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300多万日本人离开中国，三样东西不准带走，三样免费送

1945年8月18日凌晨，上海外白渡桥的灯火还没熄，成排日军俘虏正被宪兵押送向吴淞口的集结区。对于他们而言，长江口的咸湿空气意味着终点——也是回国的起点。彼时在中国大地滞留的日本人加起来超过三百万，既有军人，也有商社职员、农垦移民，外加被动跟随的朝鲜人和琉球人，人数之大，世界罕见。

要把这支庞杂队伍安全送走，国民政府不得不迅速拉起一整套临时体系。交通部负责船舶调度，海关总署负责检查，外交部对接盟军，警备司令部维持秩序，再加上红十字会和基督教青年会做后勤。几个月间，上海、青岛、天津、旅顺、广州五大港口像流水线一样日夜运作。有人形容那场景“像在给日本搬家”。

日方最担心的不是回国过程，而是报复。南京受降典礼后第二天，东京各大报纸同时引用蒋介石在电台里的五个字——“以德报怨”。“这不会是诱饵吧？”一名日军少佐低声问同伴。“先活着回家要紧。”同伴叹了口气。两人的对话只飘散在夜风里，却道出数百万日本人的忐忑。

集中管理谈不上舒适，但远比他们预想得宽容。每个收容所里都有临时厨房和医务室，伙食依照军标：大米、杂粮、少量肉类，南方沿海甚至每周两次鱼干。国民政府财政吃紧，却依然按月发生活费：华北区每人三千六百元法币，华东华南二千四百元，华中三千元。数字听着不小，可在恶性通胀面前，只够买几斤面粉。不过对战俘而言，这已是意外之喜。

当然，钱先从各地省府垫付，账本上注明“战俘后勤预支”，打算将来向日本索赔。计划最终泡汤——内战骤起，赔偿案不了了之，大笔支出就此蒸发。有人统计，仅上海一地一年就花出超过二十亿法币，相当于当地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遣返高峰出现在1945年11月至1946年10月。上船前要过三道关卡：身份核对、物品检查、医检隔离。最严格的是行李检查，有三样东西一律禁带。第一是武器弹药以及军犬，安全优先；第二是金银珠宝、贵金属和大宗艺术品，视作潜在赔偿或赃物；第三是各类军事或情报文件，从古籍抄本到机密报告，一页都不能带走。这些禁带物中，光长刀就收缴了八万多把，机关枪十二万挺，连军马都被没收七千余匹，集中拍卖或移交盟军。

与“禁止”并列的是“赠送”。港口检疫棚另一端，工作人员发放回国包，里头装着三样东西：钱、粮食、新衣。钱不多，每人折合二百日元，算是路费；粮是一袋三公斤大米，能维持一周；衣则按季节配发，有的发棉被，有的发夹克。此举并非单纯施舍，更是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的风度，同时也避免三百万饥民一回到濒临崩溃的日本就陷入更大动荡。

运力同样是一门学问。美国第七舰队负责骨干运输，隶属澳大利亚的“胜利号”商船队、英国登陆舰以及被日军改装的货轮一并出动。每艘船上限两千五百人，甲板上铺着席子，通风口被焊大，淡水箱加装滤网。卫生条件依旧粗糙，但较之太平洋战场时的“死亡运输船”已大为改观。

值得一提的是，东北地区的遣返另有分歧。该地由苏军占领，国民政府人员难以介入，苏方则优先运走了可用的技术人员和工匠，作为战利品。直到1946年4月中国与苏联成立联络小组，东北日侨才开始大规模南下，再转运本土。不同势力间的拉锯，令遣返工作变得更像一场多国博弈。

百万侨民陆续离港，日本国内却物资奇缺，黑市粮价飞涨。中国方面递来的那袋大米成了许多回乡者的救命粮。日本厚生省后来的调查显示，1946年冬天因营养不良死亡的返国者为零——国民政府的那三样“见面礼”功不可没。反观“不准带走”的三类物品，则成为后来审判战犯、追索赔偿的重要证据和筹码。

从成本角度看，中国确实“赔了”。但当时国民政府外交部给出的理由直白——为了在联合国战争罪行裁判中占据道义高地，也为了向美国争取更多援助。这种权衡并非纯粹出于仁慈，更关乎现实政治与国际形象。更微妙的是，宽大政策在日本民间发酵后，部分商界开始重新评估战后对华贸易，间接为十年后的两国民间往来埋下伏笔。

遗憾的是，这套“以德报怨”的战略本身没有转化成持久的财政支持。内战迅速吞噬了前线与后方的粮食、资金和人力，集中所刚撤完就改作兵站，运兵船替代了撤侨船。历史再次证明，政治选择往往带着高昂成本，却不一定立刻看到收益。

1946年11月上旬，最后一批一千三百八十四名日本人从广州搭船离开，中国境内日本侨民至此清零。这批人每人同样带着饭袋、路费和新衣，也同样被没收了禁带物。后勤官员在码头记录本上写下一句话：“任务结束。”简单四字，给一年多的庞大行动画下句点。

三百万日本人得以平安离境，背后是巨额花费、复杂博弈和政治算计。有人说，这是胜利者的胸襟；也有人说，是战火中不得已的现实交易。但无论评价如何，那三样禁止与三样赠送，已经成为二战后东亚格局重组时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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