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贺子珍要回国，王稼祥请毛泽东批示，毛泽东：完全同意

1946年12月的莫斯科，气温已跌至零下二十度。伏罗希洛夫医院门口的昏黄路灯下，王稼祥裹着大衣，等着他的联络员尼古耐夫。空气里尽是雪末，行人稀少。就在几分钟前，王稼祥听完医生的诊断，确定自己必须继续留苏治疗，可他脑子里却不停盘旋另一个名字——贺子珍。

王稼祥来苏联不到三个月，却已从几位留苏同志口中得知：曾经的红军女政治指导员身体状况不佳，和女儿毛娇娇仍住在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附近的一处旧楼里。消息支离破碎，但他知道自己不能再拖。

第二天清晨，尼古耐夫带着一张详细住址赶来。得知目标并不在遥远的西伯利亚，而仅隔数百公里火车行程，王稼祥当场决定动身。夫人朱仲丽握住他的胳膊，轻声说了句：“一起去。”车站里的热水壶咕噜作响，冰冷月台上，两人登上开往伊万诺夫的慢车。

路程并不顺。混杂着战后撤离人潮，列车停停走走。六十多个小时后，他们终于站到贺子珍租住的砖楼前。屋里光线昏暗，炉火噼啪。久别重逢，没有寒暄，只有沉默。王稼祥后来回忆，当他喊出“贺大姐”时，对方抬头的一瞬，眼眶通红，却努力挺直腰板。

短暂问候过后，王稼祥提出把她和女儿接去莫斯科。贺子珍先是迟疑，旋即点头，那一刻她的回答干脆到近乎倔强：“回祖国，再难也要回去。”话音未落，她把目光落在一旁的毛娇娇——这个十岁女孩已经能说一口流利俄语，却几乎听不懂家乡方言。

手续并不简单。苏方有关部门以“疗养期未满”为由两度驳回出行申请。王稼祥急得直捶桌子，尼古耐夫不得不三番五次往返协调。第二年一月，批文终于盖章，他们获准在莫斯科暂住，等待回国交通线的安排。

莫斯科的日子，比想象要短。医生给贺子珍做了全面检查，确诊为胃溃疡合并神经衰弱。治疗间隙，她最大兴趣是向王稼祥了解国内形势：东北战场怎样？华北区粮食够不够？解放区孩子能不能上学？问题接踵而至，王稼祥干脆把《解放日报》影印件摊在她面前。

二月下旬，王稼祥写了一封长电报。电报中，他先报告了贺子珍身体、思想状况，再说明她强烈回国愿望，文末郑重落款“请求中央决定”。电报发出那天是莫斯科时间晚上九点，雪下得很厚。

延安时间三月初，一份加密电报被送到毛泽东的煤油灯下。通读后，他提笔只写了四个字：“完全同意。”没有解释，也无需解释，这就是最终指示。

批文传到莫斯科，贺子珍表现得异常平静，只是把毛娇娇搂得更紧。她随即提出一个额外请求：让毛岸青同行。岸青那时在莫斯科大学备考，学习俄语和政治经济学，自然求之不得。“太好了，一起回去。”他只说了半句，声音却有些哽咽。

四月，他们搭乘经满洲里的回国专列。车厢里除他们一家，还有两位需要照护的中国同志：一位炮兵连长、失明；一位烈士遗孀，带着丈夫遗物回家。列车缓慢行驶，加油、检修、换乘，原本八天行程被拉长到三十六天。大量时间耗在小站，大家轮流烧水做饭，也轮流给毛娇娇教拼音、写“回家”两个字。

五月初，哈尔滨站。站台上，李富春、黄敬等东北局代表早已等候。李富春迎上前，“旅途辛苦？”贺子珍握住他的手，只答一句：“不累，想马上工作。”她的行李只有一个硬皮箱，里面大部分是给岸青和娇娇带的换洗衣物。

东北局先为他们安排了住所，又赶制了冬装。哈尔滨的秋冬来得快，不得不防。可真正让组织头疼的，并非衣食，而是贺子珍迫切的“要岗位”。她被暂时安排在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机关党总支，主要负责支援前线的动员宣传。最初几次会议，她握稿不自如，甚至读错数字。

短板很快暴露：她脱离国内实际太久。为追上节奏，她几乎把所有休息时间都塞进档案室、图书馆。每晚十点，小台灯下，她列提纲、写讲稿，字不整齐，却一笔一划。对听不懂的术语，她就跑去请教技术干部；对回答不了的提问，她说：“给我一天，再来谈。”

一个月后，她开始独立到工厂、车间做政策宣传。工人们先是好奇，随后佩服：这位看起来瘦弱的女同志，能把复杂的土地法大纲拆成家常话，再配上战争形势图，用粉笔画得明明白白。

毛岸青被调往哈尔滨外国语学校，帮着筹建俄语班；毛娇娇进入小学，先学拼音，再练毛笔。周末母女在宿舍练习中文对话，小姑娘每说对一句，就得一颗花生糖。

1947年的夏季很短，的确也很忙。前线局势瞬息万变，东北局文件隔三岔五就发到机关，贺子珍常常半夜才回到住处。有人打趣：“你不嫌累？”她摇头，只回一句：“早几年失去的，要慢慢补回来。”

那年秋天，哈尔滨街头开始出现第一批用缴获钢轨改造的有轨电车。城市在恢复，战争仍在继续，许多故事才刚刚翻到新的一页。贺子珍没有再提出调动，也不再急着告诉别人自己曾经的传奇履历，她只盯着手边的工作，以及不远处课堂上传来的朗朗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