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珈山下，年轻人敲开刘道玉家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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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下午，武汉大学2007级校友、音乐人思斯发现，她的社交账号不断涌入同校师弟师妹访问。他们焦灼地询问：“师姐，老校长真的离开了吗？”

她是青年学子中和老校长联系最密切的人之一。每次探望老校长时，思斯都会在互联网上留下记录。“某种程度上，我成了联系更年轻武大人和老校长的纽带。”

那天，思斯刚结束漫长的演出季，在武大校友群里看到了消息：“下午三点半，老校长离开了。”

很快，武汉大学官网发出讣告：著名教育家、有机化学家、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因病医治无效，于11月7日15时33分在武汉逝世，享年92岁。

思斯眼眶里瞬间噙满泪水，开始无助地在屋子里打转、嚎啕大哭：“从此，我们的精神世界失去了一位大家长。”

窗外飘起了雪。深夜的屋内，刚留学回来的孙铭泽关掉论文，找出老校长曾寄给他的领带，用5个多小时编辑了一条朋友圈：“珞珈山的大树从未真正倒下，他早已化作满天星辰，永远照亮后来者的路。”

刘道玉一生的注脚，都写在了武汉大学。青年时入读化学系，立志成为“诺贝尔式的发明家”；48岁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一场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晚年的他笔耕不辍，洞悉教育问题，在家中接待一批批慕名而来的学子……

在他生命的后半程，这个瘦削矍铄的身影常与校园内的年轻学子擦肩而过，鲜有人认出这是他们的老校长。但现在“刘道玉离世”的消息，引发了年轻学子的追忆热潮。

他用一生探索“大学应该有的样子”。在他逝世这一天，很多年轻人开始共同思考：何为好的大学？

刘道玉校长在武大中文系78级毕业生举办的写作讲习班开班典礼上讲话（1982年5月）。 受访者供图

他是谁？

“你知道昨晚老校长去世了吗？”武汉大学的樱花大道上，挟着蒙蒙秋雨，一位骑车路过的学生恍然对同伴提起。

11月8日，对许多涌入武汉大学的游客来说是一个寻常周末。

距离标志性校门仅数百米外，一条大道分岔出来的小路上，刘道玉老校长校内告别厅就设立在这里，化学院西楼的一个报告厅内。这座学院楼贯穿了他最初在珞珈山下求学、任教的十多年时光，也是他安息灵魂的最后一站。

因为是雨天，来吊唁的师生自觉把雨伞收起，整齐放在门外伞架上，再签下名字，取一朵小菊花进入室内，放在挂有刘道玉遗像的讲台下方。黑白照片里的他，眼神坚毅如常。

追思厅外不远处，是化学院学生聚集的宿舍楼“桂园”。这个名字是时任校长的刘道玉在1983年校庆那年，通过校长办公会确定的，一同被命名的还有樱园、枫园……这些口口相传的名字，后来也成为武大人的精神家园。

气候多变，今年秋天桂园的桂花意外开了两轮。但就在刘道玉临终的那个星期，第二次盛开的桂花最终被雨水打落，空气中最后一点桂花香气消散了。

老校长离世后的周末，这所以学生社团活动丰富著称的大学，暂停了所有文娱活动。武大人以一种安静的方式告别这位老人。

这种安静和沉寂，正如刘道玉在武大校园内度过的迟暮之年。

得知刘道玉离世的那一晚，大四学生王城在朋友群里重新转发了自己的旧文《武大永远的校长：愿为路石头，以见道玉》。这篇引用了多处刘道玉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的人物传记，用王城的话说，“更像是带着批注和思考的刘道玉读书笔记。”

两年前，王城在读校史研究文章时，第一次看到“刘道玉”这个名字。去年10月，武汉大学社团招新时，他萌生了为老校长写点什么的念头。当时一众学生社团都在操场上摆摊招新，一派热闹景象。老校长发起的湖北省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也在招募校内志愿者，但展台在操场边缘，十分冷清。

“我想让更多学子知道，刘道玉对于武大的分量。”王城花了10多天时间，找校内许多师长求证细节，完成文章并在自己的公众号发表。文章打开了许多武大人尘封的记忆。

20世纪80年代开始，刘道玉担任校长期间，武大迎来了影响许多人一生的教育改革：他率先推行学分制、导师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插班生制、转专业制等一系列改革举措，为武汉大学开教育风气的先河。

