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人的这辈子，有时候就跟灶膛里那火一样，时旺时灭。旺的时候，火苗子舔得锅底通红，觉着自个儿能把天底下所有的菜都给炒了。
灭的时候，就剩一撮灰，风一吹就散了。高卫东在省机关大院的食堂里当学徒，就觉得自己是那撮快灭了的灰。
他每天最大的念想，就是能多吃个馒头，别饿着。他不晓得，他偷偷省下来，塞给锅炉房那个比他更像灰的老头的馒头，有一天，能把他心里那撮快灭了的火，给重新烧旺，烧得比谁都旺。
01
1982年，我在省机关大院的后勤食堂里当学徒。每天天不亮就得爬起来，闻着那股子呛人的油烟味，掂着那口比磨盘还沉的大铁锅，一干就是一整天。我那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啥时候能混出头，当上大师傅，正儿八经地站在灶台前，掌勺炒两个像样的菜。食堂这个地方，看着是做饭的，其实就是个小社会，人分三六九等，啥级别的领导吃啥灶，那都是明明白白，一点不能错的。我叫高卫东，农村出来的，没背景，也没啥文化，就凭着我爹传下来的一点做饭的手艺和一身的力气，在这儿混口饭吃。
食堂的主任姓孙，叫孙大海。人长得尖嘴猴腮，一双小眼睛总是骨碌碌地乱转，一看就是个精于算计的人。他每天不想着怎么把饭菜做好，就想着怎么从公家的油盐酱醋里头，克扣点油水下来。他最看不上我这种不爱说话，就知道闷着头干活的。他总把最脏最累的活派给我，比如刷那口能装下一个人，积了厚厚一层锅巴的大锅，还有掏那又臭又腻的地沟。我每天最舒坦的时候，反而是等所有人都开饭了以后，我一个人坐在冰冷的灶台边上，吃着大家挑剩下的菜根和碎肉，就着一碗刷锅的热水，呼噜呼噜地喝下去。
整个机关大院里，最被人瞧不起，最没人搭理的，大概就是锅炉房那个姓郑的老头了。他一个人负责烧全院的热水，整天弄得一身煤灰，也从来不跟人说话，沉默得像块石头。没人知道他叫啥名，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就知道他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被从不知道哪个大地方下放来看锅炉的。大院里的人，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都像是躲瘟神一样，绕着道走。孙主任更是把他当成了不要钱的使唤丫头，动不动就跑到锅炉房门口，叉着腰，指着郑老头的鼻子骂，让他去清理食堂门口那几个装满了馊饭剩菜的泔水桶。
郑老头很瘦，背有点驼，可他那身衣服，总是洗得干干净净。哪怕那身洗得已经发了白的蓝色工作服上，打满了补丁，也看不见一点油污。他吃饭，总是等所有人都打完了，快收摊了，才拿着个掉瓷的搪瓷碗，最后一个来。他也不打菜，就要两个馒头，然后就一个人蹲在食堂门口的台阶上，就着从锅炉房打来的一碗白开水，一口一口地往下咽。那背影，看着就让人心里头发酸。
我看着，心里头总觉得不得劲。我爹也是个厨子，他跟我说过，咱开灶做饭的人，手上要干净，心也要干净。不能让吃饭的人，在咱手里受了委屈。那天，等所有人都打完饭，孙主任也揣着手回办公室了。我偷偷地从锅里，盛了一勺还冒着热气的白菜炖豆腐，又从蒸笼里，拿了个白生生的大馒头，用我的脏围裙盖着，快步端到了锅炉房。
锅炉房里头又热又暗，空气里充满了煤灰和水蒸气的味道。郑老头正坐在一个小马扎上，对着熊熊燃烧的炉火发呆，火光把他的脸映得忽明忽暗。我把饭菜递到他面前，他愣了一下，那双因为年纪和煤灰而显得有些浑浊的眼睛，抬起来，看了我半天。他没说话，默默地接了过去，然后就坐在那里，一口菜，一口馒头，吃得很慢，也很干净，连碗底那点菜汤，都用馒头蘸着吃完了。
