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汽“两下三上”的选址历程（三）

第二汽车制造厂“两下三上”的选址历程（三）

陶维平 刘明辉 左芳

导读：1966年，一个饱受争议的决策最终尘埃落定：第二汽车制造厂选址正式敲定落户湖北十堰。这场历时14年的选址之路，宛如一部跌宕起伏的历史长卷，既考验着决策者的战略智慧，更深刻展现出新中国工业化的坎坷与坚韧。要让一座占地百万平方米的巨型工厂在一片空白中崛起，背后复杂的政治博弈、国防考量、经济平衡，让每一处选址都仿佛在走钢丝。这般错综复杂、迂回曲折的决策历程，不禁引人深思：为什么是十堰？这一抉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一段波澜壮阔的往事？

第三次“上马”

1962年，部队提出两吨半、五吨、八吨的三种军用车型的供应需求。1964年，中共中央在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根据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需要，要求在中国南部再建个汽车制造厂。同年，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的意见，第二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二汽）成为重点项目。为落实中央决策，1964年12月，第一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一机部）在长春召开汽车规划会议，谈论涉及组织联合公司，一种意见主张组成以第一汽车制造厂为核心、联合东北、华北、西北的长城汽车公司，一种意见主张以二汽为核心、联合上海、南京、武汉的长江汽车公司。会议最终确定二汽负责生产两吨半车型。1965年4月10日，一机部正式向周恩来作出报告，建议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内地建设一个能生产1吨至8吨各种载重汽车的重型汽车生产基地。7月16日，一机部又向周恩来报送了《关于中型载重汽车生产基地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建设方案》。这一年的12月，中国汽车工业公司（1964年，一机部以汽车工业为托拉斯试点，成立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决定成立由饶斌、齐抗、李子政、张庆梓、陈祖涛组成的二汽筹备处。饶斌负责筹建工作。筹备处成立前后加强了选址、建厂指导思想等方面的工作。

铁路线的建设成为选址的关键因素。当时，中央决定建设川汉铁路。1964年10月，在四川西昌召开的三线建设方案论证会上，提出过修建铁路两个方案：一个是南线方案，从武汉经常德到重庆；一个是北线方案，从武汉经襄樊（或宜昌）到重庆。当时，南线方案呼声较高。1965年2月至4月，饶斌带队根据川汉铁路的南线方案，到四川的宜宾、泸州、内江、达县和贵州的贵阳、遵义、安顺等地踏勘。同年7月，选厂工作组由齐抗带队，第二次到湖南实地踏勘。经过踏勘后，工作组认为把厂址摆在湘西的辰溪、泸溪、沅陵三个县境内，相距约50公里，比较可行。工作组将这个方案向部局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基本同意，并要求尽快深入地开展工作。8月，由汽车工厂设计处、建工部中南工业建筑设计院、一机部勘测公司华中勘测大队、长春汽车研究所的30多人组成的选厂工作组，对辰溪、泸溪、沅陵进行了进一步的踏勘。在踏勘和作方案的过程中，陈祖涛从北京打来电话，传达了中央提出的“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要厂址靠近大山，进洞。根据中央精神，选厂址工作组修改和补充了厂址方案，还察看了数个石灰岩溶洞，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川汉铁路改线襄阳，选址工作组入鄂踏勘。到了1965年11月，党中央、国务院明确川汉铁路改线，在湖北境内建设襄渝线，选厂工作组便迁往十堰至安康一带选址。当时，一机部部长段君毅陪同邓小平前往攀枝花视察钢铁基地，提议将二汽置于确定修筑的襄渝铁路附近。邓小平认为理所当然，应当随铁路线变动。当晚，邓小平电话请示了周恩来，周总理说，可以同意，要报告毛主席，如主席无意见，即不再专门回答。最终，毛泽东、周恩来都同意二汽随川汉铁路线的变化而重新选址。1965年11月3日，由齐抗带队的选厂工作组从北京出发赴湖北武汉、襄樊搜集一些必要的资料后，于11月13日离开襄樊进山。