20世纪80年代，武大中文系负责老师带着两位同学向刘道玉校长汇报讲习班开办情况。受访者供图

当时，专门从事武汉大学校史研究的吴骁看完王城的文章后，兴奋地转发给了刘道玉本人，并向他表示：“您的事迹一定要在珞珈山上代代传下去！”

刘道玉却回复道：“我非常平凡，不值得你浪费时间。”

朋友“刘道”

很多武大普通学生的记忆里，都深藏着一个敲开老校长家门的时刻——温馨平常又夹杂着兴奋不安。

刘道玉的家，就在武汉大学的教职工宿舍区内，一栋7层的白色小楼房，他家住在2楼。楼下是一条笔直通往校外的路。房子紧挨着家属区的幼儿园，窗外时不时传来孩子追逐的声响。

屋内的家具陈设是上世纪90年代的模样，书架上的书码放得整整齐齐。客厅是全屋最宽敞的地方，中间摆放着一个老式布沙发。在不同年代里，这张沙发坐过杨卫东、易中天、邓晓芒……

“一进屋你就会感受到，房屋的主人对物质生活没有特别的追求，但十分注重生活的秩序和条理。”去过刘道玉家不下十次的吴骁说。

“到了晚年，只要还能起身走路，他几乎都在接待武大的学生。有的学生来为了排解人生困惑，有的人是崇拜他的教育理念，他都一一开门接待……”有位毕业校友描述。刘道玉明白，年轻学子踌躇满志走进家中那一刻，都带着自认为无比重要的人生课题。

今年刚从武大博士毕业的方磊（化名），也曾在8年前的一个上午，和同伴一起敲开校长家的门。学水利专业的他，对时代话题保持高度敏感。当时他问了老校长一个问题：大学究竟该培养怎样的人才？刘道玉的回复，让他有些意外：“大学课堂并不能让人成才，一个人的成才，只能决定于他自己，决定于他的志趣、理想和精神。”方磊记住了这句话，此后开始活跃在校内各种跨学科辅修课上，不少其他院系的老师都能叫上他的名字。

在刘道玉家中的茶几上，备着一个小本子和一支笔。来家中拜访的学生，都会被他要求写下名字。学生再次遇到他，他就会叫出对方名字。这种惊人的记忆力一直保持到晚年。

偶然一次“出错”，被2020级的孙铭泽遇到了。2022年，刘道玉已搬到校外养老院，孙铭泽辗转找到了他的住处，和他交流了许久关于人生与教育的想法。签名赠言时，刘道玉把他的名字写成了“孙恩泽”。后来，刘道玉发现了错误，在微信上和孙铭泽打趣说：“我把你的名字写成了孙恩泽，也好，寓意恩泽如海！”

刘道玉发现写错了孙铭泽的名字后，特地给他发去了消息。

在网络便捷的年代里，两人仍保持书信往来。孙铭泽每次的手写信都会附上一个字号很大的打印版本，他怕老校长看不清。

“刘道玉用左手写，右手不能写字了。”给孙铭泽的第一封回信结尾，刘道玉幽默地调侃身体的限制。古稀之年，刘道玉因中风失去了右手书写的能力，一步步学会用左手写字。

刘道玉很早学会了用微信，微信名是早年学生给他取的昵称“刘道”。即使到了生命最后几个月，他已不能写作，微信上回复学生的速度依旧很快。

“一个大学校长无论多么繁忙，接近大学生是义不容辞的义务。”和学生做朋友，这是刘道玉对自己的要求。

在武大读书期间，赵林曾参加过武大学生组织的“多学科讨论会”，正是在这个看起来有些“不务正业”的讨论会里，大学生们能从文史哲谈到数理化，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汲取知识。而被学生们称为“刘道”的校长，总是笑眯眯地站在学生们中间。

刘道玉和学生之间同频共振的状态，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更是心理层面的。

思斯是从江西一座小城市考入武汉大学的，父辈和祖辈都在煤矿上工作。她从小热爱原创音乐，但出于现实考虑，高考报考了就业更稳妥的新闻专业。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让她一度迷茫。

大一时，她去校医院看病输液，听到室内传来老校长刘道玉接受媒体采访的声音。

“一下子就听出来了，我没有见过他，但我听过他的讲座，翻看过他的书。”思斯手拿着吊瓶凑到了老校长跟前，她这才发现刘道玉也在输液，当时70岁刚过的他已是一身慢性病，是校医院的常客。

