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籍新四军女战士太田延子与淮北抗日根据地军民纪事

唱响人道主义的进行曲

——淮北抗日根据地军民与日本籍新四军女战士太田延子纪事

宿迁市红十字会

这是发生在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真实历史纪事，它唱响了淮北抗日根据地军民与日本年轻女子太田延子之间的一首人道主义进行曲。

1941年春，一位22岁的日本东京（一说大阪）女子太田延子，和丈夫本田石川来到中国旅行结婚。她的舅父是侵华军师团长，公公是陇海铁路徐（州）海（州）段段长。他们在徐州完婚后，又到碾庄火车站据点看望在这里当小队长的表哥。但让太田延子没有想到的是，头一天晚上刚到碾庄火车站，第二天早上就成了新四军的俘虏。由此，也开启了这是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用实际行动感化太田延子，使她最终参加了新四军第四师的人道主义之旅。

新四军第四师女战士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淮北支部成员太田延子

碾庄火车站，是日军在陇海铁路线上占据的一个车站。1941年春，新四军第三师九旅独立大队（皖南事变前为八路军第五纵队三大队）在邳睢铜地委的领导下，决定攻打这个车站，以战斗的胜利来回击当地国民党顽固派对“不打鬼子”的诬蔑。战前，独立大队参谋长（一说为参谋）徐荫堂三次化装成商贩到碾庄车站侦察，在地下党员宋培元（扳道工）、宋培年的配合下，弄清了据点驻有日本兵1个班，并在周围驻有部分伪军。

3月11日（一说3月14日）拂晓，按照战斗布置，徐荫堂和夏同渠带领十几名身穿便衣、配备短枪的战士，打扮成赶早集的商贩混入碾庄火车站。日军以为天将亮不会有危险了，正在蒙头大睡。一个战士乘敌哨兵无备，猛不及防地上去刺死了他。接着在寂静中包围了日军住房，冲进住房的几位战士一起扑向日军，日军来不及反抗就被击毙在床上。离开住房，一个刚从厕所出来的日军上前凶猛地抱住小战士邢宗昌，咬破他的耳朵，徐荫堂见了立即用枪托把这个日军打昏在地，开枪击毙。同时，我军另将周围伪军住处团团包围，伪军龟缩在营房内未敢开枪，10多分钟即结束了战斗。

徐荫堂刚要整队撤离车站，一位居民气喘吁吁地跑来说，月台东边货运房里还有两个日军。徐荫堂立即带领几名战士赶来推开房门，见床上黄军毯下蒙着人。一位战士蓦地掀掉军毯，下面正裹着没穿衣衫的太田延子夫妻，战士们见了，羞得后退几步。徐荫堂命令：“不要顾及这一套，赶快带他们走！”一位战士顺手向男的扔去黄毯让他披上，又令太田延子迅速穿上她的衣服，带着他们胜利返回。

碾庄火车站战斗结束后，日军进行报复性的“扫荡”，企图找回太田延子夫妻。为了保证他们不被“扫荡”的日军搜到，独立大队先是把他们秘密送到根据地中心区五工头的一所小学里，和校长一家住在一起。在徐荫堂的关照下，校长夫人忍住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给他们烧茶做饭，细心照顾太田延子。但他们夫妇时常啼哭，不愿吃喝。随后，为了减小目标，把他们暂时分开押送躲藏，但本田石川在日军“扫荡”时拒不配合，嚎啕喊叫，以求援救。后来，因日军“扫荡”到附近时，本田石川又大哭大叫，就把他放到老百姓的地瓜窑子里，不巧的是当夜下了大雨，地瓜窑子坍塌，把他压死了。

5月下旬，新四军第三师九旅二十六团、二十七团二营和旅骑兵连，在旅长韦国清旅长率领下到达睢宁以北，巩固发展邳睢铜根据地。不久，太田延子被送到了第二十六团。韦国清得到报告后，叮嘱部队把她送到洪泽湖畔半城的第四师师部，切实保证她的安全，不许对她有任何无礼的行为。

这年秋，太田延子踏上了前往新四军第四师师部的旅程。押送太田延子的任务，由第二十六团三营八连指导员程同谟负责执行。

太田延子被送到第八连时，程同谟见到了她的模样：20岁左右年纪，长得很漂亮，穿着一件日本和服，缩在连部屋子一角瑟瑟发抖，一双大眼睛里流露出惊恐的神色。程同谟当即召开干部会，强调该日本女子由我们连押送期间，一定要坚决执行上级指示，发扬人道主义，切实遵照优待俘虏的政策予以照顾，并要保证安全送达。

太田延子到第八连后的第一顿饭，是一盆白面条加一碗韭菜炒鸡蛋。她也许是饿坏了，接过来就狼吞虎咽，一会儿就吃完了，站起来把碗盏送到门边，交给值岗战士。她一抬眼，发现站岗战士吃的却是小米煎饼和盐豆子。