从那天起，这好像就成了我们俩之间一个不用说话的默契。只要轮到我当班，我都会偷偷地给他留一份热菜，多拿一个馒`头。我们之间还是没什么话，我送过去，他接过来。有时候，他会对-我点点头，算是谢过了。在这个人人都想踩着别人一脚往上爬的机关大院里，这偷偷送出去的一勺菜，一个馒头，成了我们俩之间唯一的，也是最温暖的联系。
02
孙主任那双贼一样的眼睛，很快就发现了我这种“偷吃偷拿”的行为。他没有当着食堂所有人的面说我，那样反倒显得他小气。他把我一个人叫到他那间墙壁上都挂着油污，油腻腻的办公室里。他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吃里扒外的败家子”，骂我“拿公家的东西，去拉拢那些牛鬼蛇神，思想有问题”。他罚我一个人，把食堂后面那三条又长又深的地沟，全都掏一遍。那地沟里，积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泔水和烂菜叶子，那味道，能把人活活熏死。
我一句话都没吭，也没给自己辩解。我默默地领了活，干了一整个下午，等我从地沟里爬出来的时候，全身上下，连头发丝里，都散发着一股让人作呕的酸臭味。可到了第二天，轮到我当班的时候，我还是照旧给郑老头留了饭。我不知道啥叫大道理，我就觉得，我做的没错。
郑老头好像也看出来了我的处境不太好。那天我送饭过去的时候，他第一次主动跟我说了话。他指着那个轰隆作响的锅炉炉膛里，时而烧得旺，时而变得弱的火，用他那沙哑的嗓子说：“小子，你看这炉子里的火。火太大了，锅里的东西，外面烧焦了，里面还是生的；火太小了，水烧不开，饭也蒸不熟。你做的那个活，炒菜，跟这烧火，是一个道理。都得用心去看，用脑子去想，什么时候该添柴，什么时候该抽风。”
我当时年纪小，没太明白他这话里的深意，就以为他是一个烧了一辈子锅炉的老头，随口说的一点经验。可是后来，我在后厨跟着大师傅学掌勺的时候，每次因为控制不好油温，把一锅好好的菜给炒糊了，或者炒生了，被大师傅骂得狗血淋头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郑老头跟我说的这句话。我开始慢慢地琢磨，原来颠勺的那点子力气，和控制锅里火候的本事，完全是两码事。颠勺是力气活，火候，那是脑子活。
从那以后，我们俩之间的话，渐渐地多了起来。他从来不问我家里的事，也从来不说他自己的过去。他就只跟我聊菜，聊做饭。他就像是一本活的菜谱，什么菜应该配什么料，什么季节应该吃什么，他都懂。有时候，他甚至能闻着我下班时，身上带回去的那点油烟味，就能准确地说出我今天在后厨炒了什么菜，甚至能说出我的哪个步骤没做对，哪个火候又过了头。
他教我，一道最简单，最大众的醋溜白菜，要想做得好吃，关键不在于醋，而在于糖。在最后快出锅的时候，放那么一小撮白糖，就能把醋的那股子酸味，提得特别鲜亮，而不是尖刻刺鼻。他教我，吊一锅好高汤，绝对不能用大火去滚，要用那种最小的，像蜡烛苗一样的小火，慢慢地煨着。让那些猪骨头、老母鸡里的油和胶质，像是人轻轻叹气一样，舒舒服服地，一丝一丝地，自己吐到汤里去。
我越是跟他聊，心里头就越是吃惊。他说的这些东西，都是那些大饭店里，老师傅压箱底的绝活，我们这个小小的机关食堂里的大师傅，都未必懂得这些。他一个烧锅炉的，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他那双手，虽然布满了黑色的煤灰和被炉火烫伤的疤痕，可那手指头的关节很长。他拿起那根又黑又粗的火钳，去拨弄炉火的姿态，稳得就像个拿了多年手术刀的老大夫。
孙主任对我的打压，变本加厉。他看我越是受大师傅的器重，就越是给我使绊子。他故意给我分最差的食材，那些烂掉半边的白菜，带着一股子腥臊味的冻肉。我有时候也觉得灰心，觉得在这个地方，手艺再好，也顶不上人家一句话。