两个病号并排坐着，思斯向刘道玉发问：“我学的是新闻，但我从小的理想是做音乐，我才大一，能不能把我的大学时光用来写歌做乐队呢？”刘道玉对她说：“大学不是让你来成为社会的一个机器，而是让你成为你自己。”凭这句话，思斯确信了内心的想法。

刚上大一的思斯和刘道玉在校医院偶遇。 受访者供图

参与学生会竞选时，思斯把自己的竞选词编成了歌曲上台演唱，获得了高票。4年后，她是第一个在武汉大学举办个人原创演唱会的毕业生。

吴骁是1981年出生的，刘道玉也在这一年赴任武大校长。2012年，吴骁在刘道玉八十岁寿宴时对他说：“刘校长，我已经和您做了七年的朋友，我希望至少还能继续和您做二十年朋友！”

和校长做朋友，在很多武大学生看来并非比喻，而是事实。

吴骁和老校长相识于2005年，当时他刚毕业留校，听闻沉寂多年的老校长出版了自传新书。通过这本书的责编，他邀请老校长到自己创办的武汉大学校史研究会做一场讲座，刘道玉爽快答应。2005年11月5日，讲座开在一个能容纳200多人的阶梯教室，实际上涌进了四五百人，过道也被挤得水泄不通。

当时吴骁的社团邀请刘道玉来讲座的场景。 受访者供图

那次以后，吴骁常因为校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登门拜访。几次下来，校史聊完了，他们却没有丝毫减少交往的趋势。一次，刘道玉有一事向学校进言，他写完初稿后发给吴骁，诚恳地请他帮忙修改，吴骁也极其认真地对着老校长的文字“指手画脚”，最终，他所提出的修改意见被刘道玉采纳了很多。还有一次，吴骁看到刘道玉刚刚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有个别表述与史实不符，立即就说：“这句话不对，事实正好相反……”

在彼此表达观点时直言不讳，在两人相处时是常态。“我们彼此都有人格平等的思想，早就已经习惯了‘平视’对方。”吴骁说。

后来刘道玉先于吴骁有了微信，主动加上了吴骁，两个人至此又成了密切的“网友”。

吴骁和刘道玉经常在微信上聊天。受访者供图

自从2007年校医院那次见面后，思斯本科四年都没有再见过老校长。

“我害怕打扰他，也以为他把我忘了。”直到2015年，她已毕业在成都一家媒体工作，一位新闻学院的师妹忽然找到她，说起她在采访老校长时，老人忽然提及：“你们一个师姐叫思斯，她在大一时就问了我一个印象深刻的问题，她父亲是安源煤矿的工人……”

“当时眼泪夺眶而出，我没想到他依旧惦念着仅见过一面的学生。”当即思斯就决定再去探望刘道玉。

“思斯你胖了。”老校长见面就说道。她又一次被校长对学生的关注震撼。离别时，刘道玉对还是媒体人的思斯叮嘱：“你要保护好自己。”

爱的教育

在思斯看来，刘道玉有种魔力，“被他点拨过的孩子想不成才都难。”

在一次武大校友聚餐时，一位校友质疑老校长“有些功利，喜欢和成功校友打交道”，在场的思斯当即反驳：“有没有一种可能，在这些学生还是无名之辈时，老校长就已经倾注了关注？而你看到的只是后来的故事。”

“他是理想主义者，但也有很务实的一面，他愿意托举学生，把你需要的全都推到你跟前。”现在在思斯的手机里，有好几位武汉大学杰出交友的手机号，都是刘道玉给她的，让她以备不时之用。

2015年后，思斯每隔一两年就要去看一次老校长。 受访者供图

正如刘道玉曾在自传中介绍的自己笔名的由来，“道”对应“路”、“玉”对应“石”，合起来就是“路石”，无论在何种境遇里，他都甘做学生攀登高梯脚下的垫脚石。

“你只要坐下来，和老校长说几句话，他就能摸准你的心性，对症下药。”已经从武汉大学毕业近2年的孙铭泽始终记得2022年去看刘道玉时，他对自己提了几点嘱托，其中一条是鼓励他一定要出国留学，把自己历练得更开放后，再回国投身教育行业。他当时以为，老校长鼓励学生都出国看看。