当时，指战员因战争环境和经济困难，大便后一般只能用树枝、草把刮一下。程同谟却命令通讯员专门去集镇买来草纸，给太田延子使用。

前往半城师部时，偏偏老天爷不帮忙，下起大雨来，一些河道河网发水。第八连驻地五工头离师部驻地半城距离较远，有二三百里，沿途还要经过海（连云港）郑（州）公路等大块的敌占区和封锁线，给押送增添了不少困难。程同谟叫执行押送任务的战士找来一头毛驴，给太田延子骑，他们自己却一律步行，一路昼伏夜行。为躲避日伪袭击，尽量绕道走安全的路线。

押送的指战员都不懂日语，太田延子也不会中国话，交流赶来很困难。行进途中，程同谟默默地走在太田延子背后，夜光下见她双肩不住地抖动，两脚直打颤，知道她对还心存疑惧，内心发怵。于是，他只好上前面对着她，用手指指她，又指指自己的心，还拍拍腰间的驳壳枪，表示她可以对大家放心：绝对不会杀她，也绝对不会侮辱她。经过这番手势后，她才稍稍定下心来，脸色也有点好转。

押送途中，程同谟特别怕出男女关系的事。为了保证不出偏差，每逢白天宿营，他都让太田延子住在他的附近房屋，便于监视；站岗放哨，也专门挑选年纪较大的战士，并特别强调，任何人不得擅入太田延子的房内。

虽然国籍不同，但人心都是肉长的。太田延子见新四军待她很好，感觉到了新四军确是文明之师、仁义之师，与日军对中国妇女的大肆奸淫蹂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她的脸上慢慢地有了笑容。有时给她东西，她还鞠个九十度躬，咕噜几句日本话表示谢意。

经过四天四夜的艰苦跋涉，终于赶到了半城镇附近的杨井村，并与师部前来接应的部队会了面。任务终于顺利完成了，程同谟这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向新四军投诚的两名日军（右为平泉市郎），后来都参加了新四军。

在太田延子被押送半城的前后，有一位后来成为太田延子丈夫的日军联络兵（一等兵）矢口庄司，正在谋划出逃到新四军第四师。矢口庄司，当时22岁，是日本京都茨城县人，上过学，家中有父母姐妹，父亲60余岁，从医。矢口庄司于1940年被征入伍，曾在战斗中负过轻伤。他从家信中知道母亲曾来中国找他，但没能联系上。此时，矢口庄司正随部驻扎在处于淮北宿东游击根据地区域的津浦铁路小李庄车站。

这年夏天以后，新四军第四师敌工部门加强了对日军的攻心战，用日语写传单进行政治宣传攻势。矢口庄司发现了传单。他入伍以前曾在一个朋友处看到过《共产党宣言》，知道共产党是劳动人民的政党。到中国以后，他知道了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现在又看到了传单，才知道新四军也是共产党的奔队，也知道日本对华战争是侵略，将来一定要失败。看到传单的不少同伴很悲观，甚至想自杀。矢口庄司想，与其自杀，不如向新四军投诚，将来回不了日本，就做一个中国人。

就这样，矢口庄司暗下决心投奔新四军部队。10月25日，他趁着出差送信的机会，从小李庄火车站据点跑出来寻找新四军部队，路上恰巧遇到新四军第四师宿东游击支队的两名侦察员，当即把他带回支队，随后被送到了在半城的第四师师部。

矢口庄司是第一个向主动淮北新四军部队投诚的日军，受到了第四师的欢迎。第四师师部在半城镇召开了“欢迎国际友人反战大会”，师长彭雪枫在会上讲话，欢迎矢口庄司“站到中国人民一边”。不久，新四军军部又专门派出日本人反战同盟委员会成员后藤勇，到淮北根据地陪伴帮助矢口庄司。

随着太田延子和矢口庄司、后藤勇的到来，第四师敌工部多了一项接待工作。到1942年春，第四师敌工部已有六七名投诚和被俘的日本人。敌工部按照优待俘虏的政策规定，对他们的待遇尽可能从优，除发给比部队指战员多一倍的零用费，还尽可能按照日本人的习惯，给以特别照顾，如洗澡（他们爱洗澡）、文体生活等，都安排得更加好一些。同时，加强对他们的教育，根据他们的文化层次和思想觉悟，找一些必读的书籍，讲解时政问题，个别谈心，启发他们改变错误认识，树立正确思想。他们懂得了“日本对华战争是非正义的，日本必败，中国抗故必胜”的道理后，主动要求组织起来，为结束战争作贡献。于是，第四师敌工部帮助他们成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淮北支部（后改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淮北支部），以发挥他们反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特殊作用。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淮北支部制作的通行证

1942年2月26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淮北支部在半城举行了成立大会，选举后藤勇、林博、矢口庄司为支部委员，后藤勇为支部长。太田延子成为了这个支部的成员。淮北支部成立大会的消息在第四师《拂晓报》、淮北区党委《人民报》刊出后，对日伪据点影响很大。泗县城内的日军小队长矢冈向一个常到半城的商人询问：“你在半城见过日本人没有？”商人说：“见过4个。”矢冈问：“新四军难道不杀他们吗？”回答说：“不杀的，还优待他们呐！天天和新四军在一起，有说有笑的，打篮球玩呢。”矢冈高兴地说：“好的好的，真的不杀。”还要了新四军第四师的宣传品和布告。