那天，我又因为拿了一些品相不好的土豆，被孙主任当着所有人的面，狠狠地羞辱了一顿。晚上，我把饭菜送给郑老头的时候，情绪特别低落。郑老头看着我，把我手里的饭碗接过去，淡淡地说了一句：“菜烂了，根没烂，就能吃。人倒霉了，心没倒，就能活下去。你记住，越是烂的食材，就越是考验厨子的本事。能把一棵烂白菜，做出花来，那才是你自己的真功夫。”
这句话，就像一根干燥的柴火，把我心里头那团快要熄灭的火，又给重新点旺了。
03
时间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走到了1984年。省里头，要接待一个非常重要的，从国外来的外宾考察团。这个级别的宴请，按道理，是绝对轮不到我们这种小小的单位食堂来操办的。可也不知道上面是怎么想的，上头的领导指定要在大院里，搞一次“家常便宴”，说是要让外宾体验一下，最“原汁原味”的中国味道。
这一下，孙主任可来了精神。这可是一个在他那些顶头上司面前，好好露一回脸的绝佳机会。他把食堂里所有的人，都动员了起来，提前一个多星期，就开始研究菜单。可就在宴请的前一天，我们食堂里唯一能掌勺的大师傅，不知道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上吐下泻，被紧急送去了医院，医生说没个三五天，根本下不了床。
这下子，孙主任急得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在办公室里团团转。食堂里，除了那个病倒的大师傅，就数我高卫东的手艺还算过得去。可他一直都看我不顺眼，要是让我掌勺，立了功，这功劳不就得分我一半吗？他不甘心。他眼珠子一转，想出了一个毒计。
他把我叫到办公室，一反常态地，假惺惺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卫东啊，现在是组织上考验你的时候了。今天这顿重要的饭，就由你来做。但是，我得提醒你，考察团里头，有位外宾的口味非常特殊，吃不惯我们这边太油腻的东西。菜单上别的菜都好说，唯独这道‘开水白菜’，是上头的领导点名要的，你必须，一定，要给我做好了！”
我一听“开水白菜”这四个字，头皮都麻了。这可是川菜里头，最顶级，也最考验功夫的一道汤菜，工艺复杂得能吓死人。那汤，要用老母鸡、老鸭、云南的火腿、干贝这些顶级食材，反复地扫汤，吊汤，最后吊出来的汤，要清澈得像开水一样，能一眼望到底，可味道，却要醇厚鲜美到了极点。这道菜，别说我了，就是我们那个躺在医院里的大师傅，都未必敢接下来。
孙主任看我脸上露出了为难的表情，从他身后一个锁着的柜子里，拿出来一堆品相极差的食材。几只一看就是没养足月，瘦得皮包骨头的柴鸡，还有一块干巴巴的，闻着都有点哈喇味的火腿。他把这些东西，像扔垃圾一样，扔在了我的面前，说：“卫东啊，条件是艰苦了点，材料是有限了点，你多费心。做好了，你是头功。可要是做不好，出了问题，这个责任，也只能是你一个人来扛了。”
我看着面前那堆烂材料，心里头一片冰凉。我知道，他是故意要让我出丑，是想让我背这个黑锅，好把他自己给摘干净。
我几乎是带着一丝绝望，拿着那些连喂狗都嫌弃的烂食材，找到了锅炉房的郑老头。我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跟他一说。他听完，那双总是半眯着的眼睛，罕见地睁开了。他沉默了很久很久。然后，他走到锅炉房最里面的一个阴暗角落，从一堆破烂的杂物底下，翻出了一个用蓝布，包了好几层的小布包。
他把布包一层一层地打开，里面是一个黑乎乎的，看起来像是一块风干了的，奇丑无比的树根一样的东西。他从那东西上面，用力地掰下来一小块，递给了我。他说：“把这个东西，拿回去，磨成粉。在你那锅汤，最后一道工序，彻底吊清了之后，加进去。记住，只要一小撮，就足够了。”
