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聪扶掖《钟鼓楼》 | 刘心武

吴祖光先生在世时一大爱好，就是请客吃饭。饭局有时设在家里，更多是在餐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多次被祖光先生邀约聚餐。那时有餐馆慕祖光先生大名，且饭局上来的多是文化名人，希望祖光先生在那里安营扎寨，给大大的折扣，甚至可以免单。祖光先生为其书写了“生正逢时”的横幅，店主将其悬挂在最明显处。祖光先生也确实在那里邀约的饭局多一点，但他并不希冀折扣或免单，他请客全凭一腔热情，花多少钱全不在乎，调换餐馆多种口味，兴之所至，随店而安。我多次应邀与宴，觉得那是他的行为写作，也可以说是内涵丰富的行为艺术。

祖光先生生于1917年，1937年才二十岁的时候，就写出了抗日剧本《凤凰城》并搬上了舞台。1941年他编剧的《正气歌》通过对拒绝向侵略者投降的历史人物文天祥的讴歌，表达了广大民众对日本侵略者抵抗到底的心声。此剧在重庆演出时，我父亲是热心观众。1942年我母亲在成都躲日本飞机轰炸时生下我，那时汪精卫提出所谓“和平路线”，实际就是主张投降日本，父亲愤恨至极，母亲问父亲给我取什么名字，按辈分我是心字辈，父亲就说必须武力抗日，遂为我取名刘心武。我出生那年，祖光先生写出了成为中国话剧经典的《风雪夜归人》，1957年我十五岁，那时已随父母在北京定居七年，上高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了此剧，我看了两次，觉得领悟到其人文精神，喜欢得不得了。因此我跟祖光先生是有缘分的。

祖光先生饭局所邀，主体是他的同侪。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他和一些作家、画家、演员、报人、歌唱家，常聚在一处简陋却还宽敞的居所，后被戏称为“二流堂”。这个称谓的由来，有多种说法，我比较认同这一种：那时重庆文化名人云集，比他们辈分高名气大的一流文化人多的是，他们就甘于被称作二流以自嘲。上世纪八十年代祖光先生邀约的饭局，当年“二流堂”健在的人士多有现身，当然也延伸到一些与其相关的其他文化人，我见到的就有丁聪沈峻伉俪、黄苗子郁风伉俪、黄宗江阮若珊伉俪、王世襄袁荃猷伉俪……也见到过杨宪益先生以及“二流堂堂主”唐瑜等人。

饭局上常见到漫画家丁聪，他比祖光先生略大，一起度过青春期，一起成名成家，一起经历坎坷，一起生正逢时，一起在改革开放中继续绽放才华。他们之间的那种贯穿一生一世的深厚情谊，体现在一笑一颦、只言片语，甚至相对无言的微妙气场中，令我尤其感动。我曾看到过丁聪年轻时的照片，分明是个帅哥，但我结识他时，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的相貌本身就已经是一幅漫画，总是笑嘻嘻的，就餐时只拣肉吃，尤爱肥多瘦少的红烧肉。他自称爱人沈峻是他的“家长”，沈峻虽年近花甲而风韵犹存，我早耳闻沈峻为丁聪健康着想，在饮食起居方面对他多有约束，但在饭局现场，我却并未见到沈峻对夫君有什么“家长做派”，往往是，随丁聪自便，她会凑到新凤霞或郁风身边单聊，有时还咬耳朵，一起开心地笑。这种饭局虽然不乏谐谑调侃，但绝无低俗粗鄙成分，聊的主要还是文学艺术，比如祖光先生会聊到当年拍摄程砚秋《荒山泪》戏曲艺术片时，程先生觉得自己身材高大且发胖，怕出镜时失却美感，祖光先生就跟他说：“电影片子，‘电影骗子’也！我有办法帮你藏拙！”又比如郁风会提到她刚淘到一张布鲁克纳第八交响乐的黑胶唱片，“这个版本好极了，尤其第三乐章！”黄宗江则会大声臧否新上映的电影，比如盛赞达式常在《谭嗣同》里的表演，而对另一部电影里知名男演员的表演不以为然……这于我而言，都是极其宝贵的熏陶。

那时候我已经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正撰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钟鼓楼》。出书时文末有明确交代：“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七日开笔，一九八四年五月三十日竣稿。”我一九八〇年从北京出版社调到北京市文联成为专业作家，在北京出版社我曾参与大型文学刊物《十月》的创办。《十月》双月刊是我的娘家，竣稿后的《钟鼓楼》当然交付《十月》，但当时主持编务的副主编告诉我，当年第五期已经编好，鉴于《钟鼓楼》篇幅达三十万字，需分两期连载，则只能是一九八四年第六期刊发上半部，转年一九八五年第一期刊发下半部。我一听慌了。我私心想参加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而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参评作品，必须是至迟在一九八四年底前公开刊发的。如果《十月》那样安排，《钟鼓楼》就只能再等四年去参加第三届的评选了。