后来他一次偶然和思斯交谈时，才发现刘道玉叮嘱过思斯不要出国发展，因为“这是你的根基”。两人这才明白，原来老校长会根据不同人的特质，开“私人订制药方”。

刘道玉写给思斯的电子邮件。

刘道玉的“药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变过许多人的命运。

1978年，赵林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考入了武汉大学历史系，而他原本的打算是读哲学。后来赵林考研又报了哲学专业。尽管在研究生考试中获得了不错的分数，但阴差阳错再次与哲学系失之交臂。

1984年年底，一场毕业前夕的聚会活动上，时任校长的刘道玉主动找到了赵林。“他首先向我道歉，说通过其他同学知道了我被调剂专业的事，问我今后打算。”赵林惊讶于校长的坦诚，尽管他考研时，刘道玉还未担任校长。

了解到赵林的就业意向并非从政从商后，刘道玉问他愿不愿意留在武大工作。

“我当时只提了一个条件，我的志愿一直在哲学方面，不想留在历史系。”赵林说。最终，兼任武汉大学自然辩证法研究所担任副所长的刘道玉，邀请他去研究所任职。赵林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哲学的世界，并最终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的身份工作至退休。多年来，赵林的哲学公开课总是一座难求，前来听课的学生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成为校园一景。

两年前翻开刘道玉的自传时，王城曾被一段情绪强烈的话吸引，那是刘道玉摘录的一封生物系79级学生给他的信，信里提到：“亲爱的校长：当我写这封信时，我简直苦恼到了极点！我自幼喜爱文学，做梦都想当一名作家……尽管生命科学是当前的热门，可是我对它却没有一点兴趣。每当我学习解剖课时，我想我也是一只兔子，现在不也是被放在砧板上，被人用手术刀一刀一刀地宰割吗？”

学一个自己想学的专业，几乎是每一代大学生最真挚的愿望。当时作为校长的刘道玉对学生有着极大的共情。

从收到这封信开始，刘道玉开启了武大校内转专业制度。他也批准了这名学生转入中文系学习。这一制度后来在校内广受学生好评，存续至今。

校内转学制度设立后不久，就涌现了一批横向成才的案例：学历史的，有数人成了报业领导人；学哲学的，许多人成了企业家；学外语的，有多人成了国际法专家和司法部门高级领导人……

“我也曾因为上了自己并不喜欢的化学专业而不甘和挣扎。”王城觉得，正是学校的转专业制度让自己看到了希望，现在他已成功跨专业保研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事实上，刘道玉当年倡导的许多教育理念在今天依旧适用。

赵林记得，当时刘道玉在武大首推的学分制改变了填鸭式教学，学生可以跨专业选课，有了自主成长的空间；而那些在文学、历史等领域颇有造诣，但却因数学等科目不及格而落榜的社会青年，则可以通过插班生制度获得进入高等学府深造的机会……

进入21世纪后，不少高校纷纷提出“学术假”制度，目的是让高校教师消除职业倦怠感。这一制度，早在刘道玉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时就曾施行。

卸任武大校长以后，刘道玉的教育学研究并未止步，他开始了一段新的旅程。

“他一本本地写教育研究，我给他写的人物小传里，就提到了20多本。”吴骁记得，有位校领导来探望他时，曾建议他用自己研究的教育问题著作去申报教育学的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但刘道玉思考片刻后拒绝了。

在刘道玉看来，研究教书育人的学问是自己的兴趣和理想，不需要这样一个头衔。“不就是一年多10万元么？”当时生活并不优越的刘道玉淡淡地对吴骁说。

2020年前后，在武汉大学78级中文系毕业生、北京三联书店原总编辑李昕的引荐下，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刘道玉的一本新作《论爱的教育》。在书中，刘道玉认为“爱和自由是教育中永远不能忽视的两个问题，爱在教育上的作用，是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代替的。”

在李昕看来，这是刘道玉一生从事教育实践的总结。1988年刘道玉不再担任武大校长后，曾创办“新世纪外语学校”，一所覆盖小学和中学的九年一贯制学校。书中很多内容，记录了刘道玉从高等教育到基础教育一脉相承的思考。

筹备新书出版期间，上海三联书店的编辑匡志宏和刘道玉有过许多交流。商讨书稿的过程中，匡志宏提出了修改意见。“他在收到我的修改提纲后，专门发来文档阐述他的意见，又经过几次邮件讨论，我们最终达成了共识。他同意了我对原稿的删节，又重新增写了几万字。”刘道玉那种平等的创作姿态，令匡志宏难忘：清晰、迅捷，带着一种老派的认真。

