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坦言，杀杨宇霆前我从不迷信，但杀他后我不得不信

1929年1月11号一大早，奉天城那个风雨坛姜家祠堂，就那么摆着两口薄皮棺材，棺材盖子都没钉死，就蒙了块白布，前天晚上被打死的杨宇霆、常荫槐就躺在里头，血糊糊的衣服早就换了，胸口上头一人压了块银元，可那根本不是外面传的什么**“六连正”的袁大头**，真的那块袁大头，这时候还在张学良睡衣兜里揣着，他一宿没睡，那钱都让他身子给焐热了，可他就是没再掏出来过。

时间倒回去一天，1月10号下午，帅府老虎厅里头的壁炉烧得通红，张学良把那份《东北铁路督办公署草案》给推了回去，声音不大但是硬邦邦的，“中东路的事儿牵扯到外国人，得上报南京”，杨宇霆拿钢笔敲桌子，铛铛响，“少帅，东北是东北人的东北，不是南京的”，常荫槐也跟着把文件往前推，差点拍到张学良手背上，就那一瞬间，这个二十七岁的少帅想起了皇姑屯他爹出事那会儿，自己刚回奉天，杨宇霆当着所有人的面喊他**“小六子”**，还跟副官说“以后文件先给我看”，又想起挂新旗子合影，杨宇霆说自己“身子不舒服”不肯站中间，让全国的报纸都看了笑话，他更想起情报部门刚拿到的密电，杨宇霆正通过日本顾问，偷偷问关东军“把张学良弄下台行不行”。

他自己回了卧室，把门插上，摸出那块袁大头，对于凤至说，“我扔六回，要是回回都是正面，就干，只要有一次是背面，我就忍”，结果那钱掉地上六次，叮当响，全是正面，于凤至一把抢过来又扔了两回，还是正面，眼泪珠子直接掉在了地板上，“汉卿，这就是命”，张学良对着他爹张作霖的牌位跪下去，磕了三个响头，再抬头的时候，额头上红了一道印子，跟盖了个章一样。

晚上七点半，杨宇霆、常荫槐又进了帅府，副官说“少帅在老虎厅备了酒”，两个人前脚刚踏进去，高纪毅后脚就带着六个卫兵把门堵死了，念他们的罪状，“阻挠统一，勾结外人，立即执行”，枪声被厚厚的门帘子捂住了，就跟放了两个闷屁似的，杨宇霆胸口先挨了两枪，还挣扎着想去掏腰里的枪，第三枪直接打在后脑勺上，手这才软了下去，常荫槐被人按着脖子，一枪就解决了，尸体就扔在地上，连个毯子都没盖，也没说连夜运出城，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才拿旧军毯子裹上，扔上卡车，拉到那个风雨坛姜家祠堂先放着，那地方本来是清朝末年的一个祠堂，空房子多，守卫也少，好封锁消息。

第二天，张学良把张作相、万福麟这些老人都叫过来，就一句话“杨常俩人想造反，已经处理了”，跟着就把一万大洋的安葬费塞到杨宇霆大儿子杨春元手里，又派人去常家传话，“不牵连家里人，不查账，不抄家”，可奉天军队里头还是炸了窝，老将戢翼翘当场就把帽子给摔了，“招呼都不打，说杀就杀，以后谁还敢说话”，日本的总领事林久治郎也在密报里写，“东北没了跟苏联的缓冲，少帅这是自己砍了自己的胳膊”。

张学良啥也没解释，就在日记里写了句，“今天的忍，是为了东北明天的活路”，可不管忍不忍，他都开始怕黑了，奉天冬天的风呼呼地拍窗户，他让副官把卧室里所有的镜子都反过去扣着，说“看见杨宇霆站在里头”，1930年部队换防到北平，他还带着那块袁大头，可再也没扔过，那钱的边儿都被他指甲给磨出一条亮印子了，跟一道划痕似的去不掉。

好多年过去，在台湾阳明山一个下雨的晚上，九十岁的张学良跟唐德刚说，“杀杨宇霆之前，我什么都不信，杀了他之后，我天天信”，他说完就把那块银元放桌上，轻轻一转，那金属片嗡嗡地响，可他再也没伸手去按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