怎么办呢？急切里，我想到了章仲锷。老章原是我在北京出版社时的同事，那时他已与龙世辉、崔道怡、张守仁共享“京城四大名编”的美誉，我在《十月》刊发的中篇小说《如意》《立体交叉桥》，都是经他手编发的。他跳槽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也还编发过我的中篇小说《嘉陵江流进血管》，他有见地，有魄力，如果他看了觉得好，他是能够说动《当代》在一九八四年第五、六期连载的。当然，如果《当代》刊发了，也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

我就把《钟鼓楼》书稿交给了章仲锷。他很快看完，马上提交终审。负责终审的副主编看了大半就告诉他感觉很好，可以考虑撤掉已经编入的某些作品推迟到来年刊发，在《当代》第五、六期连载《钟鼓楼》，推荐参评第二届茅奖。老章把这个情况告诉我，我心花怒放。

但是当老章把进一步的想法告诉我时，我惶惑了。老章说他打算去找丁聪为《钟鼓楼》配上插图。我本能地说：“那怎么行？丁老长我二十六岁，是我的父辈，他出道时，我还没有出生，我十四岁的时候，买到过他一套给鲁迅《阿Q正传》画的插图，是装在一个硬壳封套里，好多张，像连环画一样……”老章打断我：“我也让丁聪给《钟鼓楼》画好多张。”我说：“他给鲁迅的小说画插图，另外给老舍的小说画插图，都是老一辈作家，他给画插图的例子也不多，给年轻一辈作家小说画插图，好像还从来没有过，这《钟鼓楼》是我第一次尝试写出的长篇，况且还没面世，怎么好意思让丁老插图？”老章说：“你不是常见到丁聪吗？最近就有机会吧？你当面求他吧。”我说：“怎么好意思开口？”老章不耐烦：“你一边歇着去，我去找他。《钟鼓楼》还要出书，封面扉页、装帧设计，我一股脑让他包下。”这更让我紧张。我说：“丁老很忙的，《读书》杂志每月封二一幅配图就够他画一气了，《钟鼓楼》都还没完成终审，《当代》这就要编入，画插图，得先阅读全文，再考虑如何大体均匀地插入，而且我这小说少说也三四十号人物，又具体规定了钟鼓楼四合院的背景，画起来很麻烦的，丁老很快就是古稀老人了……”老章摆摆手：“终审看完一部分，我给丁聪送去一部分，抓紧画，流水作业，完全来得及。你这人，给你锦上添花，倒弄成让你寒冬抱冰了！”老章不愧“京城名编”，为了一部他看上的稿子刊发、出书，他总争取尽善尽美，为达目的，竭尽全力。章仲锷2008年去世，我好怀念他。

我跟老章发生上述争执不久，就又接到饭局邀约，去了以后，丁聪沈峻伉俪俨然在座，我坐在离他们较远处，很不自在，心想本来我跟丁聪沈峻前辈关系挺融洽的，别因为这插图的事情显得我不懂事，尴尬起来。他们见我都点头示好，然后和他们同辈老友畅聊起来，言谈极欢。记得那次有黄永玉到场，他比祖光和丁聪先生小七八岁，虽已花甲，但血气方刚，那天他是骑摩托车来的，戴顶法兰西帽，抽个大烟斗，席间尽显风流倜傥，妙语连珠，带来满屋欢笑。正当大家被他逗得前仰后合，他却抱拳后离席，一会儿听得楼下摩托车发动声与车轮摩擦路面声，瞬息远去，真个是“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祖光先生他们的饭局可以迟到早退，从未有过因座次的虚礼揖让，开席后也无劝酒敬酒的俗套，主客还时常自然而然地离开餐桌另觅沙发座椅形成若干个“话语岛”，美食固然要享用，更重要的是在友情中陶醉。丁聪沈峻伉俪旁边的餐椅空出，我就走过去坐下，羞怯地问丁老：“章仲锷找您给《钟鼓楼》画插图啦？……”本想接下去说：“真不好意思，哪能劳动您呢？打扰了，您别在意……”没想到他笑嘻嘻地说了六个字：“读了。好看。我画。”我心里一惊，又一暖，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为好。沈峻阿姨一旁笑对我说：“我抽看了几段。那个海大妈，把虚荣当自尊，笑死人，你写得贼好！”她那“贼好”的褒词，说明她虽然祖籍福建，却因定居北京多年，驾驭北京话相当熟稔了。她跟我说：“我这个‘家长’拍板了，小丁已经起稿了！”我那时心里的忐忑一扫而空，注满了甜水儿。

为了《钟鼓楼》，丁聪搁下别的活计，专注地为《钟鼓楼》绘制插图，还为《当代》刊登时特绘了题图，对于请他为出书进行装帧设计，竟也一口答应，这里固然有章大名编善于约稿的功力，因为确实喜欢而慨然扶掖后辈的热情则是关键。