2020年年底，上海三联书店评定当年十大好书，这本书位列第一名。次年，上海三联书店在武汉江汉路开了一家实体门店，编辑邀请刘道玉前去演讲，他一口答应。

2020年底，刘道玉在上海三联书店的武汉实体店演讲。受访者供图

4月23日，世界阅读日当天，88岁的刘道玉在书店讲演。“他一直是个很犀利的人。”匡志宏说。在那天的活动现场，刘道玉回答现场读者的即兴提问，常常一语中的。

教育是让人成为更好的人，而不是标准化的产品，这是刘道玉坚持一生的理念。匡志宏说，“我认为他的理念最核心一点就是教育应该回归到人本身。”

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刘校长对大多数学生总是采取鼓励式教育，“有时候甚至会让你觉得夸得有些过头。”在和吴骁谈论了几次专业问题后，刘道玉赞赏吴骁对待历史求真的态度，甚至拿“做陈寅恪这样的大历史学家”来鼓励他。

刘道玉总是不吝啬对学生们的夸奖和鼓励。

但大部分学生并不会因为这种“爱的教育”而自大浮躁，相反，大多数人会变得更为自省。

孙铭泽一直将大三时和老校长见面得到的教诲，视为“晨钟暮鼓”：“后来每当被朋友邀约去宿醉玩乐时，我都会断然拒绝，就像是从身体里长出了一种向上的力量。”

大学的气质

“每次去看他，你都能感受到他的生命在一点点衰弱，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写作、思考。”自2015年后，思斯就养成了每隔一两年回武汉看一次老校长的习惯。

去年年底，刘道玉相伴一生的爱人刘高伟老师离世，这在所有人看来对老人是巨大的打击。他把微信名改成了“执子之手”，基本不再见客，对学生说的话也变得越来越稀少。

9月，刘道玉住进了医院重症监护室。思斯听到消息后赶去看他。在老校长家属的协调下，获得了5分钟探视时间。

当时刘道玉已经陷入深度昏迷状态，“他戴着呼吸机，胸腔一直在猛烈起伏、拼命呼吸……”思斯觉得老校长在那一刻，仍保持着和生命抗争的姿态。在医生的许可下，思斯抚摸了他布满针头、血管脉络却依旧清晰可见的手，还是像往常那样温热。

她凑到老人耳边说：“再坚持一下好不好？我们需要您。”

接下来的日子，依旧是深沉的昏迷。直到9月底某天，刘道玉忽然醒来，能正常吃三餐了。当所有人以为迎来转机时，他再次倒下，用上了体外心肺复苏机器，这次他再也没醒过来……

“思斯，你为我写歌，我很高兴，我也不避讳死亡，很早就让你师兄去写墓志铭。等你的歌发出来，也许我已经离开了。”几年前，在思斯陷入人生低谷期时，为了鼓励她把热爱的音乐做下去，刘道玉嘱托她为自己写歌。

2023年武大校庆期间，思斯在一次校友活动中遇到了师兄易中天，和他提及老校长的愿望，他立即答应为这首歌作词。没过几天，深情婉转的《你我相伴》诞生了。

今年眼看着老校长身体每况愈下时，思斯特地跑到他身边，拉着他的手为他哼唱了一遍。

“好听！”当时左耳戴着助听器，听力已十分模糊的刘道玉笑着对她说。

老校长离世当晚，思斯把这首歌正式发布在了社交平台上，完成了师生间的约定。

“写歌是我对他的纪念方式。他鼓励我们在时代中追求自我，小到对一个人的纪念，大到对国家的担当，他肯定着每个学生的价值。”思斯在这刻理解了老校长的用心。

11月11日上午，老校长刘道玉的追悼会在武昌殡仪馆举行，送别他的人群里有不同年代的武大师生、校友，还有外校的师生甚至是没有上过大学的市民。他们送来了花，写下长长的信……不少人在武大校园内发现，本应在3月开花的樱花，在这天却开出了不少。

刘道玉离世后，不少武大毕业生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对老校长的怀念。和他素未谋面的学子，大多诉说的是他在校园内留下的不显见却难以抹去的痕迹——

一位校友在自己的帖子里提起，一位学术名家来武大办讲座，他们正好在上一门课。任课老师看学生时不时张望讲座的方向，忽然放下手中粉笔说：“我们提前下课，大家去听讲座吧。我的课之后还可以给你们讲很多次，这位老师的讲座错过了可能要等很久。”