厂址确定于六里坪至将军河一段。选厂工作组在离京前曾到铁道部了解了铁路情况，铁道部第二设计院设计的川豫线（后来叫襄成线，即现在的襄渝线）在湖北境内有南线和北线两个方案，厂址选择在铁路线南北两方案的讨论与博弈中展开。南线方案始于安康，经平利、竹溪、竹山、房县到朱家坡，北线是从安康起，经旬阳、白河、将军河、鲍家峡、黄龙、十堰、六里坪、草店、三官殿到光化。根据两个铁路方案，选厂工作组先后踏勘了光化、丹江、郧县、十堰、黄龙、房县、竹山、竹溪、平利、安康、汉阴、石泉、白河、将军河、六里坪、浪河店、老营、谷城、盛康、石花街等地，了解了许多情况，搜集了大量资料，于12月3日返回北京。1965年12月，选厂工作组了解到襄渝铁路采用北线的可能性较大后，便第二次进山，踏勘了谷城、盛康、石花街地区及老营、戴湾、丁家营、浪河店、十堰、郧县、六里坪、白浪、花果、黄龙、将军河、白河一带，在十堰附近重点看了顾家岗、叶家湾、李家边、茅箭堂、陈家岗、马路坑、白浪堂、郑家湾、余家湾、方块、十堰、头堰、二堰、三堰、五堰、狗盆、狗咀、张湾、花果等地。选厂工作组两次到鄂西北、陕南一带、踏勘了20多个县镇，先后跑了80多个单位和部门，搜集了铁路、公路、航运、地形、地资、水文、地震、气象、洪水、水源、电源、山水库、工业、农业等方面的大量资料，根据可用地面积、铁路修建时间、抗震等级等因素，结合1966年襄渝铁路定线湖北，最终得出结论：十堰到将军河一带可以建厂。

具体分厂选址过程中的设计理念博弈。在作厂址方案过程中，对于“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如何理解和怎样贯彻，是一个难以调和的难题。“靠山、分散、隐蔽”的主要特点是：山势越是陡峭，峡谷越是窄小，对空隐蔽越是有利；工业建筑要一贴、二埋、三嵌、四散、五藏、六进洞、七伪装；一个建筑群的总面积应控制在20000平方米上下，几个建筑群应布置在相邻的山沟里，建筑群之间的空间距离不得少于1000米。对于以上意见，出现了很大分歧，部分人坚持贯彻，部分人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1966年8月3日，一机部部长段君毅来到现场，察看了地形，听取厂址汇报后指出，工厂布置要“靠山、分散、隐蔽”，但要适当的分散，适当的集中，这样大的汽车厂不让敌人发现是困难的，都进洞也进不起，因此要积极防空。并强调说，你们汇报的最分散的方案，已经分散到了极点，隐蔽和分散是需要的，但也要看生产的合理性，要算经济账，最隐蔽的方案可能是最浪费的方案，基建投资增加三分之一就不干了，二汽的成本要同一汽比较，分散后仓库和动力站房要增加多少？运输费要增加多少？厂房小了生产是否可行？他还提出，做方案时要广泛发扬民主，可以展开辩论，不要片面的用“备战”压人。同年8月中旬，国务院对国家建委党组《关于在“三线”建设中，进一步贯彻“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加强对空隐蔽问题的报告》的批复指出：在三线建设中，既要坚决贯彻“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又要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对不同的建设项目提出不同的防空隐蔽要求。对于国防尖端和重要民用骨干项目，必须采取切实可靠的防空隐蔽措施，要害部分和关键设备要尽可能就近进洞下地，并且要千方百计力争不影响或少影响建设进度，不增加或少增加投资。