淮北支部成立后，包括太田延子的支部成员都成为了第四师敌工部的工作人员，也正式成为了新四军战士。他们积极开展对日军工作，出版日文小报《士兵之声》，印发大量宣传品，尤其是在武装掩护下，夜晚进行阵地喊话、谈话唱歌等宣传，收到了显著效果。这年的10月14日，淮北边区召开第二次参议会，彭雪枫师长在会上作军事工作报告，专门表扬说：“一些国际友人，脱离日本军队参加我们部队的抗日同志，如后腾勇、矢口庄司、林博、太田延（女）等到这里虽不久，中国话学得不错。他们为了反对日本军阀，成为新四军的一员，每天写传单标语的稿子同样努力不懈，刚才我说的对敌伪军的宣传品，大半都是他们写的。”

在进行敌工工作的同时，太田延子的个人生活也不断充实丰富。在和矢口庄司的接触中，她逐渐喜欢上了矢口庄司，互相间产生了感情。1943年，他们结成为一对夫妻。1944年夏天，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并为爱子起名嘛嘎达。但随着全民族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发展，就在儿子出生不久，他们夫妻俩的生活也迎来了一个重大转折。

1944年秋末冬初，日本共产党总书记野坂参三命令，所有分散在中国共产党管辖区内的反战同盟盟员一律回国，以便加强日本国内的反战力量，促成日本早日投降。由于当时所处的恶劣环境，野坂参三特别强调，要秘密回国，不准带孩子家眷；孩子家眷，作为遗留问题，一律留待以后处理。

根据命令，太田延子和矢口庄司这对青年夫妇必须留下儿子嘛嘎达。他们走后，孩子留下来怎么办？面对骨肉离别，第四师敌工部门作出了专门安排。敌工部部长吴宪亲自找来敌工干部刘一孚，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将太田延子和矢口庄师的孩子抱回家里喂养。

刘一孚家住淮北抗日根据地泗南县双沟乡高套村（今属江苏省泗洪县）。接受这项特殊任务后，他立即赶回家中，向母亲和妻子刘凤英说明情况，做好了安排。

在一个黑漆漆的夜晚，刘一孚夫妻俩和母亲一起来到太田延子夫妻的住处，准备接孩子。一进门，只见太田延子正流着泪抱着孩子亲吻。她神情恍惚，两眼红肿，咀唇颤动着，似乎想对他们说点什么，但没有说出来。当刘凤英把仅有四个月的孩子接过来时，太田延子再也控制不了内心的感情，只听“扑通”一声，跪在他们面前，泣不成声地说：“拜托您们啦！拜托您们啦……”

抱着嘛嘎达回家后，为了安全起见，刘一孚夫妻俩把他的名字改为刘太山(“太”即纪念太田延子)。当时，他们只有一个女孩，对外人就说嘛嘎达是他们抱养的。自此，刘太山就成为了他们的养子，受到了他们全家的悉心照料。

对于刘一孚家多了一个孩子，乡邻们开始时并不注意，但谁知时隔不久，孩子的真实身份就暴露了。

事情是这样的：回国前夕，太田延子时常暗自饮泣，思念孩子。为了减轻相思之苦，她不顾组织上的有关规定，一个人悄悄地步行四五十里，专程来到高套看望爱子。高套村是一个地处偏僻的村庄，一下子来了个打扮入时的女子，自然引起了乡邻们的注意。他们从太田延子一口生硬的中国话中判断，这女子八成是日本人。提起日本人，双沟人民无不切齿痛恨。1940年中秋节，日本侵略者曾无辜杀害了双沟600多名手无寸铁的居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双沟惨案”。当然，太田延子夫妻和那些杀害中国人民的日本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太田延子的身份和经历。因此，刘凤英遭到了乡邻们的误解、歧视和嘲讽，历经了各种艰难。后来，地方党组织出面做工作，当地老百姓这才理解，谅解了。

太田延子和矢口庄司夫妻踏上了回国的征程。让他们想不到的是，这也是他们和爱子嘛嘎达的永久分离。可能让他们更想不到的是，他们的爱子，在没有一丝血缘的中国夫妻养育下，平安健康地长大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刘太山到了入学年龄，便被送到学校读书。到了成婚年龄，刘太山在刘一孚和刘凤英的关心下建立了家庭，妻子是一个温柔、贤慧的农家姑娘，育有5个子女。再到后来，刘太山又被地方政府安排到国营江苏泗洪双沟酒厂工作，厂里还优先为他家排了一套新住房，生活过得美满幸福。

遗憾的是，刘太山没有能够找到亲生父母。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后，刘一孚曾与日本驻华大使馆、日本华侨总会、中日友好协会和中国红十字总会等许多单位联系，还曾给廖承志等领导同志写过信，可惜一直没有太田延子和矢口庄司的任何音讯。

历史留下了遗憾。但当年淮北抗日根据地军民与太田延子之间谱写的人道主义乐章，应该继续传唱下去。（执笔赵连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