武大校园内的刘道玉创造学习奖共有36个本科生名额，一等奖12人，每人10000元，和国家奖学金金额相同。评奖条件共五条：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具有较强的质疑能力、具有独立研究的能力、拥有原创性成果、具有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只需满足任意三条即可申报，

刘道玉创造学习奖的评选时间设计得也较晚。申请的同学中，很多是因为就读文科专业，科研成果很难量化或者其他“劣势”，在其他奖学金中碰壁，转向投递这一奖学金。一名曾经获奖的学生表示，后来他去陌生的城市实习，也用这笔奖金支付了房租和生活费。

“让受教育者看得到希望”，这也是刘道玉关于教育最朴素的理解。

后来的武大人恍然发现，自己在武大感受到的身心自由和快乐，和这个老人缔造的大学气质有关——一切并未偏离教育对人本身的尊重。

孔象（化名）已从武大毕业数年，在一所重点高校担任教师。老校长离世后，他回忆起自己本科时经常逃课泡图书馆，却无意间被激发学术兴趣，一路读到博士的往事。

在他的记忆里，那时校园里没人成天把“保研”“绩点”当成人生追求；即使是学霸，也会看到他成绩单上的分数高低起伏，因为他有自己的学术兴趣点，不会平均用力；挂科无数的同学，如若在追求学业外的特长，在同学中依旧会被尊重。

这些被孔象视为“大学常识”的信念，在他目前任教的大学却并非如此。他身边不少学生热衷于把每一门课的绩点都提得很高，家境普通的学生更是如此。在这所理工科著称的大学里，他们认为自己已“错误”选择了较为边缘的人文学科，所以更要不断优化成绩和校内简历，增加人生“胜算”。而不少老师为了学院的排名和课程考核的量化指标，也鼓励学生这样做。

“很多学生做这些事时是很痛苦的。”常有学生来找孔象诉说类似的苦恼。他告诉他们：“或许家庭出身，会成为你的限制条件，但不该是你人生的天花板，你依旧有选择的权利。上大学要尽量避免功利的目的论。就好比你是一棵树，你最终的宿命就是长出果实被人吃掉，难道你要因此停止生长吗？”有的学生听了他的话，在课上表情舒展了许多。

“我只是希望沿着老校长的路，做教育该做的事。”孔象向记者重申。

“刘道玉不当校长后，仍不断有人去寻找他，从他身上汲取能量，因为他的时代，代表了我们大多数后来人想象中大学应该有的样子。”吴骁说。

刘道玉离世后，老校长的儿子刘维宁发文纪念父亲时提到：“教育让他为声音没有成形的孩子对世界发声。等这些孩子成熟可以和世界独立对话的时候，他就可以休息一下了。所以，我们应当通过教育和世界对话。”

斯人已去，留下的人究竟该做些什么？

王城似乎在更早的时候就看到过答案。去年他在写刘道玉的文章时，借了一本他的自传，在泛黄的扉页上，他看到了老校长早年的亲笔签名，“因为中风，他的手十分颤抖，写下的字像被闪电击中一样歪扭。”

那一页，一位学生留言写道：“这是老校长用颤抖的手写下的字，曲折的笔饱含人生的艰辛，所以我们年轻一代要努力，路必须要在我们脚下，越走越远，越走越宽……”

去年孙铭泽出国留学时，拿走了一块珞珈山的石头和刘道玉寄送给他的一条恐龙图案的领带，“他希望我日后站上自己的讲台时，能佩戴上这条领带。”

刘道玉给孙铭泽手写的寄语。

2022年夏天的那次拜访，他曾踌躇满志地向老校长倾诉：“日后若有机会，我想从事教育工作或从政，延续您的教育理念。”两人聊得尽兴。晚饭后，天色渐暗，孙铭泽要离开了。他向老校长鞠躬、道别，向门外走了几步后，忽然回首。

他发现在暮色的暖光下，刘道玉还站在原地，面带微笑却又眼神坚毅地目送着学生。“我们就这样对视着，彼此心里都清楚，这可能是最后一面了。”在老校长的目送下，孙铭泽的脚步再没有停下……

（实习生黄佳瑜对本文亦有贡献）

原标题：《珞珈山下，年轻人敲开刘道玉家的门》

栏目主编：王潇

文字编辑：王潇

本文作者：解放日报 杨书源 李楚悦 实习生 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