我看着手里这块黑乎乎，闻着还有点怪味的东西，心里头直犯嘀咕。这玩意儿能吃吗？可现在这个情况，我也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了。我按照郑老头的指点，用那堆烂材料，在厨房里折腾了一整天。最后吊出来的那锅汤，虽然也算清澈，但那味道，始终是差了那么一点点鲜味。最后，我心一横，咬咬牙，把我磨好的那个黑疙瘩的粉末，撒了那么一小撮进去。奇迹，就在那一瞬间发生了。那锅汤的味道，瞬间就变得无比的鲜美，那种鲜，不是味精的干涩，是一种非常醇厚，非常有层次感的，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尝过的味道。
那天晚上的宴会，大获成功。特别是那道“开水白菜”，更是得到了那位身份重要的外宾的极高赞扬。孙主任在领导面前，笑得嘴都合不拢了，把所有的功劳，都毫不客气地揽在了他自己的身上。
宴会结束之后，我把剩下的那块黑疙瘩，偷偷地带回了我的宿舍。我总觉得，这东西，绝对不是什么普通的树根。我把它泡在水里，用一把小刷子，仔仔细细地清洗。当我把上面包裹着的那层陈年的污垢，全都刷干净了之后，看清楚了它的真实面目后，我震惊了，手一哆嗦，那东西差点掉在地上！
04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树根！
那是一块被烟火熏得漆黑，像是化石一样的，陈年的火腿的“滴油”！所谓的“滴油”，就是整只火腿最精华，风干年份最足的那个尖尖的部位。只有最顶级的，产自特定年份和特定产地的宣威火腿，经过至少三年的，恒温恒湿的发酵，才会形成这么一小块，如同琥珀一样，油脂和肉筋完美凝结的物质。这东西，在真正的厨师眼里，是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宝贝，是那些顶级大厨吊高汤时，才会小心翼翼用上一点的“秘密武器”！
更让我感到震惊，甚至有点害怕的，是在这块“滴油”的底部，不知道被什么人，用小刀，刻着两个已经有些模糊不清的，古朴的篆字：“博文”。
“博文”，这很显然，是一个人的名字。郑老头，一个在机关大院里烧锅炉的，怎么会有这种只有在传说中的御厨圈子里，才知道的顶级食材？还在这上面，刻着自己的私印？
我拿着那块火腿滴油，心里头像是翻江倒海一样，一晚上都没睡着。我第二天，就拿着那东西去找郑老头，想问个究竟。可他却像个没事人一样，还是那副沉默寡言，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的样子。他对我摆了摆手，说那不过是“老家带过来的一点不值钱的土特产”，让我别大惊小怪的。
我不敢再多问了。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郑老头的身份，绝对没有烧锅炉那么简单。在他的背后，肯定藏着一个巨大的，我无法想象的秘密。
那次宴会的成功，并没有给我高卫东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孙主任因为受到了领导的当众表扬，更加得意忘形。他一边像使唤牲口一样，把我当牛做马地使唤，一边又死死地防着我，生怕我哪一天抢了他的风头。
可是，我的心态，已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不再计较在食堂里的这点得失，因为我知道，我跟郑老头学的，是外面那些大饭店里，花多少钱都学不到的真本事。
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深入了。他不再只是跟我讲一些关于火候和调味的小技巧。他开始跟我讲“菜路”。他说，一个厨子，手上的手艺是根，可脑子里的思路，才是魂。淮扬菜的精细，鲁菜的大气，川菜的百变，粤菜的鲜活，他都能信手拈-来，讲得头头是道，比我们食堂那个半瓶子水的大师傅，不知道高明了多少倍。他甚至会跟我讲一些关于国宴的规矩，和菜品搭配的道理。比如，什么样的菜，要配什么样的瓷器；什么样的场合，上什么样的菜，这里头都有大学问。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那双总是半眯着的眼睛里，总是会放出一种光，一种不属于这个阴暗潮湿的锅炉房的光。然后，那光芒又会迅速地黯淡下去，他又变回那个沉默的，佝偻着背的烧火老头。