丁聪为《钟鼓楼》精心绘制的七幅插图，呈现了书中七个重要场景，从细节上显示了钟鼓楼下、四合院、杂居、世俗、脱贫奔富等地域、时代背景要素，书中三十个角色在插图中生动亮相，他是漫画家，因此画笔下的人物都带滑稽感，揶揄、幽默、调侃、谐谑的意蕴令人回味，画面中辐射出褒其善良、颂其质朴、讽其庸俗、刺其卑劣的多种指向，总体上笼罩着大悲悯情怀，与我的写作初衷紧紧相扣，就是老北京市民不管良莠多么不齐，磕碰摩擦在所难免，但到头来，绝大多数凡人还是能够互让互谅，以老北京市民文化传统中的人际至宝——温润宽厚，来一起迈进迎面的新时代、新生活。他的这七幅插图，离开小说文本单看，也会觉得有趣，不仅画出了个性鲜明的单体，还特别生动地呈现了角色间的互动或互避，画面中戏剧张力十足。

《当代》一九八四年底前刊完《钟鼓楼》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丁聪设计的封面雅洁大方，选择了接近浅咖啡的中间过渡色为底色，右下方的鼓楼剪影既精准又富有漫画意味，配上书法家傅家宝题写的书名，抢眼又润目。扉页右下方钟楼剪影也十分提神。这个四十年前的初版压膜签名本在旧书网上最高报价已达1899元。

《钟鼓楼》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荐参评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有天忽然接到《文艺报》副主编吴泰昌电话，他似乎是在评委投票出结果以后立即致电给我，语气急促言简意赅：“你得了！李凖全票，张洁少一票，你少两票！”我高兴坏了。

获奖后某天，我忽然看到《光明日报》刊出前辈韦君宜的长文《我喜欢长篇小说〈钟鼓楼〉》，那时长期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的韦君宜刚刚离休，她那些年审阅签发过多少长篇小说啊，再好的文本，恐怕也会审美疲劳，而她竟由衷地发表长文肯定我、鼓励我。许多人有所不知，1978年我还是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编辑，有次因为某原因，还顶撞过她，她真是个直来直去的爽快人，觉得我不对，劈头盖脸就批评；觉得我写得好，不计前嫌径直叫好，她那篇文章没有客套话，没有废句赘语，就是扎扎实实地道出好在哪里，她为什么喜欢，为什么推荐。我看到文章后翻找出多年未拨通过的电话号码，向她致谢。她说《当代》每期自然都要送她，她没有时间精力都看，是偶然见到一九八四年第六期，刊登的是《钟鼓楼》的后一半，首先引起她注意的，是丁聪的插图，眼睛一亮，于是先把小说后一半看了，再找上一期，补看了上一半。我说：“这么个看法，您也能喜欢？”她说：“你这小说的好处，是翻开哪一段都能看下去。”这是至高的评价了，而引线，是丁聪的插图。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一位同辈人跟我说：“都什么年代了，丁聪还是那种把每根线条都要交代清楚的画法！”当时老舍的话剧《茶馆》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复排演出，他也是类似议论：“《秃头歌女》《等待戈多》都出来好多年了，怎么你还那么欣赏《茶馆》？”他的想法有他的道理，上世纪八十年代，同辈人以及比我们更年轻的一些创作者，都崇尚“现代性”，更膜拜“先锋性”，在那种想法下迸发的创新激情，确实也给中国文艺增添了许多突破性的文学艺术奇葩，那是至今值得肯定与怀念的一段历史时期。但我一贯不薄旧韵赏新曲，总觉得文学艺术本应百花齐放，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有其涌现甚至崛起的道理，现实主义更有其延续壮健发扬光大的充沛活力。丁聪的漫画，在西方抽象绘画崛起之后，那种把每根线条都要交代清楚的写实画法，确实显得“守旧”，但极具个性，你把他的画混入中外古今所有画家的画作中，总能一眼认出“那是小丁”，就是大体同时代的中国杰出漫画家，丰子恺、华君武和他的作品，尺幅大小相近，总体的写实追求都明显，其风格差异也一眼能辨。丰子恺作画多有留白，具象为体抽象为辅；华君武与丰子恺一样多用软笔作画，但华的漫画更多依赖文字的相辅相成，揶揄多于幽默；丁聪的硬笔线条画则规整流畅，幽默温情大于讥刺尖刻。

《钟鼓楼》不是爆发式畅销书，但从1985年至今四十年间，已有三十四种版本，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有十三种版本，其近年的平装本、特装本、典藏本每年总要加印几次，或3000册或5000册，算得是长销书吧。2019年学习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联合出版了精装本《钟鼓楼》。我国香港、台湾地区早有繁体字竖排本出版。日译本于1993年在东京出版。英译本2021年由美国亚马逊穿越出版社出版，2022年《纽约客》杂志将《钟鼓楼》英译本列为年度英文好书。2023年《钟鼓楼》西班牙语版在西班牙出版。1985年《钟鼓楼》由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拍摄成八集连续剧，获得第三届巴西里约热内卢国际影视节评委特别奖。2022年《钟鼓楼》改编的话剧在国家大剧院等处演出。

写作多年，成绩有限，《钟鼓楼》算是可以提起不羞的成果吧，而扶掖过它的丁聪前辈，已于2009年仙去，其恩情我没齿难忘。丁聪曾为许多文艺界人士画像，也曾为我画过一张（上图）。最近有人看到说，怎么把你发量画得那么丰满啊？找出一张1988年与丁聪先生的合影（下图），请看，他多写实啊！

2025年10月6日于温榆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