二汽最终确定分布于镜潭沟、东沟、大炉子沟、小炉子沟等地。筹备处根据所掌握的80条沟和地块的条件，按照汽车生产的工艺路线和特点，划分了发动机、底盘、总装冲压、技术后方四大片，并发动参加选址的近百人的专业队伍，大家动手做厂址方案，共提出了40多个方案，经过讨论归纳修改后，向老营审查会议推荐了西一、西二、西三方案，就是摆在堵河以西的方案，从小峡口至将军河附近的南沟一段的范围内，长度约13-45公里，占了6-17条沟，其特点是山高沟窄，隐蔽条件最佳，但生产经营条件较差，基建投资也高，东一、东二方案就是摆在堵河以东的方案，从茅坪附近的梁家沟至花果附近的陈家沟一段的范围内，长度约10-22公里，占8-10条山沟，其特点是山低沟宽，“山、散、隐”的条件差，但生产经营条件较好，基建投资也较低，这个方案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比较相近的，以及中一、中二方案，就是开发堵河以西和堵河以东有条件的山沟，从花果附近的视堰沟至鲍峡附近的两河口，长度约44-59公里，占了11-14条山沟，其特点是利用堵河东、西两边山高沟窄的山沟，分散的比较突出，隐蔽条件也好，但分散后生产经营条件差，基建投资也高，共七个厂址方案。

1966年10月7日，二汽总体布置方案现场审查会在老营胜利召开，参加会议的有45个单位，400余人。专业技术人员分别向大会作了详细汇报，会议分两段听取总体方案及有关专题介绍，第一阶段分批到十堰、黄龙、鲍峡、陈庄等地进行实地察看，第二阶段学习方针政策，并讨论建厂方针和总体布置方案。在讨论过程中，包建厂的同志，对堵河以西的西方案和横跨堵河的中方案进行了抵制，认为中方案不利于组织生产，西方案建设周期拖长，不符合多快好省总路线精神，经过激烈辩论，意见逐渐接近。26日，白坚副部长作了总结发言，同意东方案，建厂范围是：东起白浪，西抵堵河，北至刘家沟，南到枧堰沟，东西长20余公里，南北宽10余公里。

1967年2月，一机部原则上批准了老营现场会议纪要。专业分厂的选址及其原则。按“四片一疏散”和按总成从毛坯到装配基本封闭的生产原则，以底盘、发动机、冲压总装和技术后方为中心，划分四片，分散布置，并将有关附配件厂进行疏散布置。总装配和冲压（车身、车架、车轮、冲模）等专业厂放在厂区东部的狗培、镜潭沟、寺沟等处；底盘（车桥、减速器）、锻工，可锻铸铁、传动轴等专业厂放在厂区北部的大岭沟、赵家沟、东沟、后槽、刘家沟等处；发动机、传动箱和灰铸铁等专业厂，放在厂区西部的花园沟、安沟、枧堰沟和头堰等处；技术后方（刃量具、设备制造、设备修理、通用铸锻、动力后方）专业厂，放在厂区中部的吕家沟、周家沟、袁家沟、大炉子沟、小炉子沟等处。对于专业厂的选址及其原则，白坚在老营会议总结时认为，这个方案贯彻了“靠山、分散、隐蔽”与经济合理相结合的原则，按照汽车工业生产的特点，把23个专业厂组成4大片，形成一个分散布局但又是有机联系的整体。

关于二汽的选址之争。虽然老营会议决定了东方案，但争论一直不断。少数人持反对意见，坚持西方案，并提出要到北京向上级反映情况。到文革时期，又有人对老营会议的决议提出了质疑，要求重新审查并选定厂址。为此，中央有关部门分别于1967年4月和1968年6月到二汽现场，召开了两次厂址调整会议。会议认为老营会议所确定的厂址和总体布置基本上是合理的，所以按照“基本不动、适当调整”的原则，对厂址作了局部的调整。这一结论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1968年9月，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先念将湖北省《关于第二汽车制造厂厂址问题的报告》批给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余秋里。10月6日，李先念主持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讨论为二汽装备新设备和解决投资等问题。会议决定措施费由财政部拨给。设备，物资部库存有的，可先调拨；不足的另行下达指标，由一机部自行安排制造。10月28日，李先念签发国务院批准一机部关于加速二汽建设的报告，要求有关省市和部委动员各方力量支持二汽的建设。11月，李先念在与周恩来研究工作时，请示二汽厂址设置问题，周恩来表示二汽要在湖北郧县十堰地区建设。这才让选址之争画上了一个句号。有了这一锤定音，二汽的建设速度明显加快。1969年8月，李先念在一机部军管会提请国务院批转《关于加速第二汽车制造厂建设的报告》的请示上批示：特急。10月28日，国务院正式批转了这一报告。批转文件指出：这是国家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各方面要大力协同，紧密配合，保证一九七二年按期完成成批生产军用越野车的任务。