那块刻着“博文”二字的火腿滴油，我没再用过。我用油纸把它小心翼翼地包好，藏在了我床底下的一个上了锁的小铁盒子里。它就像是一个信物，一个连接着我和郑老头背后那个神秘世界的信物。我知道，我的命运，从我把那一勺白菜炖豆腐，递给他-的那天起，就已经开始，在悄悄地改变了。
05
时间就这么不紧不慢地，一天一天地走到了八十年代的末尾。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祖国的大地，我们这个古板保守的机关大院，也发生了不少的变化。大家的伙食标准提高了，食堂也重新翻新了一遍，换上了亮堂堂的白瓷砖。我的厨艺，在郑老头这几年的私下指点下，突飞猛进，早就成了这个食堂里，大家公认的“无冕之王”。孙主任虽然还挂着那个主任的头衔，可是在厨房里的事情上，他已经插不上什么手了。
可郑老头，还是那个郑老头。他还是守着他那个整天轰隆作响的锅炉，每天穿着一身打满了补丁的旧衣服，沉默地烧着水，清理着成堆的垃圾。岁月好像在他的身上停滞了，又好像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更深刻，更沉重的烙印。他变得越来越瘦，也越来越沉默了。
1989年的冬天，特别的冷。一天下午，一辆黑色的，擦得锃亮的“红旗”牌轿车，悄无声息地，开进了我们这个平时连一辆吉普车都很少见的机关大院。在那个年代，这种车，只有省里头那些最大的领导，才能坐。
那辆车，没有在大院的办公楼前停下，而是一路开到了最偏僻，最没人来的后勤区。最后，稳稳地停在了那间又黑又破的锅炉房的门口。
孙主任是第一个发现这辆不速之客的。他从他那间油腻腻的办公室里，一路小跑了出来，脸上堆满了谄媚的，菊花一样的笑容。他以为是省里哪位大领导，下来视察工作了。食堂里所有的人，也都好奇地，从窗户里探出头来，伸长了脖子观望着。
我也放下了手里沉重的炒勺，心里头，有一种说不出的，紧张的预感。
车上下来了两个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脸上没什么表情，看起来非常严肃的中年人。他们对那个满脸堆笑，点头哈腰地迎上来的孙主任，连看都没看一眼，径直地，走进了锅炉房。
过了大约有十分钟，锅炉房那扇破旧的木门，打开了。一个中年人先走了出来，他的手里，拿着一份文件。他径直地走到了孙主任的面前。
另一个中年人，则小心翼翼地，搀扶着郑老头，从锅炉房里走了出来。
所有人都愣住了。郑老头已经换掉了他那身满是煤灰的旧工服。他穿上了一套干净的，虽然有些旧，但看起来非常合身的蓝色卡其布干部服。他那总是被煤灰弄得乱糟糟的头发，也梳理得整整齐齐。他整个人，好像一下子就变了，变得挺拔了，也变得陌生了。
跟在他们身后的，还有两个人。他们抬着一个崭新的，看起来就很贵重的皮箱。他们当着所有人的面，打开了那个皮箱。皮箱里面，是一套崭新的，专门定制的白色厨师服，还有一整套，在灯光下闪着寒光的，德国进口的顶级厨刀。
孙主任被晾在一边，他伸长
了脖子，凑了过去，想看看那个中山装男人手里拿着的文件，到底写的是什么。那个男人没有理他，而是直接把一份盖着红色国徽大印的，用烫金的正式文件，递到了我们这个大院里，级别最高的，那位院领导的手里。
那位领导打开文件，只看了一眼，脸上的表情就瞬间凝固了。他震惊地看着面前的郑老头，张着嘴，半天都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