象征着中上层阶级那令人艳羡的生活本身——关于饮食、时尚、服饰、家居等等一切的“品味”都可以隐含着一种阶级意义上的区隔。在这里，卡特凭她那出色的文化直觉和一针见血的语言概括道：“这是现代童话的内容。”

卡特对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的评论更是这部书评集中最为精彩的一篇。在卡特看来，《简·爱》具有罗曼史叙事的经典框架，同时融合了《蓝胡子》和《美女与野兽》的这两个古老童话的元素以及哥特文学的影响，这使得这部作品拥有了一种近似于传说的特性——正是这一特征，使得它很容易被转译成其他媒介，拥有强劲的跨媒介的来世生命。同时，卡特富有洞见地指出，夏洛蒂·勃朗特具有精准设置阶级背景和个人历史的能力，她的女主角绝非仅仅是罗曼史与经典童话的女主角，而是“漂泊无依的城市知识阶层的先驱”——她并非为了婚姻或魔法来到桑菲尔德庄园，而是因为自己在报纸上登了一则求职广告。那么我们的男主角，罗彻斯特先生呢？“他是简的欲望的客体，更是简的欲望的客体化。”由此，“《简·爱》是关于这个女子的欲望，关于她怎样学会为它定名的故事。为它定名，再驯服它”。这既是一份《简·爱》的书评，也是一份对《染血之室与其他故事》的自我陈述。

这就是安吉拉·卡特的书评，在阅读的同时进行改写——既是“旧瓶装新酒”，也是某种“言语炼金术”：理解，拆解，重新建构。

在《简·爱》书评的最后，卡特突然收起了锋芒，叹息夏洛蒂·勃朗特的英年早逝。在今天，喜爱卡特及其作品的读者也许会有同样的感叹，也许会更加禁不住好奇卡特如果活到了21世纪乃至今天，又会写出怎样充满勇气、洞见和不敬的文字。但只要我们仍能从卡特的文字中汲取养分，并借此重新塑造我们的感知力，在自己的生活领域中一点一点地培养起批判的勇气与力量，也许我们就能更加接近卡特及其作品所指引的二十世纪的珍贵遗产：“语言是力量，是生命，是文化的工具，是统治和解放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