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文儒：怀念毅生师

阎文儒（1912—1994），字述祖，又名成凡，号真斋主人，辽宁义县人，考古学家。1933年毕业于东北大学史地系，1936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向达先生，1941年，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1948年后，历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讲师、副教授、教授，讲授《中国考古学史》、《中国美术史》、《石窟寺艺术》等课程。阎文儒先生在中国石窟寺考古、艺术考古等领域贡献突出，主要著作有《中国石窟艺术总论》、《两京城坊补考》、《中国考古学史》等。

予与郑天挺师相识已逾四十年。在近半世纪交往中，先生给予留下印象为：和蔼可亲，助人为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治学谨严，成绩斐然。今举其要者以述焉。

“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一九三八年在云南予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其时郑先生任副所长。予之业务导师虽为向达先生，但涉及历史学，尤其是明清史诸问题，每问及郑先生，总是循循善导，详为讲解。先生不仅对予如是，对其他所有学生均如是，为此文研所之同学者，每谈及先生，均道及非一般教授可比拟，可敬可亲，并视郑先生为良师益友。

予自研究所毕业后，郑先生等留任予为研究助教，此后予赴西安考古，一九四三年又与向达师、夏鼐先生至河西考古，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归来，均得到郑先生之许诺与经济上得到北大之资助。倘无此段实地发掘，调查学习与经验，予亦不可能在北大考古专业任教三十年。

向达师逝世十八年矣，当日在敦煌率予发掘时，经常道及郑先生之为人，忠于友谊，倘无郑先生之推荐，亦不可能再莅敦煌，偕予西上也。

前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唐兰先生，予之业师也。居滇时，唐先生升任副教授，但研究所重新招生，即任为古文字学导师，当时固有某教育专家之任命，而实际能识唐兰师之学识者郑先生也。予前兼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时，此为唐兰师于闲谈时，亲自告予者。

金毓蔽先生，予之乡长也。一生浮沉有年，曾任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沈阳博物院院长。最后任北大文研所明清组研究员，而郑先生除任北大秘书长外，又任明清组主任。金先生告余曰：余宦海浮沉数十年，识人多矣，但对老年和蔼可亲，无过郑公者，真可称：“礼之用和为贵”。真诚热情，笔难罄述。

一九四六年底予负责于沈阳博物馆事，一九四七年改为国立沈阳博物院，由金毓蔽任主任委员，余任委员秘书主任；是年余因公来京，时郑先生寓居北平小酱坊胡同，约数同学饱以盛餐，饭后告予曰：“汝在胜年，宜戒骄戒躁”。予深聆受，归时常以此语记心中，盖予躁时固多，尤其对数百人三馆一故宫之事务纷乱杂沓，但仍遵师训，于不骄躁中写出《唐代贡举制度》一书。

向达师逝世十余年，予负为纪念向师而征集国内学人论文，专出一文集以纪念之，特请郑先生为题书签，并及序言，郑先生以八十高龄，屡次为书论文之书签，从不言烦，爱人之深，诚非泛泛者可比拟。

予在昆明读书时，文研所负责人学术权威人士，对下乡攻读之研究生，必招人其宅，享以盛餐。餐后告余曰：郑副所长不为文则已，为文则为他人所不能及者，当时所指之文，即《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二文具成于入滇后，一刊史语所集刊，一刊于北大国学季刊，其次为《〈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虽记成于一九四二年，实亦当时之著作。从此数著作，则知郑先生不仅通史学而且通音韵语言学，故罗常培师《〈恬盒语文论著甲集〉序》、及《悼念罗常培先生》二文，俱涉及语言、音韵问题，实际以上数文，俱用语言、音韵以证地望者。

