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的产生

禁忌自产生之日起，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笼罩着整个社会，人们自觉地遵守着禁忌的种种规定，“他们从来不去考虑其中的原因，或者提出任何怀疑。相反，他们屈服于这种禁忌就像它们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一样，同时深信任何对禁忌的破坏行为将导致自取惩罚。”

禁忌究竟因何而产生，近年来学者们针对这一问题有所探讨。江达智将禁忌的产生与宗教相联系，认为春秋战国时宗教禁忌产生的原因主要有自然崇拜、鬼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三个重要因素。自然崇拜方面，人们对自然现象的各种变化与人世间的事象相联系，反映到宗教观念上，势必对周围许多现象产生恐惧与禁忌；鬼神崇拜方面，人们主要通过祭祀取悦鬼神，以免除灾害；祖先崇拜方面，古人相信人死后灵魂不灭，因此对祖先的祭祀极为重视，除了求得福佑外，更大的原因是畏惧祖先因不悦而降灾于后人，故而借虔诚丰盛之礼，以求避祸邀福。

王光华认为禁忌在流传过程中没有鼎盛于相对落后、神性较浓的商周时期，而是盛行于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需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寻找原因。社会现实方面，是战国至于秦汉长期战乱以致民不聊生的现实苦难的反映；从思想根源的角度考虑，战国秦汉禁忌的形成是阴阳五行思想影响下统治者与术士大力推动的结果。

马新从六个方面分析了两汉禁忌形成的具体原因：一是源于王充所认为的“礼仪之禁”；二是因对异常的自然与生理现象的不解与恐惧而产生畏避意识；三是人们认识能力与水平的制约；四是生产与生活常识的归纳与总结；五是源于某种咎祸的比附与联想；六是由某一特定的咎祸推而广之，衍申、传播为禁忌民俗。

后贾艳红在马氏的基础上又归纳出因异常现象而引发的禁忌和因先人、圣人的忌日而引申为禁忌两个方面的成因。

胡迪《汉代禁忌探讨》一文总结汉代禁忌产生的原因亦不出马、贾二人的观点。

战国秦汉时期的禁忌固然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王氏之分析颇有道理。禁忌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但具体禁忌事象的产生却是偶然的。当某个偶然的行为与后果之间的联系被看成必然而为大众所广泛认可时，这种偶然的行为便具有了普遍的约束力，因此王氏指出人们的接受与传播才是禁忌产生的直接原因。

《论衡·辨祟篇》云：“世俗信祸祟，以为人之疾病死亡，及更患被罪，戮辱欢笑，皆有所犯。起功、移徙、祭祀、丧葬、行作、入官、嫁娶，不择吉日，不避岁、月，触鬼逢神，忌时相害。”

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所涉及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以及农林牧商等等，无处不受禁忌的制约。《辨祟篇》又载：“世人无愚智、贤不肖、人君布衣，皆畏惧信向，不敢抵犯。……人君惜其宫，人民爱其身，相随信之，不复狐疑。”⑥上至人君下至布衣，皆对禁忌深信不疑。在战国秦汉时期，按阴阳五行理论构建的月令还成为统治者施政的重要指导，甚至在一些法律条令中也掺杂了阴阳五行思想。

可见，禁忌已全面盛行于上层统治者与下层普通民众，且战国秦汉时期各地的禁忌习俗也大同小异。毫无疑问，战国秦汉时期禁忌已从上至下为人们所广泛接受与传播，这便是禁忌之风得以盛行的直接原因。但禁忌的产生并非某一种因素促成，而是受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禁忌民俗和其他民俗事象一样，决不是凭空产生的，任何禁忌民俗事象的生成都有其实实在在的各自不同的缘由。”

战国秦汉时期的禁忌主要表现为时日禁忌与方位禁忌，时间与方位本无吉凶之别，其吉凶色彩完全是被主观赋予的，错误地联想才是产生禁忌的根本原因。人们通过错误地联想，把彼此相似的两种东西看成是同一种东西，这种禁忌对象与禁忌结果之间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东西，不存在任何因果联系。人们将二者强行建立联系，并且相信只要不去做那类根据他对因果关系的错误理解而错误地相信会带来灾害的事情，禁忌的结果就不会发生。这样做，只能是以对不吉事物的自行回避，表示一种希冀，用来抚慰那颗怕遇风险的心。

有的禁忌因古史传说而产生。古史传说中的人物在古人心中的地位都是崇高且神圣的。古人往往将一些禁忌时日附会于古史人物或与古史人物有关的传说故事之上，人们因心生敬畏而不敢有所侵犯，故而采取避忌的方法，避开与这些人物或故事有关的时日。还有的禁忌根据生活生产经验而产生。有学者将来源于生产生活实践经验的禁忌叫做“经验禁忌”。这种禁忌本来是属于唯物主义范畴的，但人们却往往附之以死亡的后果或神秘的色彩，令人心生恐惧。如果抹去其神秘的色彩，它就能直接嬗变为生产、生活的合理规则和禁令。

人们虽然拥有一定的经验，但“人事中有一片广大的领域，非科学所能用武之地。它不能消除疾病和朽腐，也不能抵抗死亡。……不论已经昌明的或尚属原始的科学，它并不能完全支配机遇，消灭意外，及预测自然事变中偶然的遭遇。”

在客观环境中，总有一些意外事件会发生，这就使得人们无法完全摆脱恐惧，如此，禁忌便有了存在与传承的客观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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