对于争论，参加过选址工作的李学诗同志曾说：关于二汽的厂址当前有很多不同看法，如果撇开当时的历史条件，以现在的观点，从工业布局和经济效益方面对厂址作技术性的分析比较，肯定会发现许多问题和不足之处。但是从当时的政治形势、经济形势和当时的方针政策方面来看，老营会议能够对厂址作出这样的决定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是一个大胆的富有一定远见的决定，与机械行业同期在西南、西北的三线地区所选定的厂址相比，遗留的后患是比较少的。结合后来二汽的发展实际来看，李学诗的这一评价是中肯的。

老营会议结束后，1966年11月20日，饶斌带领二汽筹建处从老营搬到十堰一处叫十堰垭子的地方，并正式挂牌办公，因为生产军车，一机部通知二汽为二级保密厂，对外公开的名称是：东风机械厂筹备处。

1969年4月1日，二汽革委会决定从即日起，二汽所属单位对外称红卫厂，并启用代号：通用铸锻厂（5720厂）、设备修造厂（5721厂）、设备制造厂（5722厂）、刃量具厂（5723厂）、动力厂（5724厂）、冲模厂（5725厂）、车身厂（5740厂）、车架厂（5741厂）、车轮厂（5742厂）、总装配厂（5743厂）、车箱厂（5744厂）、底盘零件厂（5745厂）、钢板弹簧厂（5746厂）、木材加工厂（5747厂）、铸造一厂（5748厂）、发动机厂（5749厂）、铸造二厂（5750厂）、车桥厂（5751厂）、锻造厂（5752厂）、锻模厂（5753厂）、传动轴厂（5754厂）、水箱厂（5760厂）、标准件厂（5761厂）、化油器厂（5762厂）、仪表厂（5763厂）、轴瓦厂（5764厂）。代号透露出二汽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见证了一段艰苦创业、奋发有为的峥嵘岁月。

1967年4月1日在大炉子沟举行二汽开工典礼大会，同时红卫5720厂通用铸锻厂在大炉子沟工地上启动二汽开山第一炮，建设机修车间（后因工厂布局调走，通用铸锻厂调至周家沟）。

这一天，二汽建设委员会主任饶斌以洪亮的声音宣布“二汽建设破土动工！”当时参加二汽开工仪式的有几百人，有一机部的领导、二汽建设者以及施工单位。整个开工仪式历时两个多小时，在仪式上，还有来自郧县（今郧阳区）的工农兵文工团表演文艺节目，然后宣布开工，与会人员一起拿着铁锹挖土奠基。但由于当时受到“文革”的影响，二汽开工不久就被迫停工。

到1969年1月，二汽建设指挥部将通用铸锻厂（5720厂）列为先上马的重点，要求提前建成投产，以便为二汽全面开工建设提供条件。那一年，正值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二汽创业者们怀着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对九大的祝贺，制作了一枚毛主席大像章。这枚大像章凝聚着二汽创业者的智慧和汗水，标志着二汽第一炉铁水的诞生，也象征着二汽铸造工业的启航。1969年9月28日，在红卫大炉子沟，动力厂（5724）打桩奠基，破土动工，建设热工车间，二汽建设现场开始大规模施工，拉开了二汽建设生产的序幕，这一天成为东风公司成立的纪念日。红卫大炉子沟成为东风公司艰苦创业大规模建设，拉开二汽生产序幕的重要遗址。

[完]

（来源：《百年潮》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