早期又有《〈莲华庵书画集〉序》、《四川乐山(嘉定)重修凌云寺记拓本跋》,由此二文可证郑先生早年虽专攻明史，但写出以上二文，可证先生通“金石学”也。

先生一生中治明清史，虽然《探微集》后记云：“我五十岁以前，忙于生活，没有认真读书，五十岁全国解放，才能安心学习……今天的成果，只这样一点，真是惭愧之至”。先生一生中治学精神细致精微，如早期写成之《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一文，共分八段详论：清代以满洲表部族、满洲之部族与在元明时之地位、爱新觉罗得姓稽疑、氏族与旗籍、诸帝之血系、佟氏与汉人、清初通婚政策、选秀女之制。早年讲于西南联大文史会，刊于《清史探微》,但见之者极少。

其后所写《清初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二文，详论入关前之满族，并非氏族制或奴隶制，开始即进入封建制，不过仍有氏族与奴隶之残余制而已。

又详论《清代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有渔猎、祭告、祭堂子、丧葬、殉死、婚嫁、剃发、衣冠等八项，尤其从殉死制度，虽在关外太祖、太宗时有殉葬之后妃，嫔妾。但入关后即明令禁止之。至于《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详论内侍宦官，即后如李莲英之辈，亦有弹劾之，致有清一代内侍非如前代李唐时之握六军之郑注、李训之死，皇帝欲制而不能也。

《清史语解》一文，乃郑先生治清史多年收获而未公诸世者。后见陈寅恪师论《史乘胡名考证》之文，乃以多年习见满语十六条之要者，加以考释。《清史探微》虽亦印出，但读者少。今再刊印使治明、清史者，由此文可知与汉人不同之语言而其原意为何也。

予家世居辽西，祖籍汉军镶黄旗，三代祖又为固山额真，予父披甲当差，满名特彤阿。予外祖家为满军正红旗，译成汉姓为“敖”。传为八家满洲人，入京时从后宰门进，想即从景山公园前今博物院办公室之门入宫也。内为坤宁宫、乾清宫、左右六宫。非进午门，首见者办公地点之太和殿、保和殿等三殿也。郑先生之《清代的八旗和绿营兵》,即详论黄、白、红、蓝四旗及镶黄、白、红、蓝等八旗，蒙古、汉八旗，共二十四旗之制度，以及人关后招募之汉兵，即所谓绿营之由来。

清初功绩最高者为多尔衮。由一九三六——一九四○年郑先生写成四篇多尔衮论文。称皇父、墨尔根王、阿玛王、九王爷实则一人耳!先生于此考证详明，显解疑团。

《明史读校拾零》共四十余页，虽名为拾零，实以百衲本《明史》为主，与明历代《实录》、《明一统志》为主，《寰宇记》、《辽东志》、《礼记》、《汉书》等，互相校正得数百条，由洪武至崇祯，二百七十余年，能按年校正其不同之处，诚清代汉学家所少见者。《十三经注疏》固为汉学家集大成之作，史学有《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而专究明史，按年校释，郑先生外无他人焉。

近十年来，大谈丝绸之路。虽新疆考古者亦有发现，唐诗中亦有诗述及，但我心中实未决此疑难，觉得唐时安西都护府虽在中亚，但丝绸未必俱由中亚运出。今读郑先生《关于丝绸之路》一文，知班固送弟西域都护班超白素三百匹，又窦宪执政予班超杂彩各色丝绸七百匹，白素三百匹代买月氏马及苏合香、毛毡等。(见《太平御览》卷八一四、《全后汉文》卷二五)从此确信丝绸运出，已自汉时起，当然汉后中西交通更无疑矣!

《宋景诗起义文献初探》,详述宋景诗一生中事迹，实多根据清《文宗、穆宗实录》及《山东军兴纪略》、档案馆中之档案，始能清楚提出山东农民起义军，尤以黑旗军宋景诗为最壮。因而《清平县志》云：“部伍整齐，骑卒精健”。虽然降清但黄河北、大名东、济南西，此一地区仍为其驻防之地。

以上为予四十年中所了解郑先生之事迹。一九五二年以后，虽身居两地，但心向先生无时或已!其所能如此者，不只敬先生一生中深究明清史为他人所不及，尤敬先生为人谋而忠，与朋友交而信，待人以诚，处人以和。凡一后学，无不以此四者敬重先生。先生离开我们已近三年，仅书此短文，以缅怀先生。

转自：封越健、孙卫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